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也只是白宫新闻策略的一部分。在弗里斯比之外，克林顿还接受了《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以及《美国新闻世界报道》记者的采访，在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晚间新闻”中露面，并且与几位黑人专栏作家座谈近一小时。
所有这一切都成效斐然。事实上，仅打了一个电话，进行了一次座谈，没有任何明确的议案，白宫便使大多数新闻媒体都开始关注起种族问题，并不约而同地谈到总统对于种族关系的明朗态度。
其实，克林顿也并不一直都这么重视媒体的。在地方的时候，克林顿曾经一度因为缺乏耐心和脾气暴躁而与新闻界关系紧张，但克林顿的优点是善于学习，他很快就从尼克松的悲剧中意识到媒体的重要性，也从里根的受欢迎感触到阳光比风强大的方面。
1982年再任州长后，克林顿便重视起同新闻界的关系。自那时起，克林顿频繁地出现在州议会记者面前，从他们位于一楼的新闻室便可看到克林顿的停车位。记者们经常可以在走廊上截住他问这问那。
许多周五的下午，克林顿还会将脑袋伸进新闻室问：“伙计们，还需要什么吗？”
这种殷勤带给克林顿的是政途的畅通，在州长任期内，他就被媒体描绘为“教育州长”、“亲民州长”，从而为他异军突起，进军白宫铺垫了舆论基础。
到了白宫，克林顿除了偶尔请一些记者来作客之外，还精心地培养了一小批年轻的、新民主党作风的记者和专栏作家，如《华盛顿邮报》的E?T?迪翁、《纽约》杂志的乔?克莱因等人，既帮助他宣传，又帮助他做决策。
这样做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二次播种”。
由于这些媒体人的报道及书籍对其他记者和电视制片人有着极大影响力，使得他们倾向于克林顿政府的报道得以成为主流意见，进而引导整个国家的舆论导向。
像克林顿一样，奥巴马也是这样一个非常善于和记者发展关系的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当选，就是话语权的胜利，其中既有理念的感召力在起作用，也有他与记者的私交的作用。
在许多记者眼中，奥巴马是亲切、朴实的人，是很容易谈得来的人，是能够代表他们的想法的人。许多时候，在与奥巴马接触之后，记者回去就会十分感慨地对奥巴马的抱负和政绩进行宣传，这一点，在他竞选期间和执政初期表现得十分明显。
不过，克林顿和奥巴马的真正导师，还得说是百年之前的西奥多?罗斯福，他很早就意识到发展与记者和编辑的私人关系有助于影响媒体的表态。
无论是在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还是入主白宫之后，老罗斯福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邀请记者们到他的办公室聊天，从逸闻趣事到生活百态，当然也会谈及他的政治主张。不知不觉中，许多记者便成为了他的朋友，成了他推行政策主张的同路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更是将这种关系推向了极致。在罗斯福逝世之前，曾在四位总统任职期间当过记者的沃尔特?达文波特，在一篇文章中很好地概述了记者们对罗斯福总统所怀有的特殊感情：“因为罗斯福，我唯一的一次在这里感到我和内阁或国会成员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我想，你会发现这种感觉在这里、在海德公园、在他的专列上都普遍存在，我们不仅受欢迎，而且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们是属于那里的，感觉他是我们的总统，我们的。明白吗？”
自己人的感觉，真的很容易打动人，也比较能够激发媒体人士为知己者死的宣传热情。
有时，仅仅是一杯茶，几句真诚的关心，就会达到比高高在上的指令有效得多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