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货币流通的扩大，账局也随之兴盛起来，主要以山西商人势力为强。山西账局在北京、张家口、保定、天津、太原、汾州等地均有设立，为工商业发展解决了资本不足的困难。
山西商人经营的钱铺早在明代已经存在，至清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山西账局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相当迅速。
在钱业方面，晋商经营放贷的票号、账局、典当号称三大支柱。账局后来发展成为票号。
1736年，晋商王庭荣出资4万两在张家口设立“祥发永”账局，并在北京设分号，是目前发现的有确凿史料可据的最早的账局。
张家口市当时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
1728年至1762年间，俄国国家贸易商队自开辟恰克图口岸入境，经库伦、张家口，或经归化、张家口来京贸易的商路后，张家口买卖城可以说是我国对俄贸易的集中点。
几乎全部俄国呢绒和各种绒布以及俄国出口的全部毛皮制品，都是先运张家口买卖城的货栈，然后批发给下堡，最后再运到我国本土。这样，商品流转期大大延长，垫支资本需要更多，有求于借贷。
另一方面，山西商人从江南采购棉布、绸缎、茶叶等货物贩运至张家口，再贩运至蒙古各部落和恰克图。然后，再从恰克图和蒙古各地贩运回牲畜、皮毛等货物运至张家口再销往各地。由于商品运输路线大大延长，从而占用资本多，周转缓慢，自有资本与经营所需资本矛盾突出。
王庭荣开设的祥发永账局，不仅仅是张家口最大的账局，也是我国最老的金融企业。账局解决了外贸商人在张家口的融资困难问题。
自从王庭荣开设祥发永账局后，晋商所开账局一发而不可收。在清代档案中，户部档案有记录的52家账局中，由山西人出资开设的有34家，由山西经理经营的有49家。
这些统计数字说明，如果说山西人善于经营银钱业的话，那主要也是介休、平遥、汾阳、榆次、太谷、祁县等山西中部地区的商人。这也是清代晋中地区经济崛起、晋中地区商人成为晋商代言人的原因。
清代大学士祁隽藻上奏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查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
文中所说的“印局”其实就是账局。在当时，账局左右着整个北京市的金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太谷县曹家的钱业。在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曹家商业有13种行业，640多个商号，3万多个职工，资本1000多万两白银。商号分布于山西各县及东北、华北、京津、华东、西南、西北以及蒙古的库伦、恰克图和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等地。
曹家通过砺金德、用通五、三晋川账局，来管理全部企业。“砺金德”分管山西、江南各号，“用通五”分管东北各号，“三晋川”分管山东和国外各号，实行大号管分号，分号管小号的办法。
曹家账局在各商号独立核算的基础上，由上一级商号领导相互间进行信息交换、联合采办商品、融通资金、调剂人才等，是我国最早的金融控股集团的雏形。
山西人开设的账局也有规模较小的，但同样在金融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
“厚德堂”是山西闻喜县人开设的一家小规模账局。从现存的账簿中可以看出，该账局放贷最大金额是1825年借给“长盛公”商号200两银，最小的一笔是借给吴家房村吴肖贞1.4两银。
有意思的是，同治以前的借贷只在账簿中记明银额并注明有契约，而同治以后的借贷中记录的更详细。如，何时借出银2.6两，何时收入银1320文，又借来白银10两置办大褂一件和绒帽一顶，用于考试。
厚德堂几乎每笔借贷都立有契约。有一份契约的大致意思是：东薛庄王承唐从厚德堂借银50两整，每月每两1.5分行息，约定至9月内本利付还。契约中还有保银人的署名和立据年月日。从契约中可以看出，道光年间账局的借贷方式和利率。
厚德堂所立契约，有的人还清了本息。比如李家房村的一李姓村民借银5两，直至20多年后才付清本息10两。
有的人却还不了钱，只能以其他方式还贷。比如李家房村的李学昌借银20两，到期后还不了贷，只能在35年后，把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抵给了厚德堂。
账局是山西商帮为了适应经济活动需要，首先创办的经营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山西账局的兴盛，在我国金融发展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