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传统的宇宙观、人生观同卑劣的国民性格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存在着末流的变本忘源这一面，而且还存在着迹以显本的一面。国民性格只是表现出来的“迹”，“迹”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本”。没有“本”，“迹”就无从显示出来。一个民族的哲学，强有力地塑造该民族，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哲学充当了民族灵魂的角色，它是这个民族的思想、行为、性格、心理的最内在的“本”。一旦历史的演变让本来属于学者圈的学术思想登上历史舞台，充任主角，它就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显示出自己的“迹”。比如，阿Q精神胜利法就同佛老宇宙观和人生价值取向存在着深层的同一：以无视客观性来达成个体身心的解脱。没有佛老教人急吞囫囵之枣，烂煮糊涂之面的“顿门捷径”，怎么会有阿Q这个宝贝呢？正因为佛老教人“吾丧我”就可以臻于极乐天国。天堂和地狱的差别，关键在一个“认”字，境由心造，你心想什么境，就有什么境了。从安顿生命情志的躁动和追求进入无限境界的迫切心情，到“关起门来做皇帝”，其间并没有万里长城。它们的差别也只是“本”同“迹”的差别，从“本”到“迹”不过是历史顺理成章的演变，何况庄子那些“安贫乐道”的门徒就已经有些阿Q相了。
在形成一套系统的“处世法”方面，郭象的《庄子注》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郭象注虽有许多离开庄意的发挥，但这些阐发是顺着庄子的思路而来的。如果老庄不提供给他这样一个思想源头，郭象也就不会和《庄子》发生共鸣，他看中《庄子》并且给它作注，就证明它里边有可供发挥引申的地方。思想史的发展往往是这样的，首先有一两个大师出来，阐述某些问题，显出基本的思路和趋向，他们为解决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划定了基本范围，但他们的论断又没有穷尽这些问题。于是后继者应运而生，他们在创始者划定的常规范围内继续完善其结论，他们都是从大师那里得到灵感，循着大师的思路继续推进的。郭象就是一位应运而生的后继者。即使他负有把庄子庸俗化、实用化的责任，但我们也应把这种庸俗化、实用化看成老庄式的宇宙观、人生观的自然而然的演变。
例如，郭象“修正”《庄子》原意最大的地方是他把伦常规范纳入老庄的自然之道。这一点当然是庄子没有说过的。但老庄又都把“道”的特征设定为自自然然，无所作为，“道”在万物之中又在万物之上。老子说，“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庄子·大宗师》。本着这种精神，把人为创设的典章文物制度纳进去，当然是符合逻辑的。庄子追求的是个体身心的彻底解放，摆脱一切物役，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但要做到“物物”，即要身处“物”中而不能身处“物”外，这个“物”当然就包括典章文物秩序。所以，郭象以己意解《逍遥游》，固然可以说他曲解，但这种曲解何尝不是“歪打正着”、无意得之呢？有庄子的“物我两忘”，才有郭象的“逍遥一也”；有庄子的“曳尾于涂中”，才有郭象的“曲而从之”；有庄子子贡与丈人的寓言，才有郭象的“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
《庄子·徐无鬼注》……
凡充当末流的，没有几人得到好名声。因为大师已在白纸上画了一幅很美的画了，末流又要在这幅画上添几笔，越添越乱，越乱就越丑。所以格外地苛责末流而开脱大师，也属人之常情。苛责是可以的，但一味开脱却不够诚实。历史的残酷性在于人们注定要一代又一代在固定的一张纸上讨生活，末流和等而下之的更末流不得不在这上面留下痕迹。当我们今天面对东涂西抹、乱七八糟的这幅画时，首先给我们的是整体的感觉，这里面不存在功臣和祸首之分，大师和末流共同参与了“创作”。假设没有末流在旁边帮上几笔，说不定大师早就被人遗忘而默默无闻了。反过来，如果大师开头不是这样画而是那样画，那千年以下我们也许看到另一番景象。“本”和“迹”是一体的，相互联系起来考察，才会看得更清楚。
