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国民党调集11个师2个旅约10万人，向中央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亲自制定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命令第六、九、十九路军分成3个集团，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一线，并头编组为8个纵队，向苏区进攻，争取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聚而歼之”。
1930年11月1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颁布《移师赣江东岸，诱敌深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正式拉开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从11月中旬开始，红一方面军主动放弃吉安、吉水、东园、乐安、永丰，有计划地进行战略后退，十万敌军潮水般涌入根据地，形势空前严峻。
适于此时，根据地内部掀起了一场以反AB团、改组派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
肃反伊始，由于苏区内根本不存在AB团等组织，由于上级机关对AB团没有明确界定，因此，人们便把一切落后现象、消极行为和反动嫌疑都等同于AB团。于是，地主、富农是AB团，坏痞、流氓、打手是AB团，剥削阶级出身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是AB团，在政权和党团组织中有争权夺利欲望的人是AB团，因意见不合而不团结、发牢骚、闹情绪的人是AB团，对具体政策和工作部署有不同看法的人是AB团……随着肃反运动的发展，AB团又生出了许多小组织，如红军战士聚餐，被指称为“好吃委员会”，青年团员谈朋友，被指称为“恋爱委员会”，在恋爱过程中发生性行为，被指称为“王八委员会”。
AB团像魔鬼口中的咒语，像梦魇一样压在人们头上，在革命队伍内部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相互猜忌的恐怖气氛。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政治保卫局从清查“消极现象”入手，采取严刑逼供的方法，终于在赣西南打开了大规模肃反的突破口。
1930年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印发第二十号《紧急通告》，通报“最近破获赣西南AB团的经过”：
“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万安县委破获AB团供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织，组织赣西南的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和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
赣西南特委介绍了破获此案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来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从上述引用的文件可以看出，所谓破获AB团组织，纯系赣西南特委逼供信的产物，是冤案、假案、错案。然而在当时，苏区人们真心实意地庆贺赣西南破获反革命组织，他们坚信不疑地相信革命在肃反战线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因为他们看到了AB团分子的自供、手印和认罪书，看到了AB团分子准备暴动的武器、弹药和旗帜，看到了AB团分子处决前沮丧、绝望、面如死灰的神色，看到了肃反运动之后战士奋勇杀敌、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仗……这些还假得了吗？
善良的群众，缺少肃反经验的干部，被一时假象迷惑着的党的领袖都还未冷静地品尝所谓胜利之后的苦涩，便投入了更加急切的肃反。
1930年12月上旬，鉴于敌情紧急，毛泽东、朱德率总前委奔赴前线，指挥作战。肃反大权落在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手上。就是这个李韶九，把根据地党和红军推向了濒临分裂的波峰浪尖。
大权在握的李韶久坐镇富田镇，把屠刀指向江西省行委、红二十军负责干部，逮捕数百人。失去冷静的红军将土喊出了骇人听闻的口号：“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这就是震惊全苏区、全军乃至全党的富田事变。
许多红军老战士和蒙难者家属都气愤地把李韶九说成内奸、真正的国民党特务。从所起的作用上看，李韶九对苏区党和红军的损伤远大于国民党特务所起的破坏；但从实事求是的立场上讲，李韶九还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
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嘉禾城北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跟随南昌起义军远征潮汕，起义失败后，转往江西地方工作，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任赣南第9纵队纵队长，1929年任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团长，1930年2月任红六军1纵队政治委员，6月后到前委工作。当时，他只有26岁。
1930年12月5日，他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整肃AB团。
l2月月7日下午3时，李韶九抵达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吉安富田。
富田位于吉安与吉水、泰和、兴国、永丰4县交界地区，是一个拥有百余户人家的大村庄。四周群峰环抱，山溪淙淙穿林而过，环境幽静，群众基础很好。
李韶九到达富田，自以为有总前委上方宝剑，不问青红皂白，迅速派人逮捕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
段良弼熬刑不过，供称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省行委常委丛允中、赣西行委常委刘经化、红二十军一七四团团长刘敌、红四团团长段启风等是AB团首领。
