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混乱之后建立的宋朝，从开始就国力衰弱，再加以政治上的若干失败举措，尤其是兵制上的失败，导致国力从未恢复到能有效地征服甚至抵御外族侵袭的状态。在宋代，北方的辽、西夏和金、蒙古都先后强大而势不可当。宋太宗曾多次大举征辽，均以失败告终。公元1004年，辽南侵中原，直达澶洲，朝廷大慌，寇准力劝真宗亲征，最终双方签订澶渊之盟。此后宋辽长期共存一百二十多年。辽的危机暂时缓解之后不到三十年，西夏的威胁又起，宋和西夏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九十年，宋朝国力由此极大地损耗，始终无法强盛起来；辽国衰落的时候，女真所建立的金国又开始强大起来。起初，宋朝竟然联合金国攻灭辽国，试图远交近攻来彻底解除辽的威胁。事实上，金人显而易见的企图在公元1125年征服辽国之后就完全暴露，此年，金兵挥师南下，此后不久即发生靖康之耻。由此，宋政权再赴西晋后尘，南宋长期偏安一百五十二年，终为后来的蒙古侵灭，至此，中国完全陷于外族统治。
事实上元代以前蒙古人的善战，是令世界震惊而不能及的。蒙古在占领中原之前，已经横征亚欧大陆，所向披靡，锐不可当。据有关资料记载，元世祖时，蒙古人口总数不过百万之多，征服波斯时兵力不到二十四万。蒙古灭金之后，于公元1218年西征，到公元1225年结束，先后征服了花剌子模、波斯等国；公元1235年，蒙古第二次西征，完全征服了俄罗斯；公元1241年，蒙古军队进攻东欧，直达维也纳多瑙河流域，欧洲震怖；公元1258年，中东地区全部被蒙古征服，此后才开始专一侵征南宋。蒙古侵征南宋遇到了极大困难，一方面是由于复杂的地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所遇到抵抗最为激烈。元军采取大迂回包抄的方式，从西北攻入，转向西南，再由南而北进攻，期间因为元宪宗蒙哥在南征中死亡而暂时与南宋政府媾和（公元1259年）。直到公元1274年，元军再度南征，并于两年后攻陷临安，俘获南宋恭宗。
鉴于对国力的充分估计，明朝长期坚持非常保守的对外政策，在对周边关系的处理上相当谨慎。明太祖时，漠北的蒙族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因此，明政府同时采取主动攻击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政策。自太祖起，曾多次远征漠北，并修筑从鸭绿江到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派重兵防守，全部驻军达九十万之多；采取屯垦的政策，长期维持北方疆域的战略防御。为了保.证大量的兵源，明朝采取世兵制度，所有军官士兵皆为世袭制。明朝虽然多次主动向漠北出击，其中以明成祖的五次亲征收效最大，但是仍没有消除蒙古族的威胁，“土木之变”几乎使明政权灭亡。所赖在公元1571年，张居正通过外交手段与蒙古族达成和解。作为一个内向非竞争性国家，明朝除了积极进行对外防御之外，不再向外扩张，甚至海上也采取了封锁政策。海禁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明代，海上的外患已经比较严重了，倭寇屡次侵袭沿海地区，由于海防御坚固，没有酿成大祸。成祖时不仅解除了海禁，而且使郑和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足以表明海权已有相当发展，但是这种海上开放的状态不久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
随着明代中期政治的不断腐化，军事也日益萎缩，而此时另一个边地少数民族满族，也就是历史上的女真族则正在快速崛起。女真金国为蒙古消灭后依然散居在东北地区，明代后期，努尔哈赤开始逐渐合并女真各部，并在公元1587年建立了女真国，但是仍为明朝所统治。1608年，努尔哈赤和明朝订立了边界盟誓，承认明朝为中央政府，而其自身则为明朝守疆。17世纪初，女真国强大起来后逐渐开始将注意力向中原明朝集中，公元1618年4月，努尔哈赤向明政府宣战，并最终获得胜利，占领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地，7月开始进攻清河城，最终清河失守。连续的战败使明政府开始紧张起来，主战的呼声也非常高涨，于是明政府决定东征讨伐努尔哈赤，于是发生了萨尔浒大战。这次远东大战，明政府准备的时间相当长，前后经历十个月，于公元1619年2月才开始出征。在大雪之后，明军兵分四路进军，由杨镐总负责。本来大雪天气，气候恶劣不宜盲目出征，但是政府一再催促，于是明军并分四路，显然是试图凭借兵力优势分兵然后合围，而努尔哈赤则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双方于3月开始相遇，首先西路由山海关杜松率领的两万多人到达萨尔浒，并进一步分兵，一部分在萨尔浒驻扎，另一部分由其亲率，抵达吉林崖向界凡城进攻，行军途中就遭到敌军伏击，退回到萨尔浒营地。但是不久，努尔哈赤就攻破了萨尔浒明军大营，明军溃散，杜松战死。接下来努尔哈赤先后击破了北路和东路等相互无法呼应的明军，南路军未及出击，即被杨镐昭回。萨尔浒战争结束，明军失败。萨尔浒战争失败，对于明朝来说，虽然在军力，财力物力上没有受到重大创伤，但是政府的心理却严重受挫，辽沈地区的居民更是纷纷迁移逃走，此后，努尔哈赤更是公开使用“后金”国号。而明朝政府则被称为“南朝”。明朝政府对辽东地区开始重新部署，先后派出熊廷弼、袁应泰、孙承宗、袁崇焕等良将，终因朝廷昏聩、政治腐败而不能发挥长期的积极作用，其中熊廷弼、袁崇焕更是由于被诬陷而被明政府处死。明朝末年，面临国内严重的饥荒，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政治更是黑暗腐败到无法收拾。李自成攻陷北京之后，由于政治上的一系列原因，明辽东总兵吴三桂终引清兵入关，不久后，中国再次完全被少数民族统治。
近代中国的对外战争呈现出新的复杂性，尽管明代开始，海上外患巳经比较严重，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明朝海上力量发展实际上已经比较可观，但是自清的近代，中国的外敌已经不是原先的那种对手，热兵器时代已经来临。面对更猛烈的战争武器和装备，落后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次经受了长达百年的外侮。