达成个体身心的彻底解放，进入佛老所界定的无限化境，除了“心斋”的妙法外，还有一法曰“贵生”。“心斋”的那一套，把对神秘的人生理想的追求堕落为精神胜利法；而“贵生”的一套则派生出另一种效果，它不是通过主观精神的努力达到自欺的“坐忘”，而是通过感官欲望的极端满足来达到现世的“成仙”。
《老子》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欲“吾有身”而又无“患”，又屡言“贵生”、“生生之厚”，这已经显露出感官满足至上的端倪。后来杨子“为我”、“重生”、“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思想也是老子“贵生”思想的片面发展。老子对修身之道只是开了个头，略标旨趣而未示科条。《庄子》里面讲到“至人”、“真人”、“神人”、“大宗师”进入“丧我”境界时，亦混入某些气功、导引的神秘术，不过庄子讲得若恍若惚，若有若无，也不可视为定论。例如，《养生主》篇“缘督以为经”一语，郭庆藩《庄子集释》引其父郭嵩焘语说，“船山云：奇经八脉，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缘督者，以清微纤妙之气，循虚而行，止于所不可行，而行自顺，以适得其中。”李泽厚也以为，“所谓‘心斋’、‘坐忘’和‘至人之呼吸以踵’之类，恐怕与气功中的集中意念以调节呼吸等等有关”。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无论老子或庄子都是欲言又止，不肯说得更具体，和后来道教炼气、烧丹、服食、羽化、保精除病、养气防老的法术，真是小巫见大巫。所以，葛洪于《抱朴子·释滞》篇颇有不满之言：“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华，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大约在汉晋时期，道流就呈分流演变之势。“宪章玄虚”的沉迷于主观精神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欺骗，从事于长生方术者则大玩其法术。感官离开精神和理智的制约和指导而单独成一体，这种趋向弥漫中国基层社会造成浓重的“巫风”和庸俗化。在本质上它们是迷信和愚昧的，另一方面感官的恣意妄为也使中国文化中与感官快乐相关的方面如烹调——食文化异常发达。当然在实际人生中，这两者可能结合起来，因为其目的都是为了现世的“成仙”。从正面意义上说，延伸了感官的所有功能——烹调、服饰、宫室、园林等等；从负面意义上，千方百计减少老、病、死对生的危害——烧丹、练气、服食、羽化、风水、堪舆、驱鬼术，以及素女之术。
（三）通往无限的歧途 (5)
“得道成仙”的观念是中国人生中极为牢固和影响深广的观念，它之所以能成立，乃是因为人生的“灵”与“肉”的分离。如果我们可以把“神”的观念看成是超越意向，那“仙”的观念则是现世意向。如果人生是具有超越意向的，或者说是“神式”的，那它本身就不是目的，目的被设定为遥远的上帝，为了逼近和实现自我所设的目的，目的本身就像一根鞭子或一个警告，时时激励和启示自我去超越已经实现的一切，超越，再超越，直至无限，通过设定外在的目标来提升自我生命。这样的人生也讲求感官满足和享受，但它们已被放在次级范围内，局限在一定限度和受到束缚。但现世意向或“仙式”的人生则很不同。
生，即活着本身就是目的，活得更精致，活得更艺术，总之活得感官通泰自然，也就是说，活到“生趣盎然”的程度，就算达到目的。为生而生，感官的尺度就成为唯一的标准。童颜鹤发、长生不老，可以说是一种“仙”；开怀畅饮、围炉共噍，也是一种“仙”；洞房花烛、月圆花好，也是一种“仙”。“仙”与“不仙”关键不在于参与不参与现世生活，而在于是否把生本身看成人生唯一与终极的目的。“仙”的人生我们大致可以界定为为生而生的人生。俗语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在旧时代的一些升天图里确实看到，一位飘飘然的得道之士冉冉上升，在他的周围，那些阿猫阿狗、鸡、鹅、鱼、鸭也一道冉冉上升。画的意图很清楚，这些阿猫阿狗、鸡、鹅、鱼、鸭升上去是准备给大仙用的。离开人间升到极乐天国都忘不了抓一把“食料”以满足口福，画画人的人生价值观可证俗语说得不假。
