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2000年长三角经济当量人口与户籍人口再分布的可能性，即当区域经济社会条件趋向均衡时，长三角内部将还要进行强烈的人口再分布过程。如上海，根据经济实力人口应该达到2297.79万人，而其实际人口是1640.77万人，当它达到“均衡点”时有可能从长三角其他城市迁入657.02万人。按经济水平计算，人口将要扩大的城市还有无锡、苏州和杭州，而其他城市则有一定迁出，经济水平越低迁出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四节 人力资本收益效用最优区位分析
一、人力资源集聚及其效益分析
（一）人力资源集聚中的产出效用问题
产业不断向区域集中，使企业在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形成协作关系，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并最终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目标。这就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动因。人力资源要素也一样，产业的集聚导致人力资源的集聚，而人力资源集聚，最终获得集聚效益，这种集聚效益有时是显形的，有时又是隐形的。
如知识、信息、服务质量、技术水平等的提高都是潜移默化的，但最终在经济效益上得到体现。从宏观上看，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集聚是能获得较大集聚效益的。如图4‐4所示，20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力资源密度与土地生产力（每平方公里GDP产值）具有很大的线性相关性。也就是说，人力资源密度增大，土地生产力提高，集聚效益明显上升，这为人力资源集聚提供了较好的解释。
但是，从人力资源人均产出来看，情况并不是这样。人力资源人均效益最高的并不是人力资源密度最大的区域，相反，随着人力资源密度的增大，其人均产出效益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图4‐5可以看出，产出效益最大的是人力资源密度效益100人／平方千米的地区，而到3000人／平方千米时产出效益最低，在3500人／平方千米以上才出现较大的回升。图4‐5中人均产出高效区域包括浙江的淳安、南通市区及泰州市区，其中淳安最高，为12.59万元／人。这是由于这一区域土地资源丰富，工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云集，而3500人／平方公里区域主要分布在浦东和上海市中心市区，由于人力资源的高度集聚形成集聚效应，出现劳均GDP趋高的势头。人力资源要获得最佳效益，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人力资源集聚效益，它在一定范围内是随人力资源密度增大而增大的；二是人力资源产出效益，它是随人力资源密度增大而呈现下降趋势的。因此需要找出一个平衡点，使得人力资源整体效益达到最佳。从人均GDP看，又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人均GDP最高的区域是出现在总人口为150～250万人的城市（或区域）。长江三角洲中的浦东新区、宁波市区、苏州市区这三个区域，2000年人均GDP达到7.31万元，其中苏州市区最高为11.33万元。而在150万人以下的城市（或区县），人均GDP普遍较低，人口超过250万的城市虽然人均GDP较高，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GDP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呈现出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因此，这一特征对指导就业工作或引导人力资源区域流向及从业人员的就业决策有一定意义。
长江三角洲人力资本集聚状况显着，人力资本量前五位的分别是上海、南通、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同时人才资本集聚现象也很明显，人才资本量大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无锡。但是，从人力资本产出效益看，人力资本集聚的区域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集聚效应。2000年，长三角人力资本效益平均为1.89万元／基准劳力，尽管城市人力资本集聚明显，但是人力资本效益并不高，如上海为2.32万元／基准劳力，位于长三角第三位。再从人才资本效益分析，集聚效应不高就更明显了，2000年长三角人才资本（或人才资源）平均产出效益为32.03万元，而作为长三角人才资本最丰富的上海和南京，其人均人才产出效益却是最低的，分别为25.36万元和13.50万元，同时表现出经济越发达平均人才产出就越低的现象。因此，从这一点来看，经济越发达人才浪费越严重，这一问题较为普遍。
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人才管理机制和考核制度的不合理以及人才利用方式和利用观念的陈旧等形成的。很多部门、单位看似很重视人才，在引进人才时，轰轰烈烈，门庭若市，但是人才一旦引进后，就万事大吉，“马放南山”，造成人才的闲置和浪费等现象。因此，必须把“引才”与“用才”联系起来，就是要在强调“引才”的同时，更应注重盘活现有人才，尽量就地取材，避免“舍近求远”。这样有利于调动现有人才资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避免人才开发与利用相脱节。同时，还要形成合理的人力资本回报机制，实行岗位工资、“项目工资”、年薪制，实现劳酬挂钩，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并建立较轻松的人事流动和干部任免制度，促进本市范围内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形成长三角“人才环流圈”，最有效地配置人力资源，形成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无限生机。