李韶九又带领一个排押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到东固，准备全面整肃红二十军。
红二十军是在赣西南地方武装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一支正规红军。1930年7月，根据毛泽东“攻取吉安”、“扩大红军”的指示，赣西南所辖之永新、遵花、安福、吉安、吉水、泰和、遂川、宁冈、万安、赣县、于都、兴国等县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此后，红二十军划归红一军团建制，参加过八打吉安、九打吉安的战斗，攻占了安福、吉水、永丰等县城，协助地方党建立了江西苏维埃政府和34个县的红色政权。与其他红军部队相比，红二十军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党员多，全军3000余人，拥有党员300余名，党员人数占全军总数的l/10；一是与地方联系密切，指战员均系土生土长的赣西南子弟兵。
李韶九到东固后，与军长刘铁超商量，按富田屈供者指称的名单抓人。刘敌，被段良弼指供为AB团头目。因为同是湖南嘉禾老乡，李韶九故作宽大，没有厉行逮捕拷打，而是以和缓的态度劝其自首。
“刘敌，不少AB团分子都供出了你。”
“我不是AB团分子，你我同系嘉禾出身，知根知底，还不清楚吗？”刘敌惊出一身冷汗，急不择言地辩白道。
“可是供你的人很多，我看你有甚说甚，免受皮肉之苦。”话到末了，李韶九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弦外有音地说：“记住，这不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刘敌很聪明，他拖延道：“容我想想。”
刘敌离开军部，回团后找来一营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进行商议。
“李韶九素来卑鄙龌龊，刘军长天天腐化，他们以抓‘AB团’为名捉自己的同志，已经远离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刘敌旗帜鲜明。
张兴、梁学贻也觉得李韶九做法不对，实质上是帮助国民党杀革命者。他们决定实行“兵谏”，扣留李韶九，救党、救战友。
12月12日上午，刘敌等发动第一七四团一营官兵包围军部。捉住军长刘铁超，释放谢汉昌。李韶九当时正好不在军部，闻讯后慌忙逃往富田。
12日下午，谢汉昌、刘敌率部由东固冲到富田镇，包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将省府警卫连缴械，释放全部被捕的所谓“AB团”案犯。在慌乱中，古柏等乘夜逃走，李韶九和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被捉拿。
12日晚，刘敌、谢汉昌和被释放的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周冕、刘经化在小镇召开紧急应变会议。与会人员认为“此次肃清AB团，抓遍了所有干部，是不免有阴谋作用，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大家把矛头指向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公开反毛”。
13日晨，红二十军在富田镇广场举行群众大会。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脱去上衣，指着身上的道道伤痕，声泪俱下，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趁群情激动之时，刘敌在会上造谣说：“毛泽东反水了，变成了许克祥第二，我们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13日下午，刘敌、谢汉昌将红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15日夜晚，段良弼、李白芳在河西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会上，丛允中根据自己的无端猜测，称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安安稳稳地当皇帝。会议作出一系列决议，其要点包括：
建议总前委集中兵力马上出击敌人，消灭围剿军主力；
建议红二十军猛扑吉安，稳定赣西南苏区形势；
建议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撤职查办，停止其总前委书记职权；
建议总前委开除李韶九党籍，撤职查办；
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送200两金子给中央。
永阳省行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受到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的严厉批评。易尔士认为会议前后提出或呼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等口号是分裂红军的错误行为，应该立即停止。事变领导人释放了被当做李韶九而误抓的易尔士，但没有接受他的正确批评。
这就是震惊全苏区、全军乃至全党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本是错误肃反所酿成的指战员情绪激化的产物。大多数指战员参加事变，是希望借“兵谏”形式阻止党内肃反错误的继续发展。然而，事变之后事变领导人未能冷静地疏导自己和战士们的激愤情绪，提出了错误的口号，随后还实施了一些错误的做法，使事变出现有可能危及红军团结的趋势，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即使如此，这些被愤怒情绪左右的铮铮铁汉，从未向国民党投降或妥协，他们一如既往，舍身忘死地与敌人作战。
富田事变像冬日炸雷，霹雳一声，将总前委惊呆了。毛泽东未料到事态短时间内会如此恶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军政要员也被突如其来的事变搞得措手不及。
12月中旬，彭德怀率三军团2万余将士进至东山坝，沿途发现“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的巨幅标语，行军路线所经过的村庄，群众望见红军避而远之，态度十分冷淡。彭德怀紧锁眉头，铁青着脸，内心如焚。如果不迅速扑灭后院之火，则前门之敌将顺势而入。
12月17日，彭德怀策马驰至距东山坝六七十里的黄陂总前委，与朱德、黄公略商议处置办法。他们联名发表宣言，对长期共事的战友毛泽东毫无保留地表示了支持。
