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阴郁的卡夫卡，一生都带着他那颗战战兢兢的灵魂，独自行走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上，孤独，寂寞，焦虑，善感，恐惧。在他死后，也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实绩逐渐被世人认可，他自己进入可研究的行列中时，他在生活、性情，包括很大一部分创作成果等诸多方面仍然让人费解。在常人的眼里，他与那些在精神和肉体上患着同样疾病的人没什么两样，一句“神经病”患者和可怜的肺结核喉结核患者就将其彻底打发了。但卡夫卡就是卡夫，一个心理确实有病，身体也不健康，意识既极其清醒却又极端复杂模糊，三心二意的，自作多情的，文雅又刻薄的，胆怯细腻的男人。非常的智商促使他经常性地做着自由而各式各样的梦，极端热烈或凄凉异常的梦，褒着一颗永不甘于混杂于世俗却最终在世俗中活了40多年的心，不仅极为透彻地认识，而且亲自领受了令他感到恐惧的无数蹊跷诡异的现实。于是，他察觉到了一种比孤独和恐惧更压抑着他生命的东西，那就是，确实压抑和束缚了他大半生的强烈的负罪意识。
卡夫卡较早地被负罪感所压抑的记载，来自于他与好友雅诺施的一次谈话，被后者收入《谈话录》中（即卡夫卡与雅诺施的谈话记录，两人经常就很多文学、人生、哲学思想上的问题进行交流，也有一些闲聊。作者注。见《卡夫卡集》《谈话录》地336-337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在那次谈话中，他听到了一个叫“拉瓦荷尔”的词汇（一个著名的罪犯，几乎成了犯罪的代名词）。
“可是卡夫卡博士笑了，头往后一仰说：‘你问我是否参加了这些群架？虽然我没有打架的经验，心底里也害怕，但我总是挤进扭打成一团的人群，向我的同学表明，我不是他们所说的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而且我也不想站在一旁，被人看成是个软弱的犹太男孩。然而事与愿违，我没有能使他们信服，我通常都是挨揍。结果，我总是哭肿了眼，满身泥污地回家，衣服掉了扣，领子被撕得粉碎。当时我们就住在这里。……每当我打完架，又脏又破，哭着回家时，她们总是很激动不安。女教师来回绞着手，哭着威胁说，她要把我的过错报告给我的父母，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相反，她和厨娘一起尽快地消除掉我身上打架留下的痕迹。这是，厨娘嘟嘟哝哝地说了几次这样的一句话：‘你是拉瓦荷尔！’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问她，她却只是说：‘你就是这种人，你是真正的拉瓦荷尔！’这样，她就把我归入了我自己也不清楚的某一类人了。她使我成了某个神奇秘密的组成部分，这秘密让我感到害怕。我是拉瓦荷尔！这个字眼像可怕的符咒那样震慑住了我，使紧张得无法忍受。为了摆脱这种压力，一天晚上趁父母在起居室里打牌的机会，我问他们什么是拉瓦荷尔。父亲头也没抬，继续看着牌说：‘拉瓦荷尔是罪犯，杀人凶手。’我当时肯定非常吃惊，很难看，因为母亲很担心地问我：‘你从哪儿听来的？’我支吾了一句什么。厨娘认出了我是个罪犯，这种意识使我舌头发硬，说不出话来。母亲探询似地看着我的脸。……我们再也没有提过拉瓦荷尔这个名字，但它却像一跟刺一样留在了我身上，或者说像一根断了的钉子尖在我身上移动。……我依然是个遭了内伤的病人，是个拉瓦荷尔。从外表上看，什么也没有变。家里人还像从前那样对待我，但是我知道，我是个被开除了的人，是罪犯，简言之，是个拉瓦荷尔。……完全相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种毫无根据的负罪感更牢固地黏糊在我的灵魂里，正因为它没有真实的理由，所以不管悔恨也好，弥补也好，都无法消除这种负罪感。因此，即使我后来似乎早忘了厨娘那件事，也听说了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我依然还是拉瓦荷尔。”本是少年时代极为常见的打架行为，成人只要善于疏导和管教便可，即使一句无心的话，也无可厚非，可偏偏这个少年就是生性敏感，爱“自作多情”般“对号入座”的卡夫卡，而最为关键的是，打架和罪犯（杀人凶手拉瓦荷尔）是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的，就这么一层关系，让卡夫卡终生铭刻在了脑海与心灵最深处。虽然在事后那个爱唠叨的厨娘也给他做了解释，但这反而更增加了他以为自己真的是个罪犯的负罪意识，心灵在毫无变化的外表遮掩下，一直在流着血，以致于他觉得自己是个永远的罪犯，莫名其妙地伤感和自责了一辈子。于是，带着这种强烈的罪人意识，他研究了拉瓦荷尔。
“是的！而且不仅仅研究了他的一生，还研究了其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生平。……对我来说，这却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在追寻拉瓦荷尔的行踪。……然而，我不能再和他们并肩前进了。我依然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和奥斯卡·鲍姆在一起。他们离我更近。”（同上）
这种结果恐怕是那个善良的厨娘所无法想象的，而更让她想不到的是，他竟将这种负罪感深化了。
“……和我一样，所有犹太人都是被开除出社会的拉瓦荷尔。我现在依然感觉到在我回家的路上，那些恶少加诸于我的拳打脚踢，但是我不能再去斗殴了。我已经没有年轻人的力量。保护我的家庭女教师呢？这我也没有了。”（同上）
