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徐恩曾利用电台、报纸等媒介，攻击共产党，诋毁共产党的形象。拿“喇叭”做武器的方法，虽然是陈立夫想出来的，但是徐恩曾却将其“发扬光大”。陈立夫认为，媒体、舆论的影响力巨大，如果好好利用，必然能够起到“蛊惑人心”的效果。徐恩曾进入党务调查科后，继承了陈立夫的衣钵，但是他与陈立夫不同的是，他不仅是个“阴谋家”，而且还是一个技术专家。他不仅能够提出看法，而且还能够提供“技术性”建议，比如建设电台的规模、电台地址的选择以及采用的波段等等。党务调查科乃至后来的中统局，还控制了许多报社、媒体，最终利用这种手段发行散布了大量恶意中伤共产党的报纸和言论。
不可否认，徐恩曾还是一个有相当水准、相当能力的人，他也够资格成为“共党问题专家”，他参与迫害共产党的重大事件数不胜数。他认为对付共产党，除了血腥镇压外，还要实施“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软硬兼施。他还告诫小特务们，凡事要有耐心，欲速则不达！后来他还要求下面的特务，每周写一篇总结报告，以便了解特务在基层工作的情况。通过“细胞”，他掌握了绝大多数中共要员的文化水平、家庭成员情况，可以说，徐恩曾比普查人口的官员都要认真，因为他深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摸清共产党的“底细”还是第一步，随后，他多次组织开展特务训练班，由高级特务顾顺章、王杰夫、张冲等担任教员，向年轻特务传授“特务”经验，提高他们的“特务”及“反特务”的业务水平，提高他们在对抗共产党时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共产党人在徐恩曾的“扩大自首”政策面前低头了，最后背叛了革命。
其七，镇压学生运动，徐恩曾经认为，“学生运动”是共产党发明的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打垮、斗破学生运动，才能让共产党无可乘之机。徐恩曾虽然是“共党问题专家”，但对付共产党也不是百战百胜。在学生运动的问题上，陈立夫的观点与徐恩曾不同，他曾经说：“若说做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不见得总能赢……”徐恩曾是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手里的王牌特务并不多，而这些王牌的水平也不见得比共产党的王牌高，搞“特务”也是需要实力的，他也特别羡慕周恩来手下的那群“反特专家”，捏造“伍豪事件”也说明了徐恩曾的心态：那就是羡慕嫉妒恨！无奈之下，徐恩曾在共产党所擅长的“学生运动”上做起了文章。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消极抵抗，白白将东北三省让给了日本人，引起爱国学生的强烈不满。于是学生们公车上书，向蒋介石施压。蒋介石也总是阴着脸抱怨：谁摊上这些学生，谁倒霉！尤其是9月28日，两千多名学生冒雨来到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要求蒋介石给个说法。蒋介石心虚，根本不出来见这些学生，更别提向学生们解释了。
蒋介石阴着脸问陈立夫：“立夫啊，现在学生闹得厉害，你有什么办法？”
陈立夫虽然没有对付过学生运动，但是对学生运动还算有所了解，他直言：“我猜想肯定是共产党在后面搞鬼！要想平息学生运动，就要挖出幕后黑手！”
“你说说看！”
“东北事件，我党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舆论慢慢扭转百姓对我们的看法。对于学生运动，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而是要想办法找到源头！我觉得我们可以派人加入学生运动，趁机摸摸他们的老底儿。”
蒋介石皱着眉头回答：“不过近期学生闹得厉害，你先找几个人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别来闹腾！政府是个严肃的地方，岂能容忍这些学生胡搅蛮缠？对此事你一定要重视，处理好学生运动！”蒋介石叹了口气，似乎对学生们也无可奈何。
陈立夫明白蒋介石的心思，为了打散学生运动，陈立夫采取了武装镇压的方式。陈立夫离开蒋介石的办公室后，便找到了徐恩曾商量对策。徐恩曾大概明白了陈立夫的意思，于是派几个特务打扮成学生，混到了学生运动的队伍里。后来，在徐恩曾的指挥下，顾顺章在上海还绑架了几名学生领袖。然而他们的镇压，不但没能控制住学生运动的迅猛势头，还激起了学生们更为激烈的愤怒情绪，连上海市市长张群也被学生们一顿群殴。后来蒋介石看到越演越烈的学生运动，拍桌子大骂：“娘希匹！”
学生运动一波一波袭来，蒋介石为此闹心不已，感到脖子发凉，心口发紧，于是找来中医大夫给他拔罐祛风。与此同时，来自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的一群学生，仍然不远千里来到南京，继续向蒋介石施压，他们向蒋介石提出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向日本宣战；第二个要求，请蒋介石立刻开始抗日；第三个要求，要求武装学生，率领学生们奔赴前线抗日。迫于学生们的压力，蒋介石终于出来说话了。
