工作应归于幸福的因素内，还是归于不幸福的因素内，仍是一大疑问。的确，有许多工作是极令人厌倦的，过度的工作是一件痛苦的事。然而在我看来，只要工作量不过分，即便最枯燥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比闲着无事要好受些。工作有各种等级，从单为解闷的直到最深刻的欢乐，视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者的能力而定。绝大多数人必须从事的绝大多数工作，本身乏味无聊，但这类工作也有一定的益处。首先，一个人无需决定做什么，工作可以让他消磨一天的好多时间。
有许多人，在他们可以自由支配其闲暇时，他们竟然想不出什么事是快活的。不管他们决定做什么，他们总感到一定有别的更快活的事情，这使他们苦恼不堪。能明智地充实空闲时间是文明的最后产物，而目前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一程度。
另外，选择本身也是很费劲的。除了富有创意的人，一般人总喜欢由别人告诉他一天中的每个小时该做些什么，只要这些命令不是太让人感到不快而受不了。富人们可以在非洲猎射猛兽，或环游世界，以减轻这一感觉，但这类惊人之举是有限的，特别是在青春年华流逝之后。于是比较聪明的富翁便埋头工作，就像他是穷人一样，而有钱的女人，大多忙于难以计数的琐碎小事，她们对其惊天动地的重要性信以为真。
工作之所以为人们所需，首先是作为减除烦闷的手段，因为一个人在乏味但又必须从事工作中所感到的烦闷，与他无所事事、不知如何打发夜晚时所感到的烦闷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与工作的这一种益处相关的另一种益处是：它使来日的假期变得分外香甜。只要一个人没有因过度的工作而大伤元气，那么在其自由的时间内，他一定会比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有着更加旺盛的兴致。
大多数有报酬的工作和部分无报酬的工作所具有的第二个益处是：它给予人们获取成功和展露雄心的机会。在大多数工作中，成功是靠收入来衡量的，而且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下去，这就是无法避免的。只有遇到最优秀的工作，这种衡量方法才会失去用处。人们想增加自己收入的愿望，其实就是想获得成功的愿望，想以较多的收入来获得额外安适的愿望。
不管工作是多么索然寡味，只要它是建立名声的手段，就变得可以忍受了。名声的持续是长久幸福的最根本的成分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主要是在工作中得以实现的。在这方面，那些终生忙于家务的女人，比男子或在外工作的女子要不幸得多。家庭妇女没有工资收入，缺乏改善自身的手段，其丈夫认为她命该如此，他并不看重她的家庭工作，只是赏识她的别的优点。
当然，如果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把房间和花园搞得漂漂亮亮的，让左邻右舍羡慕不已，这种女人却相当少，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家庭工作所给予的快乐，远不如其他工作给予男人和职业女子的欢乐。
多数工作能给予人们消磨时间和施展抱负的快乐，这一快乐能使工作乏味的人比没有工作的人幸福得多。然而，如果是一件有趣的工作，那么它便能给人们一种更为高级的快乐，而不仅仅是解闷。
有两大因素使工作变得有趣：一是技巧的运用，二是建设性。
凡是具有某项特殊技能的人，总是想大展身手，直到它失去新鲜感，或不再有任何进展为止。这种动机始于幼年：一个能竖蜻蜓的男孩，总不愿意好端端地站着。许多工作所给予的乐趣，与技巧游戏所产生的乐趣相同。律师或政治家的工作，如同打桥牌一样，一定包含了美妙的乐趣。当然，这不但包括技巧的运用，而且还有与高明对手的斗智。
即便没有这种竞争的成分在内，单是这些绝技的施展也足以大快人心。一个能在飞机上表演特技的人会感到莫大的快乐，甚至甘冒生命之险。虽说工作环境艰苦，但一个干练的外科医生依旧能从其异常精确的手术中得到满足。相同的乐趣得自于许多不显眼的工作，不过强度略低一些。甚至水管工也喜欢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心理满足。
技术性的工作都可以令人愉快，只要需求的技术变化不断，或者能加以不断地完善。倘若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当一个人的技巧完善无缺时，便不复有趣了。一个三英里的长跑运动员，一旦过了破其记录的年龄，就再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乐趣。幸好在众多的工作内，新的情况需要新的技术，于是一个人便能不断地、不同程度地加以完善，直至中年。在某些技术性的工作中，如政治类的，工作者的最佳年龄似乎在六十至七十岁之间，因为这类职业至关重要的是具备广博的阅历。因此，成功的政治家们在七十岁时常比同龄人更幸福。他们的惟一竞争者是那些大企业家们。
最佳的工作还具有另一种成分，作为幸福的一处源头，它比技巧的运用更为重要，这便是建设性。在某些工作中，当事情完成的时候，会留下类似纪念碑的东西。
以下述标准来区分建设和破坏的差别。在建设中，事情的原始状态是较杂乱无章的，而其最终状态却体现了一种目标。在破坏中，情形正相反，事情的原始状态体现了一种目标，而其最终状态却驳杂狼藉，即：破坏者的所有愿望在于造成一种不体现某个目标的事态。这个标准可用于最刻板、最显著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和拆毁。建造一幢房屋的过程，人们执行着早先制订的计划，而在拆除的过程中，没有人能断言，那些材料在拆毁之后会呈现什么状态。
