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谈到宽恕与悲悯，我要讲两位母亲的故事。
一位是德国母亲。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据调查，盗窃行动被普方一家察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窃贼选择了杀人灭口，即所谓“激情杀人”。4人随即被捕并被法院判处死刑。
让许多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案发后普方的母亲专程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相关案情后，老人竟然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希望不要判四位年轻人死刑。当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还是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拒绝了受害者家属的求情，维持死刑的判决。故事并未因此结束，同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
另一位是中国母亲。前些日子做节目时，凤凰卫视连线了一位母亲梁建红。她是邯郸市峰峰矿区义井镇北侯村一位不幸的母亲，她唯一的儿子在婚礼前10天，因为500元工资未能及时给付而被工友捅了十几刀。她是一位义薄云天的母亲，为了给年轻的凶手留一条生路，她不顾亲友的阻拦和指责，忍悲含痛地进京为凶手求情。这是中国司法史上最动情的一幕：在庄严的法庭上，凶手当庭跪倒哭叫妈妈，法官、检察官、凶手家属、辩护律师无不泪下……因为这位母亲的博大胸怀，凶手最终被轻判有期徒刑12年，重获生机。
梁建红说：“我今天想跟法庭说，能轻判他就轻判他吧。都是父母养的，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就是判他死刑，我儿子也活不了了。有就让他赔我点钱，赔不了就算了，看见他就想起我儿子。宋晓明（凶手）还年轻，我就当是行好了，不要求严惩他……”
在北京处理后事时，梁建红了解到事发时这样一个细节：宋晓明捅到最后后悔了，用手捂住马刚（梁建红儿子）胸口的血，并求路人打电话叫来了120。梁建红想，这个宋晓明还没有坏透。想到让宋晓明偿命，梁建红心软了，“自己的儿子死了，不能再搭进一个了。”2008年5月份，警方让她去北京领一份鉴定，她对看守所一个女警察说：别让这个宋晓明死了，他还是个20多岁的孩子……
回来后，她把想救宋晓明的想法对丈夫说了，悲痛不已的丈夫吃惊地骂起她来，马刚的舅舅、姨妈、邻居都来劝她，有的人则指责她，说她犯了神经病。6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梁建红到儿子的坟上大哭了一场后，执意要去北京求情。
在法院判决时，法官、宋晓明辩护律师所在的事务所曾各捐了5000元钱给她，北京一位不留名的老板赶来替她还了为儿子翻盖新房所欠下的4万元债务。但她还完了旧债，又因为看病欠了新债。
这些日子，梁建红翻着字典给宋晓明写信，写几个字，泪水就会打湿信纸，她说，让她心里完全接受这个“儿子”，一时做不到，是他杀了自己的独子啊！但宋晓明知道错了，喊妈妈，她也不能不应。于是她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封信，要宋晓明好好改造，出来后先要好好孝养自己的妈妈。对于宋晓明刑满后给自己养老的想法，梁建红认为孩子有这个心就够了。马刚没了，自己活着也没有了意思，她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和身体还能支撑几年。但她不后悔，毕竟宋妈妈没有像自己一样失去儿子，而年轻的宋晓明，留下了一条性命，也因此唤回了他的人性和良心……
此前我在凤凰网专栏上写了五条意见：一、铡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最重，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最轻。二、你可能不只在表达一个观点，而是在杀一个人。三、废除死刑不等于废除刑罚。死刑之外，刑罚之威慑仍在。四、比死刑更可怕的是这个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五、若我被杀，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
听完上面两个故事，你也许渐渐能理解我所说的“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的意义了。宽恕可以在仇人的身上拓展你的生命，而复仇却可能终结一切。有罪者如果能够真诚地悔过他对另一个人的杀害，他会尽力去弥补他的过失，去帮助受害者完成生前未完成的事情。一个人被杀，国家再处决杀人犯，实际上连续做了两次减法。死者及其家人除了捍卫“杀人偿命”的古训，满足了大众“嗜血的正义”之外，究竟又得到了什么？
此外，死刑判决是否真的完全是站在被害者角度考虑问题。这些天，我还特意翻了些有关刑事和解的书，比如《刑事和解》。国外讨论得多的，一是死刑的废除，二是刑事和解。我想德国那位母亲能提出那样的请求，除了她个人的悲悯情怀之外，可能还因为德国废除了死刑，且有刑事和解的观念。
