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商贸
从五代十国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古时期。这一时期，分裂年代与统一年代不同的商贸方式，鲜明地体现出时代特色。
在五代十国这一分裂阶段，国内外贸易交流没有因战乱而终止，反而因战争所需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境内商品化生产及对外贸易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宋元王朝统一天下后，我国商业贸易呈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两宋时的榷场贸易和海外贸易，以及元代商品化程度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我国商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贸易形式和商品种类两个方面。
在贸易形式上，国内各区域间的贸易比较兴盛，南北方的货物交流一直没有间断；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都有商业往来；官营商业有所发展。
在贸易商品种类上，用于贸易的商品种类与唐代相比，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不断扩大。
五代十国时期尽管诸国林立，兵祸连年，但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各政权区域间的贸易交往比较兴盛。
国内各区域间贸易频繁，与当时国内政治有着直接关系。当时南北各地同时有大大小小的若干政权存在，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不同，物产各异，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便不能不重视商业贸易，加快商品的流通。因此，各国政府无不重视促进区域间物流的畅通。
吴国杨行密获楚王马殷之弟马蜜，便将其送归楚国，目的在于沟通商贾，互通有无。后晋高祖石敬瑭也曾下诏：淮南、西川两处边界，今后不得阻滞商旅。南唐皇帝曾经主动致书后汉“请复通商旅”，恢复因叛乱而中断的南北商业贸易。
周世宗更加注意发展区域间的贸易，多次颁布敕令要求加快商品流通，鼓励各地间的通商。周世宗还采取了对部分商品免税减税的政策，以促进贸易的发展。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间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在这一历史时期，各区域间的贸易规模也是很大的，如后唐明宗准诏“放过淮南客二百三十人通商”。割据于岭南的南汉境内亦有岭北商贾活动，而且人数亦不少。
另据记载，周世宗进攻南唐的淮南地区时，令军士伪装成商贾而渡淮袭取临淮城，其人数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规模，人数过少则无济于事，这也印证了平时往来于淮水南北贩运羊马的商贾人数一定不少。
正是因为南北贸易规模较大，所以后周在疏通汴水以通航运后，曾在汴梁进行了大规模的营建。其实扩大汴梁城郭，也就是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
区域间商业贸易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坐地列肆式的交易就不再重要了，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这种贸易形式都占有重要地位。只是因为这一时期区域间贸易发展较快，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突出而已。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中原王朝疆域缩小，对许多隶属的民族不再拥有管辖权，朝贡关系也随之中断。即使仍保持关系的一些民族，贸易额下降的幅度也是很大的。
这种情况主要是指与唐代相比而言的。在唐代内地与周边民族的贸易非常繁荣，突厥、吐蕃、契丹、党项、回纥、室韦、靺鞨、南诏及西域中亚各族都与内地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而且朝贡贸易也十分兴盛。
五代十国时期，对外贸易也很兴旺，陆路贸易线路向北转移，这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其具体走向是：通过今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再向西行；或者经今陕西北部、宁夏北部、内蒙古、唐努乌梁海，再向西行，到达今新疆北疆地区。
这条线路还可以经中亚草原直通欧洲。其中碎叶城就是东西商贸的集散地，由此向西南至阿拉伯海、地中海，向西北经中亚草原，越过乌拉尔河、伏尔加河直至欧洲。由于这条路线曲折偏僻，道路险阻，所以每年的贸易额有限，远不如传统的丝绸之路繁荣兴旺。在五代十国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海上交通线进行的，同时对外口岸和贸易额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贸易口岸的数量看，除了原有的广州外，还增加了泉州、福州、杭州、温州、明州、台州、金陵、扬州、登州、莱州等港口。
金陵、扬州由于是通过长江口与海外进行贸易，故其对外贸易的繁荣程度比不上其他沿海城市。福州与泉州港都隶属于闽国，也都是这一时期新建的对外贸易口岸。
杭州、温州、明州、台州等商港，都位于吴越国境内，对外贸易比较频繁。其中的杭州是盛极一时的对外贸易的大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发，驶向新罗、日本乃至远航至占城、大食。
五代十国时期，官营商业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对一些特殊物资的控制上，而且经营规模较大。如楚国直接经营茶叶贸易的情况，吴国杨行密曾派遣军将把万斤茶货运往汴州售卖，后汉派三司军将路昌祚到湖南贩茶，适逢南唐灭楚，被俘至金陵，南唐政府问明情况后，根据损失的茶叶数量，补偿其1.8万斤。以上这些都是官府经营商业的例子。
不仅内地存在官营商业的现象，即使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官营商业的情况存在。如契丹曾派人以羊3万只、马200匹赴南唐贩卖，就是一种政府行为。
大批官僚上到皇家成员、后晋贵族，下到地方官员参与了商业经营，这虽然是一种个人行为，与政府无涉，但其经营之广，规模之大，加之其所具有的政治背景，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
五代十国时期，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不断扩大上，从而使商品的种类进一步增加。
这一时期，南北方的贸易从唐代的以粮食、绢布为大宗贸易商品而转变为以茶马为大宗贸易商品，即北方的羊马与南方的茶叶相互输出。随着饮茶风习的盛行，饮茶风习逐渐由上层向社会下层普及，遂使其所需茶货数额有了较大的增长。因此，茶马贸易逐步发展，后来成为内地与周边民族贸易的最主要形式。
五代十国时期，海外输入我国的商品主要是香料、珍宝、药材、象牙等质轻而价重的商品。这一点与唐代相比并无大的变化，所不同的只是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输入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对外输出的商品种类，除了传统的丝绸外，茶叶、陶瓷以及铜铁制品等都成了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经济发展滞后于南方，而南方诸国经济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中经济作物生产的不断扩大上，从而为商业贸易提供了不少新的商品种类。
在当时，除了茶叶、桑蚕生产继续发展外，在蔬菜、水果、养蜂、养鱼、种药、花卉等行业都出现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当时商品种类的增多情况。
比如许多农民变为专业化的菜农，以种菜卖菜为生活来源。再如因南方水果大量向外地销售，出现了专门从事水果经营的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