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一个地方会因为一个人物而自豪。比如眉山，有了苏东坡就有了文化的底气，就永远不会自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理直气壮。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因为这仍然需要建立在深刻的认同感上，需要拥有对杰出人物的爱与知。有人问起对眉山的印象，那么我们首先可以说这里有这么好的一片湖、一条江，沿湖有这么好的环境，其他声名显赫的大城市要找类似的地方都非常难——可是本应无所不在的苏东坡在哪里？他已经化在人们心里，化在这片美丽的山水之间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一切该有多么好。
我们去过一些大城市，常常是满怀希望而去，大失所望而归。这除了因为那些地方格外拥挤，还有蓬头垢面。再想一下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现要找到像我们的大城市这样脏的，还真的比较困难。那里绿色是绿色，墙壁是墙壁，屋顶是屋顶，干净清爽。可是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有绿也总要蒙上一层灰尘，墙壁总要挂一片污浊，好像随时都需要大量的肥皂和水去清洗才行，这太让人沮丧了。
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说起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可以追问管理者，追问其他，但最后还要归结到我们的文化上去。价值体系变了，对于文明的那种敬畏心已经没有了，野蛮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普及。也许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太苍老，它没有了生长和更新的能力，最好的部分奄奄一息，最腐败丑陋的部分就茂盛地生长起来，最后这种文明也就走到了崩溃的地步。
所以我们也就不再惊讶于这种极度的紊乱。我们已经不知道珍惜什么保护什么，不能正常地判断我们的生活，所以只能四处拼凑思想，拼凑文明，学一点印度，学一点日本，学一点欧洲，学一点俄国，最后主要还是学习北美。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的榜样？不知道。
挂在嘴边的回答是：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吸取，都要为我所用。可是我们总还应该有自己的传统之柢，失去了这个一切都无从谈起。没有了传统的根柢，一定会走到六神无主的可怜地步。
接下来就是实用主义，是机会主义，是文化上的近视眼。传统文化中的劣根部分，我们却一点都不会丢弃，而西方文化中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就会被我们当成最宝贵的东西接受下来。这将演化为一场民族的悲剧。
从城市建设再到自然环境，到文学到人性，无不因为失去了文化根柢而变得一片狼藉。
正因为文化传承的核心部分可能是文学，所以自然而然地还是要剖析这个标本。今天的写作人有一个惶恐，就是电脑上涌来的信息太多，我们几乎无法独自思索和判断。小说已经没法讲述一个崭新的故事，因为网络及整个传媒系统每天都会送来大量的故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耸人听闻的程度上，小说家似乎都不占上风。
生活中那些真实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东西，远远超越了当代人的虚构和想象能力。当所有的光怪陆离一齐涌来，小说家的虚构优势也就被剥夺了。从故事上讲如此，从语言上讲更是如此：数字上滚动的各种言说方式，已经惊人地趋于一致化，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语调和词汇，大致都被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筛子细细地筛过了一遍。如果有人想做一个惊人之举，即在个人的著作里运用自己的语调讲话，那将非常之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每天都在接受这种平均化的表达，都在使用同一种腔调和同一些语汇，个人性已经全部退出，再也没法恢复。
在数字化的时代，要真正回到个人的语言环境，这似乎是极难的。因为这种语言的平均化，是和所谓的全球化一起到来的，是全球商业资本主义浪潮下的产物。这种平均化大致也是现代商业主义游戏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
创作者没法讲故事，也没法运用个人语言，更有甚者是没法产生个人的情感——爱和恨的依据大多也要来自纵横交织的媒体。这种情感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产生情感的那个源头不是来自个人的现实经历和体验，不是来自真实生活的细部，而是来自虚拟的生活。这些经过别人加工选择过的事物，就这样一股脑儿堆积到了面前。我们的判断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不是很危险吗？
当大量的信息像沙尘暴一样涌来的时候，每个个体都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它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遭遇。它们没法让我们有从容的时间和空间作出反应，因为一波接一波的信息蜂拥而至，毁掉和淹没了我们。
三