存在主义者在生存论上也强调这个问题，一个在儿童时代心灵就被深深伤害过的人，那些伤口几乎原封不动地暴露在他们的生命里，即使有幸痊愈，也会留下一条条深刻而清晰的疤痕，他整个一生都将被这些伤痕所捆绑，所桎梏，无法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解脱。卡夫卡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他的生活并不如意，生命在他看来在残酷无比的世上已经是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使他经常感到心有余悸，最明显的表现方式就是恐惧、强烈的负罪感和生命能量的严重欠缺，他生命的门窗被死死关闭。
而卡夫卡却将这些结果看成是原罪的影响。
在《他》中，他说道：
“原罪，人所犯的那个古老的过失，存在于人所发出的并且不放弃的那个谴责中：他受到了过失的伤害，他遭到了原罪的祸害。”
那么，什么是原罪呢？尽管阅读卡夫卡及其他西方文学家思想家的作品的读者，已经对这个概念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为了搞明白卡夫卡心中的原罪意识，有必要在这儿简单阐述一下原罪。
首先要说明的是，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强调，原罪（Original sin）一词最早出现的时候，与基督教密切相关，它主要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罪孽”。《圣经》上说：人有两种罪——原罪与本罪，原罪就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本罪则是每个个体在今生所犯下的罪孽。这种强调始祖所犯罪孽乃恶之根本性罪恶的原罪的理念，就成了基督教重要的基础教义，体现出基督教徒探询生命本源和罪孽本源的精神。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看看基督教的传说，而世人耳熟能详的基督教的传说中关于“原罪”的说法，就是“原罪”是由他们的始祖亚当传下来的。也就是说，从亚当以后，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但《圣经》并没有给“原罪”以明确的定义，据称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公元2世纪的古罗马神学家图尔德良提出的，然后被圣·奥古斯丁加以系统的阐释，人们才慢慢熟悉并接受了这个概念，并从各自的立场和对基督教的理解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思索，然后渗透到各个领域，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将其看成是造成社会性绝望和个人痛苦的最直接来源。因此，“原罪”就被认为是人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和精神上所犯罪孽的根源，由此衍生了各种各样的罪恶。于是，芸芸众生滑了越来越深的罪恶的渊薮，忧郁，伤感，恐惧，无所适从，灰心丧气，乃至绝望，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但耶稣是无罪的！任何一个基督教徒都知道，耶酥是从其父神那里得到了比最初的创造还更加完美的生命形式，这生命完全是出自于神，而不是人！既然是神，他就是强有力的，永恒的，没有什么能够战胜和毁灭他！作为神，他的生命没有终结，是不死的。我看到很多文献资料上都这么写道，主耶稣是通过童女马利亚怀孕，取了人的样式而成为神的。人形，仅仅是指其外在的形体，他的生命质地是神的（也就是代表其生命的“来源”是他伟大的父神），强大无比是他最耀眼的标志。因此，他的人性是美好的，即使美好，也完全被他更为强大而美妙的神性所掌握，而他的神性最明显的特点就拥有对宇宙中一切绝对的统治权，也就是说，他代表了一切美好的东西，没有肮脏，丑陋，虚假，腐朽，因此他永远不会犯罪，有罪的是亚当和他之后的众生。
另据《创世纪》记载，亚当、夏娃被造出来之后，住在伊甸园，两人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的生活。伊甸园里栽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树上结满了累累果实，但上帝却告诫他们，他们可以随便摘下树上的果实来吃，惟独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不能吃，倘若吃了，必定当即就会死去。这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著名的“禁果”。但那个将自己隐身于蛇形的魔鬼却极力引诱亚当和夏娃不必听从上帝的意志，劝他想吃就吃，禁果没什么大不了的，还说他们吃了之后，不一定就会死定死，反而在他们吃掉禁果的那天，眼睛就明亮了，而且还能像万能的上帝那样能分辨善恶了。最初经不住魔鬼引诱的是夏娃，她首先吃了禁果，然后又让亚当吃了一个。果然，魔鬼所说的话变成了现实，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眼睛明亮了，而且能知羞耻，分辨善恶，成了两个能思索问题的人了。自然，最后的结局人们都知道了。因此，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虽然是由魔鬼的引诱而致，但其行为显然是对上帝的背叛，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这种弥天大罪通过已经变成人的他们传给了子子孙孙，演绎成整个人间都在犯罪的无可更改的事实，因而两人对上帝意志的叛逆就是一切人间罪孽的根源。从这个层面和角度来看，我们也得到了“原罪”的根本意义。基督教教义、神学理论中，“原罪”成为最基本的概念，在这些教义中，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原罪”是永远存在的，不可否定的，也不可能自我抹去的，因此就需要一个救世主来拯救苍生，唯有如此，苍生才可得到救赎。基督教正是基于此，才在世上大行其道的。