传统的所谓刑事和解的范围仅限于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公诉案件在中国不允许和解。在中国的刑事和解实践中，补偿性是体现得最明显的一项特征。补偿性是指被害人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补偿，包括精神的补偿和物质的补偿。传统的刑事诉讼，往往强调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和对犯罪人的定罪量刑，对被害人的考虑很少甚至不加考虑。在精神补偿方面，一般只是通过对犯罪的刑事处罚来满足被害人的报应情感，而对其他精神损害是顾及不到的，也没有办法恢复；在物质补偿方面，传统的刑事诉讼更是显得无能为力。虽然刑法规定犯罪人对于被害人受到的经济损失要给予补偿，但被害人主要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获得赔偿。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先刑后民”、赔偿范围不全面、程序不具体、执行难保证等不足，又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只有极少数被害人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部分损害赔偿，大多数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南方周末》记者对近几年国内发生的特大凶杀案作过抽样调查，范围涉及张君抢劫杀人案（杀死或伤害50余人）、黄勇“智能木马”连环杀人案（杀死17名少年）、马加爵杀人案（杀死4名同宿舍的大学同学）等，发现几乎没有一个被害人获得过犯罪人的赔偿。这些大案的凶犯几乎都没有可供赔偿的财产。
但是近些年来的司法实践有一些突破。动力在哪里？我考虑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法官有了更多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是施害方与受害方当事人有了更多自主权。但是，通常的做法是限定在短期自由刑，而不是生命刑。对于死刑案，也有过实践，比如在2006年，河南便有一例，因为恋爱遭到女友母亲的反对，一男子将女友杀死。后来因为得到原告的谅解，该男子被从轻发落。
但是将重刑犯纳入到刑事和解中，本身也有很多争议。尤其在贫富分化较大的中国，人们担心的是，刑事和解能力不公平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富人杀死一个穷人的孩子，富人的孩子可以下跪求饶，同时拿100万来和解，但是穷人的孩子杀死富人的孩子，除了下跪，他可能没有其他谈判能力了。
所以，刑事和解制度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以被害人方意愿为中心。简单说，刑事和解本身便是站在被害人角度来考虑问题，一是为了实现对被害人的补偿；二是和解要被害人所接受。张妙被杀，家人是不是接受和解，关键在于她丈夫，而不在于法官的调解，或者民众对正义的追求。
接下来重谈符号化的问题。大众需要正义，是否和被害者张妙一家完全吻合？我谈宽恕时，是就文化心理谈的，而不是逼迫或者建议张妙的家人去做什么。我想强调的是，当大家拼命喊杀的时候，是不是形成了另一种干预，即一方面干预了法庭的判决，另一方面可能干预到张妙家人的抉择。
假如张妙的家人，像梁（建红）家一样选择和解，会不会被公众视为一种对正义的背叛？这种群情激愤、全民审判是不是也有另一种倾向，即将张（妙）家人逼到另一种意义上的绝路：如果药家鑫不死，他们就失败了。而事实上，这是他们的自由。当然，罪犯如果罪不容诛，我也相信法庭会守住最后的底线。我还听到有人甚至说，张家的孩子用了药家的钱，是用命换来的，长大后心会安吗？——这不是将张家人往绝路上逼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受害人一方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都没有了，都道德不正确了？如果真是这样，虽然张妙的丈夫也在表达其正义诉求，但他成为了公众主导的正义戏剧中的一个角色，这部戏背后的导演是需要正义与报复的公众，而不是需要正义与帮助的张妙的丈夫。
网友愤怒的背后是对政府的批评。彭晓芸说网络疯狂谩骂，印证信任的丧失，“我们对官方、对草民、对专家，对一切都不再信任，思维萎缩到只能站在谩骂一边保持永远道德正确”。我微博中的第十六条谈到：“不要造谣我受何好处或旨意。我很珍惜大家的愤怒，即使对‘愤青’我也说过他身上有理性，我只是不希望这种愤怒走到另一极端。群情激愤背后最应反思的是中国政府，若不切实洗心革面，反思历史，扶正政治伦理，建立共同底线，还社会以公平正义，努力推进公民文化建设，这个国家迟早要崩溃。”
贝卡利亚说，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现在是，恶人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民怨越积越深，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甚至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讨论。这也是有关药家鑫案以及废除死刑等议题引起广泛争论，又有些鸡同鸭讲的一个原因。在中国，主张宽恕与和解的人，遇到的问题和马丁·路德·金当年的感慨是一样的，“在纽约有人朝我扔鸡蛋，我想那是黑人民族主义组织（BlackNationalistGroups）鼓动的结果。他们早就听说我主张以温和的爱的方式解决问题，于是就把对白人的愤恨和不满转移到我身上。他们觉得我居然要他们去爱他们痛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