我们今天的人比起过去，实在是变得比较冷漠了。数字时代是冷冰冰的，这首先从人际关系开始。举个例子，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开会，遇到多年不见的朋友自然会兴奋，因为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不容易，见面以后心头发热，很有一些话要说，还要相互询问一番。过去都是这样的，朋友相见总有无数的话要说，离开时还要依依不舍。这都是很自然的。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十几年没有见面的人，见了面竟然只是一阵敷衍，变得不愿意交流。住在同一个宾馆里，几乎没有串门的热情，都关着门看电视或自己玩。偶有交谈，也绝不往深里谈，绝不交心。到了分别的时候——这一别又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相见，可奇怪的是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各自走掉了。这不是礼节不周的问题，也不是情感不睦的问题，而是数字时代形成的崭新的人际关系。
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看来我们人类真是变得陌生了，变成了这样一种动物：情感稀薄，或者说即便还有一些情感，但不再轻易地袒露了；为了安全或其他，已经变得冷漠和麻木。如果有谁正常一些，见了人依旧热情、真实和诚恳，就会被视为乡下老赶，还会遇到说不清的麻烦。
有一个朋友看到自己的孩子总是很热情地跟别的孩子一起玩，马上感到有些隐隐地不安。最后他不得不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对人那么好。孩子问为什么？他说你对人太好，会有麻烦的。孩子问为什么会有麻烦？他叹气，苦于没法跟孩子解释。这个细节让人听了心里难过。这就是我们现代人际关系的走向，是尴尬而可怕的现实。人人需要戒备，需要提防，需要时刻保护自己。
可是我们既然热衷于模仿西方，那么在比较文明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呢？我们会发现并非如此。在那里，陌生人见了面都会点头微笑。那么让我们模仿一下试一试？在我们这里照此办理，大多数人会觉得你脑子有病，或者有不良的图谋。
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诗书之国，走到今天真够悲哀的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定含有什么极坏的东西，它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滋生茂长起来，以至于走入了今天的颓丧和绝望。只要睁开眼看看人际关系，弱肉强食的市相，就会有一种彻骨的悲凉。我们从公认的礼仪之邦变成了这样的境地，必须有几代人接力般地毁坏才能办到。我们的确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毁坏文明的施工，不幸的是这个工程到了今天，可能已经接近完工了。
许多人谈到时下思想与文化的悲哀，说我们已经没有了天才的勇气和坚持的力量，没有了那样伟大的忍韧者与创造者。这个说法有点武断和过于悲观。因为这样的人物是在磨难中成长起来的，并且需要时间去检验和鉴别。我们没有经历漫长的时间，就不会拥有这个判断力。我们没有能力去认识他，接近他。同时这种鉴别也需要一个很高的文明指标，只有人的认识力与宽广的心胸相匹配的时候，才有可能与同时代的天才同行。不要说我们，就连当年的凡·高，那么一个西方的艺术大师，当年也要贫穷潦倒，走到了自杀的地步。他在世的时候，很多平庸的画家以画致富，名声大得不得了，可是凡·高到死几乎连一幅画都没有卖掉。这是西方文明的尴尬一面。
我们今天也同样可能误解了文化和思想的巨人，只让他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生长，直到被数字的沙尘暴淹没的一天。而我们每天都在颂扬的某些专业里的人和事，很可能只是一些把底层智慧运用得娴熟、紧紧跟随时代浊流的那一类庸人。
另一方面，现在也确是一个不利于产生文化巨人的时期。有人说今天的精神环境何等宽松，可以读到大量国内和国外的各类文字，表达的忌讳减少了，个人空间也增大了，所以不出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各种文化人物，是大大地不应该、大大地对不起时代的。先不说这种环境存在与否，即便真的如此，思想与艺术之域的事情也不会那样简单。人的生存和养鸡仍然不同：鸡只要吃了好的食物，大概用不了多少天就会下更多的蛋，但思想与艺术的产生却不会这么快捷。心灵的酝酿和成长是一个极其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它需要个人生命中的艰难归纳、总结和沉淀。
这个漫长的过程也许要几十年，也许会更长。
以前说国家不幸诗人幸，即动荡的时代会刺痛心灵，使人的表达变得锐利深刻——这是从另一个方向讲文化与艺术的产生规律。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大批专业的思想与艺术家是近代才有的。古代的苏东坡李白屈原杜甫他们，写作不是换钱来用，而是在生活中经历了欣悦和痛苦，在心里聚积和沉淀之后不得不倾吐出来。所以这样的文字才自然天成，才具有感人的力量，成为千古不朽的诗章。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表达当成一种专业。
就此看来，对于专业化的过分认同，会对我们的思想与艺术造成损害，这种损害是隐性的，也是巨大的。那些最好的写作总是依赖感动的，有了大感动就倾诉不停，甚至写个通宵；没有写作欲望的时候，很可能一个月都写不出一个字。
有些专业人士让人羡慕，人们看到这些人士每天可以在一个地方写作，从容不迫的样子。岂不知这种专业属性对人的伤害。每天坐在那个地方感动，到了吃饭的时候再让感动暂停……而我们明白，源于心灵的冲动不是这样发生的，它是莫测的，从不按时而至的。
四