这封名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的宣言》指出：“我们敢说毛泽东同志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会议的路线相符合。”宣言最后以振聋发聩的巨吼结尾：“我们敢大叫一句‘朱毛彭黄’团结到底，打倒反革命的AB团取消派！”
18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又在宁都军次发出《给曾炳春、王怀、段启风并转二十军诸同志的公开信》。公开信开头严正地指出：“现在大敌当前，决战在即，东固富田之事变，无论主观上怎样要革命，或怎样为反革命，但事实上完全为出卖阶级的叛变行为，因为这是分裂了革命势力，破坏了阶级决战，实际响应了蒋介石、鲁涤平进攻革命。”公开信诚挚地呼吁道：
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之下，一致团结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对于同志之去留，只有革命与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否之别。
毛泽东为朱、彭、黄诸友肝胆相照的胸襟、相濡以沫的情谊深深折服。他与彭德怀、黄公略是新交，共事累计不过数月，他与朱德虽系旧友，但在红四军七大前后也曾意见相左、伤感情，但是就是这些威望、权力与自己相仿的战友在他亟须支持的时候扶持了他。
毛泽东明白，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对他坚定不移的支持，既是为了维系自己已经遭受损伤的威信，更是为了革命大业，因为毛某人殚精竭虑、焚膏继晷是为了苏维埃事业。
他们希望以“朱毛彭黄”牢如磐石的团结，使那些血气狂涌的汉子冷静下来。然而，事态并未完结，更加阴毒的暗招和危险还在后面……
12月20日，时近子夜。红三军团总指挥部油灯闪忽，彭德怀偎在火盆前，陷入沉思。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红二十军指战员的公开信已发出两天，可是至今仍未得到事变领导人只言片语的回音和答复。
“嘭、嘭、嘭”，突然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不待应允，便闯了进来，急切地说，“彭军团长，永阳省行委有急信送到。”
永阳省行委是富田事变领导人自行成立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为了把它与合法的江西省行委相区别，人们习惯上以其驻地为名称之为永阳省行委。
彭德怀拆开信函，不禁吃了一惊。
永阳省行委的密信是写给彭德怀、朱德、黄公略3人的。信在一开头，便大声疾呼：
“同志们！党的大难已经在面前！党内永远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我们只有痛苦，只有为党流血，我们分数起送信给你们，如果此信再不能送到，又落到奸人手上呢。我们只有流血，为党我们死不足惜，党内的阴谋是永远无法揭破。”
永阳省行委所说的“奸人”是指毛泽东，所谓的“铁一般的证据”是指毛泽东给秘书古柏的密函：
古柏同志：
据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些，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行，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拼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
毛泽东1/12抄
永阳省行委在致彭德怀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费了一夜推敲”，“我们可以头颅来保证这个文件的真实，不是捏造。”永阳省行委最后提出：“你们得此信后，须火速做个整个的布置，把毛(泽东)周(以栗)及其走狗一齐扣留。”
红三军团驻扎的东山坝，离总前委驻地仅六七十里，以彭德怀的剽悍骁勇，只须率兵一团即可将毛泽东等人一网而擒。永阳省行委寄托的正是这样一个希望。
彭德怀凝视着毛泽东致古柏的密函，心中十分躁乱。从字迹上看，龙飞凤舞，挥洒自如，一望而知是毛泽东的字体。而且，毛泽东的行草走偏锋，时而密成珠团，时而疏可走马，似连实断，形断意续，别人很难摹仿。
“送信的人呢？”彭德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在外面。”
“是一个什么人？”
“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
“请他进来。”
周高潮出去请送信的人，彭德怀绕室徘徊，他与毛泽东相识日短，但相知甚深，以往的一幕幕情景又重新在他脑海里浮现。
毛泽东是个热衷权势的人吗？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党的创立时期受到陈独秀的赏识，出任秘书，中央政治局的所有通告、指示均得联署陈独秀、毛泽东的姓名；大革命时期，又受到汪精卫的看重，被推荐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可谓位居国共两党权力中枢。可是，一旦陈独秀右倾，汪精卫反动，毛泽东便与之撕破脸皮，辞去要职，与之作无情的斗争，丝毫不为荣辱恩怨、进退升贬所萦怀。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多数同志力邀毛泽东留在政治局，他却以上山交绿林朋友为由婉拒。1929年、1930年，中央再三催请毛泽东到上海，用自己丰富独特的经验，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他仍然潜心于山乡，埋头营造偏僻、落后、荒凉的农村根据地。这样视事业为生命，置荣辱于度外的大丈夫岂能是戚戚于权势的小人！
毛泽东是个惯耍手腕的阴谋家吗？毛泽东意气风发，满腹韬略，有主见，好争论，有时批评人不顾情面，但他有容人之量和待人之诚。当他的意见被接受、采纳时，他赞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保留；当他的意见被拒绝，居于少数时，他总是自觉地服从集体决定。服从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坚持己见和劝化大家，是他性格中更具特色的另一个方面。在行军途中，在宿营地里，都可以看见他忙碌的身影。他找人谈心，与人座谈，他反复解释，多方呼吁，甚至面红耳赤，争执不下，均是光明正大，无所遮掩的。毛泽东曾说，他只搞阳谋，不搞阴谋。这确是他的风格。
