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出土铜器2000余件，铜容器有尊、罍、卣等残件，铜人像有立人像、人头像、人头像顶盖板、菱形眼形器、眼泡等，动物形铜器有立鸟、鸟形器、兽面、虎、龙首形器、牛首、鱼形铜箔、螺壳形器、龟贝形挂饰、扇贝形挂饰等，铜兵器只有曲刃戈一种。此外，还发现有璧形器、方孔形器、小型璋、锥形器、菱形器、长条形器、环形器、喇叭形器、铃等。金沙遗址的铜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器型都较小，器类也不丰富；二是绝大部分铜器都不能独立成器，可能是其他大型器物的附件。装饰技法有素面、墨绘、穿孔、铸纹、立体附饰等。以素面最多，纹饰主要发现在铜尊、罍的圈足上，有云雷纹、夔龙纹等。
金沙遗址出土了较多铜尊、罍等大型铜容器的圈足残片，预示着今后出土大型青铜器的可能。
金沙出土的很多铜器如立人、人头、挂饰、璧形器、方孔形器，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或相同。
（四）玉器
现已出土2000余件，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制作工艺十分高超。玉器主要可分为礼器、工具、饰件三大类。礼器类主要有璋、戈、琮、有领璧、钺、矛、剑、四孔刀、凹刃凿形器等，工具类主要有斧、锛、凿等，饰件主要有镯、环、箍形器、贝等。此外，还发现有刻槽梯形器、眼形器、神人面像等。其中璋、戈、琮、凹刃凿形器、有领璧等最有代表性。
金沙玉器的材质是以透闪石软玉为主，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大理石等，初步推测主要来源于四川盆地的周边地区，其中有部分玉器的材料可以确认是来自汶川地区的龙溪玉。同时，还发现有一些质地纯净、透明度较高的玉器，其玉料可能来源其他地区。金沙玉器多数为不透明或半透明的白、灰、浅黄褐等基本无色系列。但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呈现出红、紫、褐、黑、白等多种颜色，一些器物表面甚至为艳绿色，极富层次变化。玉器材料的矿物组成单调，除透闪石外，仅有滑石、方解石，颜色平淡，风化强烈，质地疏松且透明度差。质地致密透明度较高的材料很少，但也无明显的色彩。丰富多彩的玉器表皮色与玉器对外来离子的吸附有关，主要基于三点：一是金沙玉器质地疏松、多孔隙有利于玉器表面吸附和表面化学反应；二是玉器埋藏于潮湿偏酸性的土壤中长达数千年，一方面玉材自身中的活跃元素会溶失，另一方面土壤中的元素及有机物也会吸附于器物表面；三是玉器的埋藏深度从距地表几十厘米至4米不等，土质的变化又大，沁色变化丰富。
玉器上的纹饰主要有兽面纹、平行直线纹、网格纹、菱形纹、圆圈纹、人面纹、昆虫纹等，流行繁复的扉牙装饰。主要装饰在璋和戈两类器物上。琢纹以阴刻为主，此外还使用减地、镂空技法。金沙玉器加工技术精湛，工艺娴熟。玉器的开料使用片切割、线切割、砣切割三种方法，其中以片切割为主。有很多玉器或玉器半成品上还保留有对剖时留下的直线台痕，显然采用的是片切割技术。钻孔技术有桯（实心）钻和管钻，小而薄的器物多为实心钻，大而厚的器物多采用管钻，有单面钻，也有双面对钻。所有器物均琢磨精细，打磨规整，器表光洁。金沙是截至目前中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这批玉器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玉器极为难得的一批材料。
（五）石器
金沙遗址发现了1000余件石器，可分为礼器、工具、像生形三类。石礼器主要有饼形器、璋、璧等，石工具类主要有钺、斧、锛、凿等，像生形石器主要有跪坐人像、虎、蛇、龟等。金沙遗址出土石器的制作有简有繁，像生类的石器制作较为精细，造型生动，极富动感，夸张与写实相结合，加工手法采用了圆雕、平雕、线刻、管钻、涂描等相结合的手法，器物表面经过精心细致的打磨，使件件雕像都成为栩栩如生的圆雕艺术精品。其他石器，特别是璋和饼形器的制作十分粗糙，磨制也仅是粗磨，没有进一步的细加工，很多石器上还留下了大量的自然断面、切割面和打击时留下的疤痕，器表少有抛光。
石器的表面少有装饰，只在石璋上有平行线纹和扉牙装饰。朱砂在石器中广泛使用，如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的嘴、眼、耳部多涂有朱砂，部分石璧的孔壁和石璋的阴刻平行线纹中也涂有朱砂。
（六）漆木器和骨角牙器
金沙遗址最为引人注目物品之一还有象牙，除大量的仍深埋在地下以外，现出土了一百余根象牙，有完整的象牙，也有象牙尖、象牙段、象牙片，还发现了几十件象牙器，有条状、柱状、豆形象牙器。此外，还出土了两件象头骨，经鉴定，属亚洲象。另外，在一件玉璋上发现有一跪坐人像肩扛象牙的图案，表明象牙在金沙遗址中至少有一部分是作为祭祀用品使用，并为肩扛的方式，且象牙尖向前。象牙的埋藏方式有一根，也有一堆，有的还与玉石器、獠牙埋藏在一起。
在金沙遗址晚期阶段还发现了大量的野猪獠牙、鹿角、麂角等，数量均在1000件以上。它们的埋藏方式是成片地堆放在一起。此外，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十余件占卜用的卜甲。
金沙遗址出土漆木器10余件，以木雕彩绘神人头像、虎头像、兽面像和木耜最具代表性，此外，还出土了几件漆器。金沙遗址出土的几件漆器是成都平原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漆器，为研究该区域的漆器发展史提供了可贵资料。