因此，卡夫卡提到的“人所犯的那个古来的过失”，大概就是原罪的最本质的涵盖了。在他的《箴言》中，他还大量对原罪进行了他卡夫卡式的描述：
“我们为什么要为原罪而抱怨；不是由于它的缘故我们被逐出了天堂，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吃到生命之树的果子所致。”（见《卡夫卡集》《箴言》，第228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我们之所以有罪，不仅是由于我们吃了认识之树的果子，而且还由于我们没有吃生命之树的果子。有罪的是我们所处的境况，与罪恶无关。”（同上）
“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天堂生活，天堂是为我们的享受而存在的，如今我们的使命已经改变了，天堂的使命是否也随之改变呢？对此没有人能说出。”（同上）
当我们跳出基督教，跳出《圣经》和那些传说，回到现实中来，我们依旧看到的是卡夫卡同所有人类一样，除了感叹自己罪孽深重以外，又把身边的人事，乃至整个世界都看成是罪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现实的所有存在，生活的林林总总，似乎都不符合卡夫卡们的要求，他们批判和嘲笑这些文化，以为存在的一切都是罪恶。尤其是在西方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传统的文明，尤其是文化艺术和生活习惯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当然，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在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的眼中，是难以接受的，也是不可饶恕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二流的世界，充满了罪恶和谎言的时代，是没有人性的时代，机器，钞票，战争，瘟疫，气候问题等，都是他们关注却又痛心疾首的问题。因此，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个体，有罪！而整个文明社会，也有罪恶！个体的罪孽和社会的罪恶加起来，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和心理空间所能容纳的全部罪恶。无疑，这种罪恶无法让卡夫卡们看到生存的快乐，看到人性的美。可奇怪的是，他们在享受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带来的无数好处的时候，反过来又毫不留情地对这些文明元素加以批判。他们在抽象理论的带动下，完成了学术上的批判，但诱惑着他们的世界，残酷，但又感性，巧的是，卡夫卡们的感性神经，反过来，又时刻准备着给世界以当头棒喝。
“恶是人的意识在某种过度状态的散发。它的表象并非感性世界，而是感性世界的恶，这恶在我们的眼里却呈现为感性世界。”（同上）
“自原罪以来，我们认识善与恶的能力基本上是一样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偏偏在这里寻找我们特殊的长处。但在这种认识的彼岸才开始出现真正的不同。这种相近的表象产生于下述原因：没有人仅仅获得这种认识便满足了，而一定要努力将这种认识付诸实施。但他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力量，所以他必须摧毁自己，即使要冒这样的风险：摧毁自己后甚至可能会得不到那必要的力量，但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作此最后的尝试……面临这种尝试他畏惧了；他宁可退还对善与恶的认识（‘原罪’这一概念可追溯到这种恐惧）……”（同上）
但对于一个自身生命能量严重欠缺的人来说，卡夫卡刻骨铭心感受到的就是罪恶感觉带给他的无穷的压抑和束缚。在世界感性的经验性能和感官充分的感觉中，这些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沉重压力，往往又是外部世界的挫折、失败和死亡的投影，而来自于外部的这些挫折、失败和死亡阴影，反过来又往往是内部伤痕和痛苦的直接反映。当内外结合，他既是社会批判家，又是自我省察者，如果仅仅是靠内在的痛苦和失败就决定了他生存的质量和延续的可能性的话，他夸大了的外部条件的罪恶，其实是因为他自身在内部的生命的彻底绝望，是成长的谢幕，这自然是外部经验所无法拯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