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二哥像往年一样把大喇叭接到房子外面，两座房子一边一个，中间架着高高的电线，和录音机连着，放上磁带，悠扬的歌声飘进屋里，飘荡在我家周围，飘向遥远的地方，坐在屋里，我沉醉了。
又快过年了，我感慨道！
什么时候二哥开始搞这一套的呢？我有一丝迷糊。
从小二哥就随了爸爸的天分，手很巧，关于机械的，关于电的，关于各种维修的，手到擒来。二哥下学没多久，没人教，自己就摸索着会开了拖拉机，开的还很好，家里就借钱买了一台，他就跟着大人们开着拖拉机搞起了运输，还完帐，家里日子就宽松了一些。
前年冬天，哥哥和另外两个人开着我家的拖拉机往黄骅运钢筋。后半夜，换成另一个人开车，我哥哥在车斗钢筋上休息，不知怎么回事，车就翻了，翻进路旁的沟里。那俩人没啥事，当时拍拍身上土，检查了一下，身体无碍；钢筋却把我二哥结实压在下面，上万斤的钢筋呀！第二天拉回到老家市里医院治疗。
听到信的人都说完了完了，那么好那么俊的小伙子，不死就得残了。我也忧心忡忡，担心哥哥的安危。霞姐哭红了眼睛，嚷着要去看哥哥，大人们拉住了，劝慰着。大哥在市里处理一切相关事务。
晚上有回村的人捎回消息，腿骨折了，其它没有大碍，我们将信将疑，那么重的钢筋压在身上呀！也都真希望没有大碍，全家人在忐忑中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霞姐的妈妈就过来说，霞姐天一刚蒙蒙亮，就骑车去了市里，妈妈叹了一口气。亲家俩互相宽慰了宽慰。妈妈不允许我去医院，说我去了也帮不上忙，强迫着我回了学校。在学校里，我的心就跟长了草一样，祈祷着二哥没事，过了三天，周六一放学，我就飞快地骑车回家。
一进里屋门，就看到二哥躺在炕上，脸色有些白。
我强忍着眼泪凑上前，怯懦着：“二哥，没事吧。”
二哥假装轻松地对我笑了笑。
我看到霞姐坐在二哥身旁，照顾他。
我退到外面，屋子外面院里一群人正大锅做饭，原来今天刚送回来，准备请帮忙的人们吃饭。霞姐这几天一直在医院陪着，还真是只是腿骨折，其他没什么大碍，伤筋动骨一百天，怎么也得在炕上呆几个月了。
人们都说庆幸，说我二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后福难道就在这里，我喃喃自语道。
早晨得空我问出了姐姐的疑惑，爸爸妈妈说之前实在没办法，这次正好是个机会，二哥凭那次住院证明办的残疾才行的。我也没再细究，事实结果如此了，还是接着往前走吧。
我抬头往窗户外面看去，看到二哥和霞姐站在院里悄声交谈，二哥不时地点头，好像要保证着什么，霞姐眼睛红红的，热切地看着二哥。
我静静地看着看着。
呆了一会，他们就恢复了甜蜜，朝后房走去，我二哥住在后房。二哥的屋子就像维修车间，附近邻居们都会把需要修理的杂七杂八拿给哥哥，哥哥老好人似的在干活之余抽时间给弄好，一声谢谢就是报酬。有时我也觉得邻居们太不拿二哥当外人了，二哥却每次都嘻嘻哈哈地还是接过来，霞霞姐也不反对甚至支持他这样做，说总比干别的强呀！是呀，总比抽烟喝酒玩牌打架惹是生非强得多，所以我二哥的人缘在村里特别好，也算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了。
二哥心细如丝也敏感如丝，他小时候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跟爷爷奶奶的感情很深。
二哥对妈妈的辛苦深深看在眼里，一觉得自己长大了能帮助妈妈了就决然地不上学了，谁劝都没用，我对此也很沮丧，其实二哥脑子瓜特好使，学习也一直不错，大家都为他可惜。家里那时绝对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毕竟爸爸大哥在外工作，家里还是可以支撑我们三个上学的，爸爸妈妈也更希望我们都考出去，像大哥那样，虽然肯定会再辛苦几年，但毕竟那样对我们个人前途更好一些，也会更长远一些。
我是这种结果的受益者，家里日子毕竟宽松些，家里也有一个长劳力了，我可以少干一些活，但我内心不太赞同二哥这种做法。如果没有这种学习能力和条件，那内心无悔地放弃，是没有遗憾的，但是明明有这种能力和条件，却这样就放弃了，选择了一条在当时看来肯定以后更多体力的农民工作，我认为是不理智的。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呀！
在当时普通农民——可不指那些有权力的农村干部家庭——改变命运基本上只有中考高考一条路。那时中考时中专分数远远高于高中线，我记忆中我们那届初三前几名有考上公安专科和化工专科的，让大家很是羡慕。
隐约记得我们高中时参与一次在全县范围内招一名男飞行员事件，好像还是因为当年正好飞行大队领导里有我们县一个老乡，千载难逢的机会引得男生们兴奋参与，最后好像是县中的我们村的一名男生拔得头筹，其余的全当了陪练。
每年全村每年几个当兵名额，当带班老师等等，基本上也与我们这普通人家的孩子无缘。