毛泽东是个残杀自己同志的嗜血狂魔吗？1928年冬红五军与红四军第一次会师时，彭德怀就看见毛泽东为部队乱烧群众房屋而大发雷霆的场面。在此之前，毛泽东因为拒绝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大烧大杀的盲动政策而屡遭批评，直到被撤去红四军前委书记之职。这样一个亲自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废除部队肉刑的领袖怎会无中生有地陷害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志，葬送他孜孜以求的事业！
打定主意，彭德怀静下心来，耐心地等待送信人。约摸过了半个小时，周高潮只身一人走进军团部。
“人呢？”彭德怀问。
周高潮回答：“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
这样重大的事件，不派重要的人来进行商谈，却派了一个普通的农民青年。这个送信人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不肯多呆片刻，追都追不上。一连串疑问和迷惑涌上心头，彭德怀益发感到蹊跷，觉得有名堂。
彭德怀在油灯下仔细端详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密函。笔迹不错，语气、用辞也没破绽。突然，最后署名日期映入彭德怀眼帘，他心中一亮，用力一掌拍在桌上，嚷道：“妈的，怎么事先就没有注意到呢？”
周高潮被彭德怀的举动弄糊涂了，傻站着，不知所措。
“哈哈”，彭德怀兴奋得像个孩子，他指着密函最后一行，“毛泽东同志写信，遇到数字时均用汉字，即使是年、月、日也是用汉字，或干支，从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这是他的习惯，这种细微的习惯或癖好是任何人都难以摹仿的。我断定，这封密函是捏造的，狐狸的尾巴就露在这数字上。”
事实证明了彭德怀的判断，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密函是富田事变领导人丛允中精心伪造的。
他平日摹学毛体，字迹几至以假乱真。他注意了毛泽东的用词习惯，注意了毛泽东的行文语气，注意了毛泽东运笔特点，唯独忽略了毛泽东书写年月日的特点。
他注意到了彭德怀的刚烈，注意到了彭德怀的果断，唯独忽视了彭德怀的谨慎和缜密。
这两个忽略使他倒毛的计划功败垂成。
“明天九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除前委同志外，三军团所有团长、政委、参谋长都参加。”彭德怀吩咐道。
“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是今天九点钟吧？”周高潮请示道。
“对。是今天九点。”彭德怀亲自找来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邓萍，通报永阳省行委送信的真相，说明自己对伪造函的看法。
“好危险啊！”
“好大一个阴谋！”
“他们竟然这样卑鄙、阴险！”
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完全赞同军团长的看法和处置措施。
21日上午九时，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准时召开。首先传阅了永阳省行委致彭德怀的信和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密函。一时间，会场如同烧开的汤锅，熙熙嚷嚷，人声鼎沸，有的咬牙切齿地唾骂富田事变领导人，有的脸色凝重，面含怀疑，还有一些人交头结耳，小声议论，显然拿不定主意。
周高潮宣布开会，请军团长先讲。
彭德怀开门见山，把昨夜发生的事情的原委和自己的怀疑判断全盘托出，请与会同志共同分析、确证。他毫不隐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富田事变领导人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
彭德怀看到会场气氛由纷乱渐趋平静，便敞开心扉，进入一层说：“伪造函说毛泽东要古柏勒供出我，以便早日拼杀，这是无耻的站不住脚的谰言，这不是毛泽东的为人和风格。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缩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长沙撤退后，我赞成在湘赣两江间机动。现在军阀战争停止，蒋介石、鲁涤千以十万大军来进攻，为粉碎它，就必须谨慎而又有把握地打败它。诱敌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众，增加自己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这一方针。如果违抗这个方针而又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总前委即可撤销我的工作，何须用阴谋的办法！”
彭德怀还讲了毛泽东传达“六大”的认真态度和他爱民惜兵的种种事例。他的一番话，使原先对伪造函将信将疑的同志彻底转变过来，把愤怒集中到伪造密函的事变领导人身上。
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彭德怀起草的宣言，提出“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会后，彭德怀派邓萍亲自将永阳省行委的信和红三军团的宣言送到黄陂总前委。
彭德怀此举不仅出乎丛允中等人意料，也令毛泽东一生感佩。35年后，毛泽东虽然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但一提起往事，仍然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德怀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
中央苏区党内和红军内的激烈争论和对峙，引起中央焦虑。中央政治局派项英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负责解决分歧。项英到苏区后听取双方意见，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事变领导人进行了严肃处理，以党内矛盾的方式调解了双方分歧。红二十军又重新飞渡赣江驰骋疆场，奋勇杀敌(半年后，王明“左”倾路线对富田事变参加者进行了严厉的专政，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均被处决)。
一场风暴过后，苏区冬日的天空又现出瓦蓝，金戈铁马的咆哮和白刃红血的厮杀又成为主旋律。但是，经历过那场风暴的人，记忆永远不能烫平创痕，所有的人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吸取了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