四、金沙遗址的分期与年代
通过对三和花园、梅苑东北部、兰苑、博雅庭院、人防地点、芙蓉苑、郎家村精品房、国际花园等地点商周时期的遗存的比较分析，金沙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大体可分为五期。
第一期：以梅苑东北部地点的早期遗物、郎家村精品房地点等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遗存发现很少。核心陶器有小平底罐、花边敛口深腹罐、波浪花边罐、喇叭口瓮、花边盆、细高柄豆形器、粗高柄豆形器等。此外还出土了绳纹花边罐、喇叭口高领罐、敞口尊、饰戳印纹的圈足器等宝墩文化的陶器。时代约当商代早期至殷墟二期之时。
第二期：以梅苑东北部地点第一阶段祭祀遗存、兰苑地点早期遗存、博雅庭院地点早期遗存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遗存发现较多。与第一期相比，新出现了圈足罐、高领罐、扁壶、束颈器座等，第一期的小平底罐、细高柄豆形器、盉、瓶、壶、花边敛口深腹罐、花边盆等也很流行。时代约当殷墟三期之时。
第三期：以梅苑东北部地点第二阶段祭祀遗存、三和花园地点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遗存遍布金沙遗址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是金沙遗址的全盛时期。核心陶器有尖底杯、尖底盏、圈足罐、高领罐、矮领罐、敛口深腹罐、敛口簋形器、长颈瓶等。第一期的文化因素只在本期早段中有少量存在，主要是小平底罐和细高柄豆形器，而花边敛口深腹罐则是本期的核心陶器之一。时代约殷墟四期至西周中期。
第四期：以梅苑东北部地点第三阶段的祭祀遗存为代表，这一时期的遗存发现较多。核心陶器有尖底杯、尖底盏、内折沿簋形器、喇叭口罐、尖底罐、敛口广肩罐、喇叭口瓮、绳纹釜等。与第三期相比，喇叭口罐、尖底罐开始流行；尖底盏口径变大，敛口变为直口；尖底杯底部有划痕，新出现了斜直腹尖底杯；喇叭口瓮的沿部为大翻领；新出现了绳纹釜、沿内折的敛口广肩罐。时代约当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
第五期：以梅苑东北部地点的第5层、国际花园的船棺墓葬为代表，这一时期遗存发现不多。核心陶器有尖底盏、尖底罐、喇叭口罐、喇叭口瓮、内折沿簋形器、绳纹釜等。与第四期相比，喇叭口罐数量大增，尖底盏由直口变为敞口，尖底杯变得更矮。时代约当春秋中期。
金沙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包含着两个考古学文化，其中第一期属三星堆文化，约当三星堆文化第三至四期[2]；第二至五期属十二桥文化。
五、结语
金沙遗址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发掘面积大，遗迹丰富，遗物等级高，其最主要的商周时期遗存。从商代早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春秋中期之时，是成都平原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的内涵，对商周时期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完善，深入探讨三星堆祭祀坑的相关问题，研究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探索古蜀国历史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作为一处古蜀国的祭祀中心或都邑，金沙遗址对研究古蜀国都邑的结构与布局，追溯成都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源头提供了新线索。金沙遗址大型滨河祭祀场所的发现，对于研究古蜀国的宗教祭祀活动以及政体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很多玉器包含着大量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信息，对认识古蜀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线索；很多玉器上保留的加工制作痕迹，对研究玉器的制作工艺、流程和制玉工具等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章义、刘骏：《成都市黄忠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的主要收获》，《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164～181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7月。
[2]王毅、张擎：《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3期，第13～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