单纯讲西方文学的引进，现在和过去也大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会多么审慎地选择，引进之前先要把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吃透，了解哪一些是经典作家，具有何种地位和文化意义。即便是翻译那些当代作品，也要掌握大量信息，作一个综合的评估和判断。决定翻译哪一本书之后，还要找一个性情与专业水准适合的人去做。所以过去的翻译作品就更可靠。今天就大不一样了，世界上大概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翻译队伍比这里更庞大，更芜杂，也更加商业化。
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汇成的巨大河流，涌向哪里都是一场涤荡。我们制造了数字时代的最大垃圾，也搬来了世界上最多的垃圾。几乎国际上稍微畅销一点的书都被译过来了，目的只为赚钱。我们的出版物上总要标明这本书曾经卖出了多少，得了什么奖等等。他们的目标简单而明确，只有一个字：卖。
畅销与得奖当然不是坏事，那是来自他人的鼓励和欣赏，写作人士应该感谢。但是这些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标准，而只能是部分人在一段时间里达成的共识或妥协。
任何一个奖项都会是一个纺锤状的：两头尖，中间粗，即极其杰出和极其糟糕的都会比较少。歌德和托尔斯泰没有得过大奖，鲁迅也没有。思想和艺术这一类，一时获得多少读者，印出多少册，有多少人喝彩，不该是什么重要指标。
在现代商业时代，出版者的操作似乎无可指责，这只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的；在更高的道德准则那儿，这种操作是经不起推敲的。
真正深爱思想和艺术、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的一生只能是一场剧烈的燃烧。那就燃烧下去吧——不要相信写得越少越好，那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神话。勤奋更是才华的组成部分，一个激越不安的灵魂，其天才的敏感与深入的追究力会让其一生不得安歇。
他们真的是比较特殊的生命。
一个生命有这样的表达机会，也是一种幸运。这些人天生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世俗目标而存在的。他认识了最高的志向和使命，也不为现在或未来的荣耀——而这一切，都与商业主义格格不入。
一个真正从事心灵之业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加善良，也更加宽容。他的勇气深深地潜入了心底，而不是丢失。一个杰出的作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他一定会比昨天更好。总之他的生命不是沉沦，而是提升。
对于诗性的追求，那种深爱，有时真的好像没有什么来由，它非常神秘地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他的目标遥远而又单纯，他所要做的，只是用一生去表达这无法言说的一切。名与利的诱惑也会侵蚀他，但不同的是他最终会战胜这些诱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思想者。
始终不能摆脱世俗利益的诱惑，陷得越来越深并沉迷其中，最后的一点诗意也会被淹没。所以对所有人来说，这种挣扎都有可能发生。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修课。没有办法，这也许是非要发生不可的事情。
一些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没来由地爱上了文学，专注于精神生活，并没有多少功利心。后来慢慢有了影响，这才发现所做的一切原来跟名利和成功连在一起，这就有了另一种冲动和痛苦。只是他一直走下去，会有所觉悟，发现自己对文学所付出的劳动，那种痛苦和喜悦，与获得的这点世俗功利是完全不对等的。
就这样，他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童年的自然和淳朴。
倾诉的欲望是纯粹的。而物质主义对我们的腐蚀，就是让我们身在物欲之中自得其乐，认为一切的商业规则都是自然而然的、正当的和有益的。
这是最可怕的认同。我们承认了艺术与思想之域的商业主义规则，彻底的败坏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规则从此左右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写作将追逐娱乐主义，以博得乌合之众的喝彩而自鸣得意。其实真正的艺术不是不需要民众，而是需要更加真实的、在漫长时间里形成的民众。
强势的商业文化的覆盖力是远远超出预料的，因为这种文化基因就在我们自身，而不仅是西方的传入和移植。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中曾经有两大主流，一是儒家文化，一是齐文化。儒家后来成了正统，影响极为深远。齐文化就是一种商业文化，它的物质主义最后毁灭了自己的社稷，引来了可怕的后果。但那也只是形灭而已，其魂魄一直是存在的，因为它源于人心的贪欲。齐文化一直潜在传统文化河流的底部，所以一旦有了适宜的气候和机缘，也就更加猛烈地翻腾起来。
而现在的全球一体化，不顾一切的物质主义时代，就是齐文化和西方重商主义游戏规则合而为一的时代。传统儒家文化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击，中华文化呈现出紊乱无序的状态。
在这种情形之下，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关于时代和生存这些根本性的追索和思考，将会集体退出。实用主义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行为尺度，成为鉴别生活的最高准则。这就是悲剧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