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周朝以后，有关铜器的冶铸材料就更多了。周朝也有大量铜器流传下来，而且有关文字记录的材料也不少。《考工记》中，不仅有青铜冶炼的具体配料比例，而且有关于如何掌握冶炼的火候变化的详细记录。这些科学的记录，用今天的冶炼技术去检验考察，也还是合理的。
与青铜密切相关的金属是锡和铅。它们是炼成青铜的重要原料。所以，古代的劳动人民对锡和铅的认识、开采、冶炼也是很早的。当然，早期的青铜不一定是分别炼出铜、锡、铅，然后按需要掺合熔炼成青铜。照冶炼青铜的一般历史发展过程，起初是用铜矿石和含锡的矿石、含铅的矿石混合冶炼出来的。可是，从商、周考古发现看，当时已经越过这种水平了。考古工作者曾在安阳商代遗址发现过锡块和镀锡的铜盔；而铅铸的器物，商和西周墓中已不止一次出现了。除此而外，从考古发现的商代金箔、金弓形器等来看，无疑，早在商代已可以提取黄金。不难看出，商、周时代的铜、锡、铅、金等金属冶炼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至于铁的发现和认识，虽然比铜、锡、铅、金等金属要晚，但在我国，不只是传说夏朝有了铁，知道了铁矿的主要分布区，到商朝确实发现了铁质器物。解放后已不止一次的发现了商朝的铁刃铜钺，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1977年在北京平谷县都发现了形制差不多的铁刃铜钺。特别是藁城台西的商代遗址里，还发现有十几块残铁渣。这些说明商朝用铁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对铁有所认识，虽然目前对商朝的铁是陨铁还是熟铁尚不能肯定，但商朝开始用铁作工具却是无可争辩的了。
西周以后人们对铁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到春秋时期关于使用铁的记载就更多了。据《左传》记载郑国子产就用铁铸鼎，把法律条文刻在上面。在春秋后期，不仅有了铁，而且有了钢。1975年在长沙铁路车站建筑工地，发掘了一座春秋晚期的墓葬。在墓中发现了一件组织结构比较均匀的中碳钢制的剑。过去认为钢是战国中、晚期才有的，由于这一考古收获，就把我国用钢的历史大大提前了。到战国时，由于在冶炼中使用了用皮作的“橐(tuó驼)龠(yuè越)”鼓风，使得冶炼时的温度大大提高，这也是冶炼史上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特别是对于铁的冶炼意义更大，因为铁的熔点远比青铜高，如果没有“橐龠”鼓风，就困难得多，使用“橐龠”后就可以大大提高炼铁的效率和质量。从而有可能取代青铜器的地位而进入铁器时代。
金属冶炼离不开采矿。这方面的有关文献记录，战国以前是很少的。除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中有过寻找矿苗的简单的记载外，似乎还不见直接的记载。但是，我们从商代青铜器的铸造规模看，无疑在商代已有相当规模的采矿手工业。到了春秋时，矿石的开采规模已经相当大了。这方面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目前，我国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了约当春秋早期的采矿和冶炼遗迹，而春秋晚期至战国间的采矿和冶炼遗迹的规模，则更为可观，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秦时期开矿方面的高度技术水平与当时劳动群众的聪明智慧。
自1965年以来，在湖北大冶矿区，不断发现古代采矿和冶炼的遗迹与遗物。1972年2月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重点进行了发掘，从发掘揭示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采矿遗址说明：当时已经十分准确地知道选择何处矿藏最丰富?怎样选择含量高的矿石?从发掘得知，当时已把矿井开掘到地下五十多米的深处，并且解决了井下照明、通风、运输提升、排水、以及巷道的支护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比如井下通风问题，当时的劳动人民已知道利用井口气压的高低差形成自然通风，采取封闭废井通道，使空气沿着掘进方向前进，通到需要的工作地方。这在两千多年前，真是了不起的发明与创造，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是聪明的，他们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为人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先秦时代物理学方面的主要成就
我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蚩尤造大雾，使黄帝的士兵都迷失了方向，于是黄帝发明了指南针。这虽然是个历史传说，但却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便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在采取石料制造工具过程中，偶然发现用某种石科作的工具，如悬挂起来总是指向一定的方位。这可能就是黄帝发明指南针这一历史传说的来源。
