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心到与心勤。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与林则徐就更具可比性了。
我们前面说了“眼到”与“眼勤”，说了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说曾国藩可以算是近代政坛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二人”。这个“睁眼”只是一种纯客观的描述，但细细想来，若论真正的“睁眼”，也就是通过观察、探究和研究，从而产生深刻的认识、意识和思想，恐怕在近代政坛上，曾国藩多少还是要远远超越林则徐的。
眼，这个字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形声字，形旁从目，声旁从艮，但这个艮字在这里多少也有会意的功能。艮是八卦里的一卦，它的卦象是山，它对应的方位在东北方，而它对应的时间是丑时到寅时，也就是夜里三点到五点之前。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正是一天里最黑暗的时间段，怎么恰好它就成了“眼”的字根了呢？按道理眼是用来看的，而在黎明前的黑暗里正是最看不清、看不见的时候，为什么眼这个字倒偏偏从艮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汉字伟大的地方了。我们的祖先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具有辩证法思维的族群，这从易经的阴阳学说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越是黑暗，越需要睁眼去看！而这时睁开的眼，恐怕不是生理器官的眼睛，而是心灵的眼睛！
所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的背后是心灵，“眼到”的背后是“心到”！
所以曾国藩是这样解释“眼到”与“眼勤”的，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迹通。”（《曾国藩全集·家书》）
这里提到了两个方法论与两个终极目的，即“心到”与“心勤”的方法是“积苦思”与“至精诚”，而“心到”与“心勤”的目标则是“开”与“通”。
“积苦思”就是反复思考、思索、思想，“至精诚”则是全身心地融入与追求，这样对于你要了解的事物与对象才能最终有“开”与“通”的把握。开，就是真正了解；通，则是彻底把握。
在“睁眼看世界”这一点上，曾国藩与林则徐的差异也正在这里。
林则徐虽然对西方科技文明做了大量的情报搜集乃至翻译工作，但实话实说，他本人研读了这些材料之后，并没能达到“开”与“通”的地步。比如他在禁烟过程中还曾信誓旦旦用不提供茶叶让英国人便秘而死来要挟对方，又比如鸦片战争已经要开打了，他花巨资从美国人那儿买了一条重达1080吨的大船，名曰“剑桥号”，并且加以改装，还配置了34门大炮。这看上去像是装备了一首豪华战舰，倒是可以跟英国人一较高下的。可林则徐弄这条的船的思路却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他把这条巨资打造的“战舰”横在珠江口，并把它固定住，以此作为阻拦英舰进出珠江口的障碍物与固定炮台。结果，英国人后来攻上来，连船带炮全都抢走了。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林则徐，他在他的那个时代已经算是伟大的先行者了。可通过这些表现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他对西方世界确实做到了“眼到”，但还是没能做到既“开”又“通”的“心到”。
曾国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林则徐这些前辈的肩膀上看世界的，所以他在“眼到”、“眼勤”之外，特别强调“心到”与“心勤”。 而他“心到”与“心勤”的直接结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
曾国藩自己是不懂西方自然科学的，他的功夫基本上全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那套文以载道，大数学家李善兰来投奔他时唯一的要求是让曾国藩帮他出版自己翻译的西方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曾国藩看了半天一点也看不懂，却慨然允诺，自掏官俸600两白银为李善兰出书。
曾国藩虽然看不懂，却深知这部数学名著的重要，所以他想用自己的声名为李善兰做一些宣传，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文坛盟主、一方诸侯的身份为李善兰此书作序。可曾国藩对书里的内容丝毫不懂，又怎么作序呢？
曾国藩自有他的办法！
曾国藩的大儿子曾纪泽在父亲的影响下，知道只学习儒家的经史子集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渐渐喜欢上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后来甚至为此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表示要放弃科学考试。族中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子疯了，唯有父亲曾国藩却表示大力支持。现在曾国藩让曾纪泽拜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这些大科学家为师，然后结合自己的学习心得为李善兰这本《几何原本》的译作写一篇序。序写出来之后，曾国藩又反复审阅、学习多次，最后署上自己的大名，为李善兰成就科学家之大名，甘愿做一颗大大的铺路石。
后来，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容闳这些科学家帮他办兵工厂，整个过程中曾国藩自己也是全身心投入的，他的洋务意识也是在这个“心到”与“心勤”的漫长过程中才渐次形成的。
还有一个小例子更能说明他的“心到”与“心勤”。李善兰写的《几何原本》是数学译著，他实在是读不懂，但即使这样，他也试着反复揣摩了许久。后来有一个叫冯桂芬的，原来曾经是林则徐的学生，写了一本《校邠庐抗议》，在其中放眼世界，最早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他把这书送给了曾国藩一套。曾国藩为此像着了迷一样，整日手不释卷，反复研读。最后，他由衷地赞叹冯桂芬的观点乃“名儒之论”，而在这个学习、揣摩、赞叹、“眼到”、“心到”的过程中，他自己“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也渐渐地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