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地位正如“皂隶”的“新月社批评家”
《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的“堕民”
《准风月谈·我谈“堕民”》。；从油汪汪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有益，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正道的“揩油者”
《准风月谈·“揩油”》。；“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的“儒者”
《且介亭杂文·儒术》……此外，还有“苍蝇”
《华盖集·夏三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欧美的富家奴”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二丑”
《准风月谈·二丑艺术》。、“西崽”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等。
在“流氓相”的大类型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系列的小类型。譬如：“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的“名流”
《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的奴才式“流氓”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相辩论，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的“彻底革命者”
《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激烈得快，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要人帮忙的时候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说，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流氓”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文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的政治“奸商”
《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做点零星的忏悔，而没有做大批的买卖的“革命小贩”
《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诬人罪名时，只是攒眉摇头，连称“坏极坏极”，却不说出其所谓坏的实例的“捣鬼”家
《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见贪人就用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就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又会装悲苦，用欺骗、威吓、溜走三种办法席卷对手东西的“吃白相饭”者
《准风月谈·“吃白相饭”》。；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喇嘛打圈子，又一时也的“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准风月谈·吃教》。；一面尊孔，一面拜佛，今天信甲，明天信丁的“无特操”者
《且介亭杂文·运命》……此外，还有“做戏的虚无党”，发着尸臭的“民族主义文学家”，充当“新药”的英雄吴稚晖
《伪自由书·新药》。；抹杀旧账重新做人有如电报之速的“今之名人”
《准风月谈·查旧帐》。；以及无文文人、捐班派文人学士、文坛登龙术士、商定文豪等等。
在鲁迅杂感中，我们处处都可看到“社会相”的类型形象，除上述的奴才相与流氓相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在别的文学作品中难以见到的特殊形象，如从养卫人体蜕变为蚕食人体组织的“游走细胞”；把捕获的青虫弄得不死不活的残忍而狡猾的凶手“细腰蜂”；自己不造巢不求食，一生的事业专在攻击别的蚂蚁、掠取幼虫的“武士蚁”；还有“君子远庖厨”的道德家，讲“三角”小说家的张资平；“忠而获咎”的冯起炎；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第三种人”；“官的帮闲”的“京派”，“商的帮忙”的“海派”；“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南人”；“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隐士”；盗卖名以欺世的“骗子”；传播谣言而被谣言所杀的“谣言世家子弟”；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还常常直接在一篇杂感中或若干篇的杂感中作类型比较，使形象特征更加突出，例如他所塑造的“夏三虫”（跳蚤、蚊子、苍蝇）、“文坛三户”（暴发户、破落户、暴发破落户）、对待外国文化的三种类型（徘徊不定的孱头，排斥一切的“昏蛋”，接受一切的废物），对待人生态度不同的多种类型（爬、撞、推、踢等）。鲁迅在评说自己的杂感时说，它“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
《准风月谈·后记》。鲁迅的杂感确实有很强的形象性，他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以形象说明真理，真理诉诸形象，于是人们不能不承认鲁迅杂感中有着一连串直感理性和理性直感的社会图画，其中充满着直感印象的力量，我们因为这种直感的形象图画而联想到生活中所见到的各种嘴脸，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姿态，从而产生会心的微笑，心灵的共振，从这种可感的形象中领略到一种审美意趣。
（三）
鲁迅杂感中“社会相”类型，不是某些观念的类型图解，也不是贴在某类人群身上的别号，而是与生活原型达到“形神俱似”水平的艺术形象。
鲁迅要求艺术概括生活原型应当“形神俱似”的观点，是在评价契诃夫的小说《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插图时说的。“形神俱似”，应以“形似”为基础，因为“未有形不似反得其神者”。然而，艺术形象的塑造，绝不是若干原型某些特征数学式的机械的相加，而是以原型为基础进行复杂的加工和再创造。它不仅要求外部形体上带有原型的某些特征，而且要求内在神情上表现人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使外部形象与内在形象融为一体。只有形与神的结合，外部形象与内在形象的结合，才能使这种形象具有某种程度的浮雕性。
鲁迅的“社会相”类型形象，所以具有浮雕感，就因为这种形象一般都包括融为一体的三种构成元素：（1）外相：外壳形态的某些特征；（2）内相：内在神情的某些特征；（3）相识：作家对形象的主体“识见”（包括主体对“社会相”的感受、评点、解剖、批判等）。神情实际上又可更细致地分为表层神情的“神态”和深层神情的“神髓”。因此，鲁迅杂感中的类型形象，本身包括三个形象层次：形态、神态、神髓。
鲁迅在勾勒“西崽相”时说：
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二）。
这里鲁迅明确地说明自己所造之相，包括相的形式和相的内容。相的形式，指的就是相的形态，即“脸谱”；而相的内容，则是相的神态，神髓，即“心谱”；此外，还包括造相者的主体“识见”。
就以“西崽相”而言，在形态上，鲁迅描摹他们“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式”。在描摹“西崽”这种半洋半土的形体时，也掺杂着他们的神态：他们一面讲洋话，服侍洋东家，一面又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在描摹这种神态之后，鲁迅又进一步点破这种世相的“神髓”说：“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最后鲁迅加以评点，指出：“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这就是鲁迅的“相识”。
而以西崽、巡捕、门丁、电车上的卖票人等为原型而概括起来的“揩油者”类型形象，也是与“西崽相”同一性质的奴才相。这种类型也具有双重性格。鲁迅以“卖票人”为代表，用两三笔就描摹出他们的外部形象：“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这里“画眼睛”的一笔，既有形态，也有神态，外部形象中已包括内在形象的表层，这之后，鲁迅又进而挖掘其“神髓”：“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是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而鲁迅在描摹这一“社会相”时，下笔就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识见”：“‘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的全部的。”这样，“揩油者”就展现了多重的形象层次，而且形象层次又异常协调和密不可分，于是，一个具有浮雕感的类型形象，便成功地走向文学的画廊。
鲁迅曾说：“批评一个人，得到结论，加以简括的名称，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
《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的类型形象确有跟原型跑到天涯海角无法摆脱的艺术魅力，而这种美学力量，就在于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与被批判者的名与实，形与神都极为“切帖”。某些杂感缺乏艺术生命力，在美学上也正是从这里失足的。正如鲁迅所指出的：“现在却大抵只是漫然的抓了一时之所谓恶名，摔了过去：或‘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或‘破锣’，或‘无政府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等等；而且怕一个不够致命，又连用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破锣利己主义者’，怕一个人说没有力，约朋友各给他一个；怕说一回还太少，一年内连给他几个：时时改换，个个不同。这举棋不定，就因为观察不精，因而品题也不确，所以即使用尽死劲，流完大汗，写了出去，也还是和对方不相干，就是用浆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脱落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还说，漫然地给批判者加上一个恶名并不是艺术，正如汽车夫发怒，便骂洋车夫阿四一声“猪猡”。这个“猪猡”，与所骂的“洋车夫”形神俱离，根本不能构成具有审美意义的类型形象。
鲁迅指出谩骂不是战斗，而主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就是说，“骂”的内容与形式也应当是一种艺术。譬如他骂奴才们为“叭儿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不是一种“漫然的抓了一时”的恶名，而是提挈了某一人群的“全般”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社会相”类型形象。1930年左翼作家批判梁实秋时，冯乃超曾怀着战斗热情在《拓荒者》上发表文章，骂梁实秋为“资本家走狗”。梁实秋见了之后马上写文章反驳，说他还不知是哪一个资本家的“走狗”哩！鲁迅为了支援冯乃超的战斗，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完后他笑着对朋友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