又传说，周代第三个国君周成王时，有个叫作越裳氏的兄弟族，曾派使者到成周朝见周成王，使者在路上很容易迷失方向，于是周公就造了一辆可以指示方向的车子送给这位客人。我国车子的发明，相传始于夏代的奚仲。商朝的甲骨文中也有车的像形字，并有记载乘坐车子坠地的生动故事。考古工作者也曾多次发现了商、周时期的车马坑，证明了在商朝是有了马驾的车子。有了车，就有可能把利用磁石指极性制造的指南又指北的仪器装上去，以便驾车行进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不至迷失方向。所以周公送给越裳氏使者可以指示方位的车子的故事，不是毫无根据的。
现在能确知用来定方向的仪器，最早的可靠记载是在战国末期的法家著作《韩非子》一书中。在《有度篇》中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意思就是用司南这种东西测定方向。而所谓司南就是后来的指针一类的仪器。当时不叫指南针，也不叫指北针，而叫“司南”，直到汉朝都还叫作“司南”。最早的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琢磨成的。它的构造，是将磁石制成一把小汤勺样的东西，然后放在光滑平面上，勺柄即自动指向南方。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一书中所讲的“慈(磁)石召铁”，这又是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春秋以后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进而又发现了磁石吸铁的特性，从而有可能出现人工磁化的铁，这是继磁石指极性后物理学上的又一重要发现。
在战国时期还创制了凸面镜、凹面镜和凸透镜。从而在物理学光学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就。我国古代的镜鉴制的一个人。今天流传的《墨经》学、光学等自然科学成就和记录。
又据《周礼》一书讲，周朝设立有司烜氏，是掌管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的。取火于日的“夫燧”是什么呢?按《考工记》中讲，是用金(即铜)和锡各居其半的合金作的，又叫“鉴燧”。照此“夫燧”就是一种不透光的凹面镜。可是，我们知道，在太阳光下可以形成焦点取火的除凹面镜外，还有凸透镜，根据汉朝的无神论学者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讲的“阳燧”，就是先秦时期所说的“夫燧”。王充记载说，这种东西是“消五石”而铸成，铸成后再加工“磨砺生光”，对着太阳就可以点着火。现代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也是白砂石、石灰石等加高温熔化处理制成的。所谓消(炼)五石，大约就是将白砂石、石灰石等等可以制造玻璃的原料加热熔化制成的类似玻璃之类的东西。从考古发掘看，在战国墓中常有琉璃球、琉璃璧之类物品出土，说明当时可能确有原始的玻璃。用这种玻璃加工磨制的凸透镜，就是“周礼”上讲的“夫燧”，汉朝人叫作“阳燧”。这是光学上的一项重大发明。
另外，先秦时在力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考工记》中有关于惯性的记载。《墨子》一书中，关于滑车起重可以省力和杠杆原理的运用等等，都有很好的记述。《庄子》一书中还有桔槔的记载。据说孔子的弟子子贡从楚返晋，在汉水南曾见一个农夫吃力地从井下用瓦罐打水抱去浇地，子贡就劝他改用“桥”，即桔槔。结果是“挈水若抽，如泆汤，一日可灌百畦。”这个故事说明，大约春秋时，我国已用它提水灌溉了。
先秦时期这些物理学上的种种成就，是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特别是指南针与凸透镜的发明，它的意义尤为深远，这一点已为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所证实。
先秦时代医药卫生方面成就
我国的医药卫生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熟悉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一说遇十二毒)的传说故事，不仅说明我们祖先在不断探索药物治病过程中，曾遇到了许多困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告诉我们，对于医药的有意识的探索，早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据研究，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现的部分细小的尖状器，有可能就是人们用以治病的砭石之类的原始医疗器具。