从正面满足感官欲望这点说，中国的烹调术和中国人的好吃大概最有代表性。烹调术堪称世界一流。流传下来的《随园食谱》是厚厚的一本书，菜式繁多，制作精妙，令人叹为观止。《红楼梦》里描绘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开宴会，山珍海味，无所不有，里面提到有名字的菜式也有上百种之多。今天经济发展，物质丰富，所以烹调术和好吃习性又有所发展，久已失传的“食补”、“食疗”又被发掘出来；曾被“革命”得无踪无影的“地方风味”，又奇迹般地复活过来；红学研究中又添一个新项目——红楼食法研究，红楼点心、红楼菜更添风雅。更有甚者，是大饮大食之风，屡禁不绝。或者珍禽异兽、山珍海味，吃得精致文雅；或者大鱼大肉大碗酒、杯盘狼藉，吃得粗野豪放。
孟子说，“食色性也”。食是无可厚非的。但作为文化现象看待，依然给人很深的启示。在中国，食直接同“成仙”联系在一起，食法里面就有异乎寻常的意义，它不仅是给有机体添加卡路里，而且口欲的满足代表极乐仙境，所以，中国人不惜代价满足口欲，以体验“仙”的味道。如果有人不习惯的话，一定觉得这种人生太俗，太不值得。不错，这种人生表面看来很精致，很切近人情；但正是它太看重生命，所以才把生命糟蹋得那么粗俗，以为生命就是吃，就是口欲的满足。俗语又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市井细民只知道食，食就是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神；朝政的首务是让民有所食，最好的政治就是丰衣足食的政治。食的尺度在这句话里不仅体现在口欲方面，而且伸延到政治领域。
满足和玩赏口、目、耳、鼻、身的感官享受，诸如“目中有妓、心中无妓”，“佛在心上头，酒肉穿肠过”等等，只是现世意向的人生的一个方面。感官的欲望不但求满足，而且求祛灾祸。老、病、死便是感官的大敌。道流仙士千方百计练精、气、神，防的就是老、病、死；愚民百姓求神拜佛，讲求坟山风水，为的也是迎福免祸，寿比南山。现世意向的人生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生被感官支配，感官的快乐就是人生的全部快乐，感官的痛苦就是人生全部的痛苦。因此，在感官不但企羡享乐放任而且还惊惧毁灭和灾祸的时候，很自然就发展出一套祛邪的道术，于是，迷信和愚昧就大行其道。莫说古代科学和技术那么不发达，即使今后大大地发展起现代的科学技术，东方式的迷信和愚昧依然不会绝迹，它会从古代的迷信形态演变为现代巫风形态，因为科学和技术永远不能改变人的感官本性。
似乎从秦始皇派童男童女远涉重洋求长生不死药的传说开始，羽化登仙的主题在中国人生中就不绝如缕。通过种种神秘术，最终获致“升仙”就是人生的最高理想。《阴符经》记黄帝得“神仙之术”、“少女之术”、“金丹之术”、“治国之术”、“用兵之术”等“五事”，“先固三宫，后治万国，鼎成而驭龙上升于天也”。《抱朴子·金丹》篇说：“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又介绍所谓“神丹”的制法与食法说，“第一之丹名曰丹华。当先作玄黄，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矾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以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须臾成黄金。又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亦成黄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更封药而火之，日数如前，无不成也。”服此类“神丹”，“合丹当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结伴不过三人，先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洁，勿近秽污，及与俗人往来。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谤毁神药，药不成矣。”葛洪集道流之大成，《抱朴子》一书，科条繁密，不胜枚举。除服食采补之外，还有种种祛邪免祸的神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