“安内与攘外”
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已经完全呈现出其鲜明特征：通过暴力战争或者政治经济文化等和平手段进行交流，最终形成完全敞开的统一世界。人类善于将任何一个独立于自己的外部世界看做潜在的或者事实上的威胁，即使在今天，民族、国家依然是一个明确标志外部世界存在的概念，而全球化巳经将这些概念大大弱化。
民族是自然生成的，而国家的诞生和建立，从根本上是人类社会秩序化和人际关系权力化的结果。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定义表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只是在阶级社会存在，事实上国家存在作为统治工具只是一个方面，它的更为核心的要义是建立一个世界，这个独立的世界将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严格地区分开来。自国家建立，其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一直是并行存在不可分割的，统治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国家的职能表面上看似乎主要是实践其对内的政治功能。在人类秩序社会中，阶级的存在首先是权力关系的根本外在体现，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之上，不断地派生相应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的内容，而这种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发生表面的变化，和经济文化相互作用，最终成为实现权力转化的各种途径。
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人类社会内在机体一直在进行着各种活动，这种独立于人类理性之外的客观的诉求导致人类集体实际上并不能一贯地理性控制自身的行为实践。在这一点上，任何民族都未曾避免。
文明社会的机体总是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和外部条件下发生严重的病变，这种病变也许导致机体整体的猝然死亡，也许因此成为外部世界乘机攻击的重要机遇。这种客观的事实至少表明一个一贯的特征：有内忧必有外患。也就是说，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对国家政权来说，总是同时面临着“安内和攘外”的同步危机和政治任务。这种具有明确事实体现的历史实践活动事实上表明了权力主体对各种不平衡发展的社会矛盾的转移、化解和利用，但是这种实践也当然地对权力主体构成严重的威胁。内部的动乱完全可能是各种矛盾发展的总和表现，而其政治的、伦理道德的病源往往在权力主体的内部产生，中国历史话语中往往概括为“乱自上作”。
社会权力在现有秩序下的不平衡支配发展到极端，往往导致权力实践的无效，进而引发社会机体无法维持自身的正常工作机能。这些病变常常引起社会阶层群体的各种破坏和颠覆现有政治权力秩序的实践活动，统治者习惯于称之为“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这种“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在最初似乎毫不起眼，在社会生存资源比较匮乏的情况下表现为对财富的“暴力抢夺”。事实上在中国农业生活中，农民的财富积累非常缓慢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因此，“有组织的暴力犯罪”至少表明社会财富的损失的严重不利于机体正常运转和集中。众所周知，这种财富的集中在古代社会往往发生在与权力和统治关系密切的社会阶层中，即“不患寡而患不均”。据此，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理想便成为“均”，“均贫富”也因此往往成为最响亮有力的革命口号，因此，“有组织的暴力犯罪”活动最终往往演变为对现有政治权力秩序的颠覆。
掠夺生存资源、颠覆政治权力秩序和取代权力实践主体是人类战争长期以来最主要的表征性动机之一，战争表明了相当一部分人生存诉求的迫切，同时又破坏着生存。战争作为人类最残酷的暴力活动，其功利性诉求直接地表现为对生存资源和生存权利的争夺，这一点在内部和外部均无一例外。国家内部的战争（简称“内战”）使国家和民族内部划分为两个以上的以杀戮和相互消灭为目的的敌对阵营，而国家外部的战争（国际战争）则自然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在内外危机同时发生的时候，国家内部统治阶层有可能成功地利用外部危机转移内部危机，乃是因为具有神圣价值作为心理依据的国家信仰和民族情感在起作用，但是，如果驾驭这种信仰和情感的权力主体已经完全失去效力，则内部的严重矛盾并不能因此而缓解。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外患并不能从根本上瓦解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以及颠覆现有的权力主体，绝大部分王朝的覆灭都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内部机体已经完全腐烂崩溃不能独立存在，则任何外部的风吹草动对于作为内部世界的国家都是致命的威胁。这是因为具有神圣价值作为心理依据的国家信仰和民族情感在起作用。但是，如果驾驭这种信仰和情感的权力主体已经完全推动效力，则内部的严重矛盾并不能因此而缓解。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外患并不能从根本上瓦解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以及颠覆现有的权力主体，绝大部分王朝的覆灭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如果内部机体已经完全腐烂崩溃不能独立存在，则任何外部的风吹草动对于作为内部世界的国家都是致命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