到了商朝，医药卫生已相当发达。甲骨文中已经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疾病名称，如果用今天的医学去分科，大致可分为脑神经科、五官科、内科、外科、妇产科等。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卜问生育的记载，具有对预产期推算的科学因素。从甲骨文中关于“小疾臣”的记载看，商王朝已不完全是医巫不分，而是除了有所谓勾通神人的巫觋(xí习，男巫)外，还设立有医官。由于医与巫的分设，商人在和疾病作斗争中，已不单纯靠祈求鬼神的迷信手段了，而是更多靠药物治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1973年在藁城商朝遗址中，就发现有桃仁、杏仁等植物种子。从发掘情形看，很可能是储存以备药用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种果仁还和我国古代医书中用作通便润燥的五仁丸药方的主要成分是一致的，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五仁丸药方是我国古代人民长期和疾病作斗争中，以实践经验积累发展起来的。考古发现的桃仁、杏仁等，是商朝就已了解这些植物果核的药性，并用来治疗疾病的物证。
周朝的医药卫生比商朝更加发展了。周人继承商人，不仅专门设有医官，而且明确把医生分为内科(疾医)、外科(疡医)、饮食卫生科(食医)等。说明这些方面的医学水平巳相当高了，才会有这样多的专门医生。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除了治疗人身的疾病外，随着生产斗争及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需要，还分出了兽医和验伤的法医。当时的兽医，不仅能一般地治疗家畜的疾病，而且发明了阉割家畜的技术。从而进一步掌握了人工控制家畜的生长和繁殖，使其更好地朝着人们需要的方面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相畜学家。如善于相牛的宁威，作有《相牛经》；善于相马的伯乐，作有《相马经》。法医的出现是同春秋战国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有关的。《礼记·月令》中有命刑法官“瞻伤、察创、视析、审断，决狱讼必端平”的记载。即根据受伤的不同情况，作为断案的依据。这些是医学科学进一步发达的重要表现。
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带规律性的理论来，是人们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也是把科学不断推向更高水平的又一重大标志。在春秋时期，已归纳出了“六气失和”(即风、寒暑、温、燥、火六气)会引起疾病的理论，为后来祖国医学中的“六气”致病说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还出了不少有名的医生。如《左传》中记载的秦国的两位名医：医缓和医和，不仅在秦国作医生，而且受秦国的派遣去给晋国的国君诊病。春秋时的药物也大大增加，除了植物外，还有动物、矿物，用作药物的矿物，动植物，据后来战国时期的一些古籍中有关记载推知，大约有一百多种之多。
春秋以前是学在官府，医药科学也主要掌在官府手里，用来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但春秋以后，除了官府医药学外，民间医学也大大发展起来。战国初期的名医扁鹊，就是出生在春秋末的一位民间医生。他们不仅自己到处为人治病，而且还带了不少徒弟，都是医术很高明的。特别是扁鹊，他可以用看色、听声、观形的方法诊病，还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了切脉诊病法，从而为后世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奠定了基础。扁鹊在药物制剂方面也有许多创造，现在中医通常用的丸、散、膏、丹、汤剂等就是他的创造；除了用药物治病外，他还利用传统的针灸、按摩等方法。他不仅长于内外科，而且对于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等都非常在行。
到战国中后期，在医药卫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有许多医学方面的著作流传，直到今天，都还是中医必读的传统书籍。有名的《黄帝内经》就是这个时候成书的。这部医学经典，不是出自一人一时之手，而是长时期内无数医学家的集体成果；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古典医学著作。原书共有十八卷，包括《素问》和《针经》(后来又叫《灵枢经》)。它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从中医的基础理论到临床疾病、预防卫生等多方面都作了辩证的论述。这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从这部书中强调的“治未病”——即预防为主的医疗思想看，当时已经不单是消极的治病，而且还积极地注意身体的保健和疾病的预防。战国末的《吕氏春秋》一书中，也总结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比如书中提出要使人体健康少生病痛，就要注意使血脉流通；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不要吃大肥肉和饮浓烈的酒，不要吃的过饱，也不要过饥，否则有损健康。
总之，在医药卫生方面，先秦时代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为祖国的传统医学打下了基础，为人类的医学科学和保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