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立足后，徐恩曾决定继续做生意。此时，徐恩曾想起过去假借中统局之名，曾经购买过一大片土地，于是他决定去开垦那块地皮。不过那块地皮非常之大，足足有上千亩。雇人耕种肯定是不行的，这么大一块土地，要开垦，必然要用现代化的耕种设备。想到这里，徐恩曾眼前一亮，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开一家农垦机械公司应该也不错！
想法既已成形，下一步就是在上海找一个经营场所。徐恩曾在上海滩边的麦加利银行里租了一间房子，挂了一个响亮的门牌：中国机械农垦公司。
当然，开办公司并不仅仅需要挂一个门匾，还需要有实业和流动资金。徐恩曾不想花自己的养老钱，便去找银行贷款。他找到了时任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的陈果夫和总经理吴任沧。陈果夫和吴任沧见徐恩曾可怜，念及旧情，为他贷了一大笔钱。
没想到巨款到手后，徐恩曾又改变了主意。他寻思：中国技术薄弱，像那些播种机之类的大型机械中国人是造不出来的，只能从国外进口，进口渠道环节众多，不如拿这笔钱做其他生意算了。
那晚，徐恩曾站在黄浦江边举棋不定，不知道究竟做什么生意好。他看到江面上有许多忙忙碌碌的船只在打捞东西，忍不住好奇地问一位打捞船的船长：“老伙计，你在打捞什么？”
船长指着江面说道：“黄浦江是黄金航道，来来往往的船只非常多，航道紧张，船只常常会因为相互争抢航道发生碰撞，所以经常有船只沉没！我就负责打捞沉船和尸体……”说完，船长眯着眼睛看了徐恩曾一眼，补充了一句，“如果碰巧捞到黄金，那可就发财喽！”
徐恩曾听了这位船长的话，又动了心思，既然农垦设备搞不了，就干脆把牌子换一换，成立一家“打捞公司”算了。
这一次，徐恩曾的主意是真的定了下来，第二天，他立刻着手筹建打捞公司。为了发大财，徐恩曾这一次是真下了血本，他认定投资越大，收入越高！
徐恩曾花大价钱聘来一群资深潜水员，而后又从国外购买了先进的探测仪和打捞工具。万事俱备，只等沉船！徐恩曾信心满满地站在自己的打捞船上，憧憬着未来，他似乎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金灿灿的金山正在向他着手！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盼望着盼望着，一艘艘的沉船终于被打捞上来。只可惜黄金变成了破桌烂椅，木乃伊变成了腐尸，一艘艘沉船里，竟然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徐恩曾不信邪，继续固执地打捞。可徐恩曾的好运始终没有到来，最后，他只得“望江兴叹”，遣散了打捞公司。
徐恩曾在上海的生意一直不好，他也一直在积极地寻找新的挣钱的门道。
有一次，一个船务大亨请徐恩曾吃饭，徐恩曾见船务大亨出手阔绰，就询问他如何“发了大财”，于是船务大亨向徐恩曾介绍起“船运”的买卖来。船务公司大亨的介绍，又一次点燃了徐恩曾的发财梦。
那晚，徐恩曾回家之后，征求费侠的意见：“战争期间，铁路、公路被破坏得厉害，唯有水路畅通。许多从事船运的人，都发了家！你看……我们……”
费侠明白徐恩曾的意思，但眼看着徐恩曾一次次生意失败，她真不想多说，于是回答：“你自己决定吧！”
徐恩曾见费侠不反对，就动手编织自己的“船运”梦。
徐恩曾斥巨资购买了一艘货轮，在码头与码头之间搞起了“船运”生意。
这一次，徐恩曾还真的选对了行当。
徐恩曾多少还有些朋友，虽然帮不了他太多忙，但用他的船运点东西，这种利人又利己的事情，还都是愿意帮的。战争毁掉了许多的铁路和公路，水路成了唯一通畅的交通方式，反正用谁的船都是用，徐恩曾的船又是最新最好的，所以朋友们都来捧场，都来用他的船，徐恩曾的船运生意，就这样一天天红火了起来。一年下来，这艘船竟为徐恩曾赚了个盆满钵满，他自己也没想到，这艘货船竟然成了他的财神。
做船运生意久了，徐恩曾就渐渐了解到，战争期间许多铁路被毁，各地政府都急需木材修缮铁路。有一次，徐恩曾的老朋友，浙赣铁路管理局的局长雍家源在用徐恩曾的船运输铁路物资的时候提到，需要大量木材修缮铁路，徐恩曾就迅速接茬，说自己手头上有一批木材，非常适合做铁路枕木用。雍家源随即决定购买徐恩曾的木材。
其实，徐恩曾手里根本就没有木材，可他能找到木材。第二天，徐恩曾联系了自己的老部下——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冯琦，请冯琦迅速采购一批适合做铁路枕木的木材。冯琦对徐恩曾非常敬重，想当年，要不是徐恩曾派自己去南委，自己怎么会有今天。于是冯琦亲自出马，帮徐恩曾采购木材。这笔生意，就这样做成了。事成之后，徐恩曾分给冯琦一大笔好处费，冯琦也非常满意。
徐恩曾的生意越来越多了，他终于觉得，这个内战打得太好了，如果不打内战，就没有这么多发财的机会。后来，徐恩曾还借助中统电台的信息，了解市场的需求。市场上缺什么，徐恩曾就卖什么，在短短的几年里，徐恩曾就变成了名震上海滩的大富豪。
手里的银票多了，徐恩曾的“政治野心”又开始萌动。
1947年，国民党筹备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徐恩曾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从政的商人也不计其数，为什么自己不行呢？于是，他靠着自己的“中国工程师协会理事会副会长”的角色参加了国民大会。他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当选为“国大代表”。
成为国大代表之后，徐恩曾开始了自己“曲线救国”的策略。他决定先为妻子费侠谋求一个政治地位，然后利用这个政治地位，赚更多的钱，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当他听说“凡是竞选立法委员者，只要获得原籍提名就可以当选”的消息后，亲自奔赴湖北，为费侠竞选立法委员而奔走。他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方觉慧和中统华中区总督熊东皋，请这二人帮忙提名。这两个人过去都得到过徐恩曾的恩惠，于是奋力帮其走动，最终促成了费侠的提名，使得费侠当上了立法委员。
费侠当上了立法委员，徐恩曾高兴极了，他觉得自己距离“回归”已经不远了。
然而，1948年，国内战局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个时候，国民党已呈现出颓势，在国内战场上连连败退，党内政局也分裂声不断。徐恩曾折腾了一年，到这个时候才看清形势——国民党大势已去，即便自己“回归”，也没啥用了！
1949年1月，前机要秘书张国栋来到上海，单独拜见了自己的老上司徐恩曾。张国栋对徐恩曾说：“现在形势岌岌可危，南京政府恐怕再也守不住了！您有什么打算？”徐恩曾叹了一口气，说：“没想到，斗来斗去，共产党竟然赢了！我能怎么办？如果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我。”
一朝拜别张国栋，徐恩曾就开始将自己的资产一点一点向海外转移。此时的十里洋场，已经插满了共产党的红旗，徐恩曾只有一条退路，那就是与蒋介石等人一起去台湾。
1949年秋，徐恩曾带着费侠离开了上海，在海峡对面的台北安了家。此时的徐恩曾早已看透政治，早已无心从政。他继续经商，赚钱无数。后来，徐恩曾得了老年痴呆症，他以这种方式忘掉了前半生所做下的所有罪孽。1985年，徐恩曾寿终正寝，享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