建设之前的破坏自然是必要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整体建设的一部分。一个人往往从事意在破坏的活动，根本没想到随之而来的建设。他常常对自己隐瞒了这一真相，而认为他之所以破旧是为了立新，如果这是一种藉口，人们也不难拆穿它，你只消问问他接下来将建造什么。在这一话题上，他必定是含糊其词、有气无力的，而对于先前的破坏，他却说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不少革命之徒、好战分子和其他暴力鼓吹者，都是如此。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受着仇恨的鼓动，破坏是他们真实的意图，至于破坏之后该做些什么，他们并不关心。
我不否认，破坏同建设一样，存在着快乐。这是一种更为狂暴的快乐，或许在那一瞬间更为强烈，然而它却不能给予人们深深的满足，因为那种结局，几乎没有什么令人快慰的。你杀死你的敌人后，便无事可干了，因胜利而感到的快意便也很快地消退。相反，建设工作完成时，人们会久久地凝望着它，欣喜不已，而且这工作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你可以不断地加以完善，不致无所事事。
最令人满意的计划，能使人取得一个接一个的成功，而不会走进死胡同，就此而言，建设才是幸福的更茂盛的源泉。更确切地说，人们在建设中得到的满足，远大于在破坏中得到的满足，因为一旦你内心充满了仇恨，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在建设中轻而易举地获得快乐。
同时，几乎没有别的事情能像做一件建设工作那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
伟大的建设性事业所给予的乐趣是人生所能奉献的最大的快慰之一，虽然这种卓绝超群的欢乐仅为不同凡俗的人所享受。因出色地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而获得的幸福，是不可能被剥夺的，除非这项工作最终被证明是低劣的。这类快乐具有不同的形式。一个人依靠灌溉规划而使荒地变成绿洲，这就是快乐。创建一个组织或许是项重要无比的工作，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亦不例外，有少数政治家为此奉献了其毕生的精力，列宁便是超群绝伦的榜样。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艺术家和科学家。莎士比亚对诗作如此评价：“只要人们还活着，眼睛还能看，这诗便不会死去。”这种想法无疑使他在不幸中感到宽慰。在其十四行诗里，他强调，对朋友的思念使他和生活重归于好，但我不得不怀疑，比起那位朋友，这些他写给朋友的十四行诗更富有成效。大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做的工作本身就令人愉快，他们从事这一工作，便准能获得宝贵敬重，它给予他们最基本的权力，即控制人们思想和感情的权力。他们也有最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好。人们会以为，这种种幸运的因素结合起来一定足以使任何人都幸福，但事实并非如此。
以米开朗基罗为例，便很不幸，而且他声称如果不是非得还清那些穷亲戚们的债务，他决不愿费什么精神去创作艺术品。虽说并不总是如此，但创造伟大艺术品的力量往往与气质上的忧伤相连，若非为了其工作的欢乐，这种极大的忧伤足以使艺术家走上自杀的道路。我们不能断言，了不起的工作就一定会使人幸福，而只可以说它可以减少一个人的不快乐。科学家可不像艺术家，其气质上的忧伤远远少得多，总的说来，从事伟大科学工作的人是幸福的，其幸福主要来自工作。
当今知识分子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在于，绝大多数特别是那些怀才不遇的人，只得受雇于由庸人、外行把持的富有公司，被迫制作那些荒诞无聊的毒物。如果你去问英国或美国的记者，他们是否信仰他们为之奔忙的报纸政策，你会发现只有少数人是这样，其余的人都是为生计所迫，而将其技能出卖给他们认为有害无益的种种工作。
这类工作决不会予人以真正的快乐，而且当一个人出于无奈而勉强做这种工作的时候，他会变得玩世不恭，不再从其他任何事情中获得满足。但我们不能贬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因为这比忍饥挨饿要好得多，不过我还是以为，只要有可能从事一项具建设性冲动的工作而不致露宿街头，最好还是从其自身幸福的角度去作选择，撇弃那种报酬高，但本身又不值得去做的工作。
没有了自尊，便决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而将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耻的人简直没有了自尊。
在现实生活中，建设性工作所带来的快乐是少数人所特有的享受，然而这少数人可能为数并不少。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这一点，其他一切认为自己工作有益且需要相当技巧的人均有同感。抚养孩子是一件能予人以极大欢乐的，艰难而富于建设性的工作。凡是取得这一成就的女人都能感到，由于她辛勤操劳，世界才包含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否则，就不会有那种东西。
人类在将其各自的生活视为一个整体的倾向上差别甚大。对有些人来说，这一看法是很自然的，并且能相当快乐地这么做是幸福的关键。在另一些人眼里，生活便是一串并不相关的事件，缺乏统一性，其运动也没有方向。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易获得幸福，因为前者能逐渐创造出从中得到满足和自尊的环境，而后者只会听从命运的安排，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港口。
视人生为一整体，不仅是智慧的，而且也是真正道德的重要部分，是教育极力倡导的内容之一。始终如一的目标不一定使生活幸福，但它几乎是幸福生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种目标，主要体现在工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