读书考出去，分配工作，吃上商品粮，就此脱离农村；否则，只能回家当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的靠体力吃饭的农民。
靠体力吃饭也需要本钱的，首先得身体壮吧，还得肯吃苦吧。
地里的麦子可是人们在夏天灼热的日头下弯着腰用镰刀一根一根割得，打好了一捆一捆地叉上车，用推车一车一车拉回来的，用碾子一场一场压的，用袋子一袋一袋地搬回家的；要是赶上连阴天，人们就只能绝望地看着麦子在地里，在场里发芽。
玉米地——我们俗称棒子地，禾苗时是靠人在炎热的日头下间苗，一遍一遍除掉杂草的；秋收时的玉米是靠人们钻进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一个槌一个槌的掰下来的，一筐一筐搬上车；玉米杆是用镰刀一颗一颗砍下来的，一捆一捆搬上车；全都是一车一车拉回家的；倒在院子里的玉米像小山一样高，还需要一个一个掰掉玉米皮；放进用高粱杆围成的高高站子里；有空就用装一簸箩用戳子打头阵用双手配合着把玉米粒从玉米瓤子上搓下来；再一麻袋一麻袋放好。
幸好我是最小的，虽然我是家里最丑的——丑到我小时候，我奶奶每次带我出去都没人逗我，弄得奶奶特别丧气——但是全家人都很疼我。每年我都兴奋地豪气冲天地参与麦收和秋收这两场战役，但不到半天我就败下阵来，就专司后勤了，给大家送送饭送送水，翻翻场，看看家了。
每次奔走在家里，场里，地里看到热火朝天忙碌不堪的战斗场面，我觉得我以后不应该这样生活，怎样生活呢？我并不知道。
我爸爸是独生子，因此没有堂兄堂姐，姑家表哥表姐作参照。
我妈妈姐妹六个兄弟一个，全部在或远或近的村庄务农。
我大姨夫是民办老师，大姨家的大表哥二表哥都很瘦小，可是经过几年的复读俩人先后考上中专，一名成了光荣的骨科男护士，一名成了光荣的中职教师，全部安家在市里，人们从最初的不屑变成了尊重。大姨家大表姐和姐姐同岁，也是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回家务农，现在也当了妈妈，二表姐高中毕业后正在村里教书。
三姨家对读书一般，两个表姐两个表哥长的都很高大，全都早早下学回家务农。家里劳力多，三姨的日子过得很是舒服。
四姨家条件好，大表哥是整个家族里最早的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在四川四年大学毕业后，把成都姑娘——大表嫂拐到老家省会石家庄安了家。二表哥和四姨夫做着买卖——买卖可一般是家传的哦。
其他的孩子太小没法参考。
那时“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是梦想生活的标准，“二十年来相会”就是最流行的流行歌曲，“迈进二十一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我们的憧憬。
二十年后我会怎样呢？我也不停地想象着各种可能，却没有一种是在家里务农，那也是农村小女孩的憧憬吧！那就“二十年后再相会吧”。
“你二哥呢，得上村里接爷爷去了。”妈妈闯进屋里说。
爷爷奶奶主要因为“生意关系”一直住在村中老宅里，爷爷修了一辈子自行车，也是村里响当当的手艺人，挂在墙头上的车圈就是招牌。
老宅是泥屋顶的土坯房，每年夏天雨季前，泥房顶就让我们几个疲惫不堪。先拉几车黄土堆在院子里。选个好天，把土扒拉一圈，圈里按比例放些麦秸，倒上水，和土和成草泥。用铁锨锄到桶里，手里提着桶，颤颤巍巍爬上搭到房顶的梯子，倒到泥房顶的哥哥们身边。周而复始焉，最终哥哥们泥好整个三间房顶，天也就黑了，当然我其中会偷懒数次。
那时天气真好，除了阴天下雨，天总是放晴，空气非常干爽。，天空总是蔚蓝的，天空中总是飘荡着白白的各种形状的云彩，朝霞，晚霞，彩虹不时点缀着天空。几个好天，房顶就干透了，这一年就不用担心漏雨了。
爷爷都快八十了，还坚持修自行车呢，真是老当益壮呀！
“我去吧，正好去趟萍萍家。”我急忙答道。
“行，也别光顾着说话，早点把爷爷奶奶接过来，天黑了，路就不好走了。”妈妈嘱咐着。
我穿上外套，不再是以前冬天的标配——厚或薄的棉袄和棉裤外罩已变旧的过年时缝制的新衣，出了门，路过后房时看到二哥和霞姐在屋里忙着。
二哥是有福的，霞姐总是和他同心同德。那次受伤，他们刚刚订婚不久，二哥下不来炕的几个月，都是霞姐照顾二哥，村里人都说多好的一对呀！霞姐和我生日相同，仅仅比我大一岁，脾气很柔和，本来准备二哥一到岁数就领结婚证，成立小家庭的。
这次转户口对他们俩是福还是祸呢？我心里不禁问道。二哥不去北京，那会变成心底永远的痛，二哥去北京，霞姐何去何从呢?那时因为户口或两地分居而离婚的不是稀罕事件，更何况那仅仅是在乡里或县里或市里工作呢，这次可是去北京——中国的首都，中国的心脏，中国最大的城市。
我很想告诉她们高家园的情况——那样的租来的房子，周围那样的环境——，我却没有那样做，只是轻轻地走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