蒋介石一只手掐着腰，一只手拄着手杖，站在了学生们的面前：“你们的意思是让国家出面抗日，我们是明白的，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理的。但是你们都是学生，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用文化武装自己，才有前途。所以我建议你们多读书，至于外交、国防之类的事情，还是由我们去处理为好！”此时，徐恩曾安排的一名假冒大学生的特务突然蹦到了主席台上，说：“蒋委员长说得太好了，他不会坐视不理的！我们国家有希望了！”台下的学生面面相觑，随着一声“散会”，这支来自蒋介石的家乡的学生队伍也算给了老蒋面子，终于散了伙。然而徐恩曾的小聪明，只管用了这么一次，随着蒋介石政府持续不作为，学生运动接连不断、持续高涨。蒋介石实在没招儿了，最后出了狠招：血腥镇压！
1931年12月5日，南京的天气很不错，刚刚入冬，阳光明媚，不算太冷。北京大学的300多名学生组成南下示威团，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其在抗日方面持续不作为给个说法。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一声令下，一群特务便手持棍棒朝学生们的身上、头上打去。顷刻间，棍棒声、哭喊声、哀鸣声混成一片，路上躺倒一片。这一次，有185名学生被捕，30多名学生被打伤。蒋介石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压制学生们的抗日热情，哪想到一次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开始酝酿。
12月15日，在蒋介石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有浙江的、江苏的、安徽的、山东的以及北京的和上海的学生，一共3万多人。这些单纯的爱国者再次来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总部门外，要求蒋介石出来解释他的种种行为。他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还我国土，抗击日寇。蒋介石闭门不见，激愤的学生们便捣毁了国民党外交部的办公室。最后，出来解释原因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人遭到学生们一阵痛殴，差点丢了性命。
12月17日，学生们来到南京珍珠桥，徐恩曾安排的特务再次对学生大打出手，这一次血腥镇压，竟然杀死了30多个学生，这就是有名的“珍珠桥惨案”！但是国民党不承认“珍珠桥惨案”是他们一手制造的，国民党将领孙元良站出来驳斥《香港文汇报》副社长周奕的如实报道，声称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孙元良还说：“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致使陈当即昏厥，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警卫救出他时，他已头部重伤。
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选自《孙元良回忆录》）
虽然镇压学生运动是蒋介石的旨意，但是派特务血腥镇压学生的指挥者却是徐恩曾。对于镇压学生运动，徐恩曾这样为自己开脱：“那些学生被共产党洗脑、教唆，他们来南京的目的就是捣毁国民党阵营。对于这些企图捣毁政府机关、殴打国民党要员的行径，绝不能姑息。”
徐恩曾没有想到，血腥镇压是消灭不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的。1935年的冬天，一群学生在上海举行了震惊全世界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爱国运动，北平爱国学生6000余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次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毛泽东也说：“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直到后来，徐恩曾不得不承认：打掉他们的牙齿，但却挡不住他们的呐喊！
徐恩曾纵然有对付共产党的N种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效果”都不太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国民党不讲诚信，失去了民心，后来就连陈立夫都不得不承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确实有过人之处，不得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