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郁章
摘要：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的再次提出、研究已经二十余年，本文介绍了“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提出的原委、主要依据及研究的状况。
关键词：司马相如故里蓬安提出研究
一
蓬安县从梁武帝萧衍天监六年（507年），分安汉地建相如县，到明洪武四年（1371年）相如县省入蓬州，民国元年（1912年）蓬州改名蓬安县，用相如作县名的时间，长达865年。司马相如与蓬安是什么关系？1984年，编修《蓬安县志》，首先碰到这个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后查了《清道光蓬州志略》《清光绪蓬州志》《民国蓬安县志》《清嘉庆南充县志》《民国南充县志》《清康熙顺庆府志》《清嘉庆四川通志》以及营山、仪陇、南部各县现存的旧志，在蓬安的相如故城和原属蓬州管辖、今为南充市高坪区的古琴台镇以及其他地方，实地考察，对司马相如在古相如县境内的大量文化遗存，全部作了盘点、核查。总计有：故宅两处（或称故宅一处，别业一处），一在相如故城，一在古琴台镇；祠庙两处，一为司马长卿祠，在相如县城，一为光圣寺，在古琴台镇；相如古柏两株，在相如故城，民国时期是国家地政部挂牌保护的古树；故迹多处，有弹琴台（南充、蓬安两地皆有）、洗笔池、卓剑水、舞剑台；地名，除相如县外，还有琴台镇、文君里、相如里、慕蔺山、相如坪五处，相如坪最为古老，蔺慕山，有司马相如少年时改名的故事。这些都是具体的历史存在，而且就其总量来讲，它远远超过成都及其他任何地方。但是上述旧志的编纂者们，在涉及司马相如与古相如县的关系时，都将其归入《人物》的“侨寓”中。旧志称“侨寓”的名人，大致有几种情况：有纯粹是过一次路、留一首诗、题几个字者，有临时避难者、有访友者，有随父仕宦其地而居者；而像司马相如这样“有故宅二”者，就蓬安县志、顺庆府志所载考查是绝无仅有。面对上述史料，我们对司马相如在古安汉县是“侨寓”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们进而查对正史，检阅舆书，先后查检了梁代以后正史的地理志、官私修地理书，从《周地图记》到民国时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它们的记叙内容虽详略不同，语句或有差异，但对于相如县、长卿祠堂、相如故宅等等，分别都有明确的记载。
它们证明蓬安县志、顺庆府志、四川通志记载司马相如在古相如县境内的史迹是可靠的，不是虚美乡邦的伪造。古相如县境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历史文化遗存？他绝不仅仅是在这里住过的“侨寓者”，如果是，他是因何而“侨寓”蓬安？是因公因私路过，应该是住客栈馆驿，客栈馆驿自然不能算他的“故宅”。宦游，经商，从事某种事业，则不存在。因此，我们认为司马相如在蓬安，不属于流寓，他就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今蓬安县人。
二
但是因年代久远，古人留下的很多文物被损坏，很多有说服力的材料已找不到了。“汉有司马相如而后嗣靡闻”（《蜀典》），从谱牒学找，没有门路。“司马相如的墓在灌县东十二里”（《元和郡县志》），今已无存。想从墓葬方面发掘点什么，也无门路。
于是我们又查检古人诗文，先后读到了：唐贞观六年相如县令陈子良的《祭司马长卿文》，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相如县尉王俦的《司马长卿祠堂记》，清道光年间王培荀的《听雨楼随笔》中的《相如籍贯》，明四川右参政曹学佺的《蜀中广记》的文字，特别是明正德《蓬州志》中的诗文，发现相如故里在蓬安的观点，实际上早已提出了，并非我们的新观点。
陈子良在祭文中用“慕蔺斯在，题桥去蜀，杖策入关”概括司马相如早期的行迹，“慕蔺斯在”，表明他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予忝宰斯邑，似觌遗尘，抚事怀贤，实劳寤寐。夫游九原者，慕随会而增悲，望魏都者，伫侯赢而顾步。抑惟往彦，差拟其伦……”他明确肯定司马相如是相如县的乡贤往彦。
王俦在《司马长卿祠堂记》中写道：“邓侯（即州司户参军潼川邓良）慨然语俦等曰：‘昔秦宓善长卿之化，谓宜立祠堂。吾侪蜀人，诗书而儒自长卿始，诚如宓云，况此地又异他所。”这表明此地与成都及其他地方不同：这里是他的故里。
明正德《蓬州志》全文录载了徐泰的《景贤堂记》及有关诗文。《景贤堂记》中明确说：“乡贤若司马相如”，而且指出是“土人慕之，已非一世”一直把他作为乡贤在供祀。宋代（顺庆）府判朱某诗说：“晚日开晴雾，行舟过石门。梵王前古寺，司马旧家村。往事书难信，遗名县独存。”他明确指出这里是“司马旧家村”，他对古代的记载发出了“往事书难信”的感慨。
曹学佺《蜀中广记》说：“梁天监中置相如县，长卿桑梓也”。
王培荀是一位具有不凡的学术眼光和造诣的学者，思维敏锐，他明确指出：“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周地图记》：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后人建祠。”这段话有鲜明的观点，可靠的根据，一点也不含糊。他的根据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相如故宅、别业，长卿祠堂和相如县。这里的三点都是实打实的史实。遗憾的是它们没有得到广泛宣传，因而人们知道的就只有司马迁的“成都人也”。
三
王培荀的《相如籍贯》属笔记性的文字，他只是摆出了观点和事实，没有具体阐释。只要稍加阐释，道理一目了然。
第一，关于相如故宅，别业。从《周地图记》以来，各书的记载都认定古安汉县、后相如县境内有故宅、有别业，尽管记叙的文字不完全一致，但有故宅有别业则是共同肯定的。有人以别业认定司马相如在安汉县是“侨寓”，这是错误的。其实故宅和别业都在古安汉县，正是司马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的铁证。据《张家山汉简·二年法令》的规定：汉初“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不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田舍。”（320号简）转引自熊伟业《司马相如研究》由此可知司马相如在古安汉县的别业非他本人所置，因为在他第一次归蜀及以前，他无钱置；在再入长安为“郎”之后，置了不便居住、无法管理，他不会置。他能去安汉县置别业的时间，只有他“与卓氏婚饶于财”“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之后、再入长安为“郎”之前，才有可能。但此时他已在成都有了田宅，不能在远离成都的安汉去置别业。司马相如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的别业，不是他本人所置，自然就是他的父祖辈所置。司马相如的父祖辈的故宅、别业都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古安汉县、后相如县也自然就是司马相如的祖居地、出生地、司马相如的故里无疑了。《张家山汉简·二年法令》，早先本是一个法律常识，大家是知道的。年代久远，后人不了解这个常识，就生出一个“流寓（侨寓）”的说法来，再后的人就进一步变成司马相如不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人的“钢鞭”了。这是历史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