（二）人力资本产出脑体倒挂现象
一般地，人力资本含量高，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大，产出就趋于增加。如果这一规律不明显，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匹配问题。从人力资源文化构成来看，如图4‐7所示，各地区人力资源中大专及以上文化比重与相应的人均GDP相关性并不大，图中散点分布非常散乱，并且所拟合的曲线相关系数非常小（R2＝0.3148），因此很容易得出大专文化人口所占的比重与GDP无关的结论。如果仅凭这一点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既是不充分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其实，除了寻求它们的相互关系外，还应该看到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的数量对整个人力资源规模的影响，如果比重太小，对GDP贡献可能也会很小，甚至在统计中根本体现不出来，如长江三角洲2000年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力资源与其总量的比重只为5.83%，这可能就是对GDP作用难以体现的原因。
但是应该来说，人力资本大小对GDP的作用是能够体现的，因为人力资本主要由教育投资形成，只要接受了教育，不论教育程度的高低，都获得了一定量的人力资本。按自然人力置换法计算，2000年长江三角洲人均人力资本含量最高的为1.63基准劳力（上海中心城区），最低的为0.87基准劳力（台州的三门和嘉兴的桐乡），把人力资本由低到高分成9个等级，最后得出人力资本等级与人均GDP关系相关图（见图4‐8）。从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等级1到等级5，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均GDP也从2.09万元迅速提高到7.27万元的峰值，但等级5到等级9，随着平均人力资本的提升人均GDP反而下降，这有悖于常态规律，可以称之为“脑体倒挂”现象。同时，这也反映了人力资本产出效应的区域特性。从长三角来看，上海的嘉定、闵行与宝山区、苏州市区、常州市区、扬州市区、杭州市区、无锡市区、镇江市区、南通市区以及浦东新区等的人力资本人均产出最高，在5.5万元以上。尽管单个人力资本与经济产出不具有严格的相关关系，但是如果以地区的整体人力资本计算而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有其代表性的。因此，长江三角洲人力资本产出效益存在较为严重的“脑体倒挂”问题，应该采取应有的对策使人力资本发挥出最佳效益。
二、人力资本收益最优区位分析
（一）人力资本收益区位因素
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人力资本收益也有显着的区位特性。一般地，最优区位能使资源配置发挥最大的效应，人力资本收益最优区位与杜能的“农业区位”
和韦伯的“工业区位”有所不同，杜能和韦伯的区位论主要是从与资源、市场的距离、交通等条件相联系的，而这里所指的区位是侧重与区域有关的人力资源工资、住房价格等要素。
从总体上看，影响人力资本收益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报酬水平、人力资本含量、卫生保健等福利水平、住房价格水平、当地物价水平、环境因素等。为了研究方便，这里只选取对工资水平与住房价格水平进行分析，因为工资报酬是人力资本收益的主要来源，而对地区消费支出影响最大的是住房价格，尽管实物等生活物品对生活消费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地区一般消费品物价不会相差太大。因此，采用工资报酬和住房支出基本可以知道人力资本收益水平，即人力资本实际收益＝工资收益－住房支出。
（二）人力资本收益及其最优区位分析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工资报酬在不同区域中差别很大。总体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工资报酬较高，从不同学历看，档次也很明显。2003年长江三角洲初中及以下从业人员平均为1.25万元，高中及中专为1.68万元，大专为2.28万元，本科为2.64万元，硕士为3.90万元，博士最高为6.23万元，同时博士与硕士间的工资差距也是最大的，达到2.3万多元。单从工资收入看，博士学历从业人员收入最高的地区是宁波，为9.61万元，其次为苏州和杭州，分别为7.65万元和7.63万元；硕士收入最高的地区也是宁波，为7.39万元，其次是苏州和无锡，分别为5.33万元和5.05万元；本科最高是宁波、上海、苏州，分别为4.28万元、3.74万元和3.49万元；大专最高是宁波、苏州、常州，分别为3.31万元、3.02万元、2.90万元等。另外，相同学历从业人员在不同地区间收入相差很大，如博士学历从业人员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相差4.46万元，硕士相差5.16万元，本科相差3.24万元，大专相差2.5万元，总体上，宁波工资报酬最高，上海、苏州次之，而扬州、南通最低。
但是，工资收入只是代表收入的来源大小，而实际收入的高低还要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如果物价高则实际收入将减少，而与消费关系最为密切且影响最大的是商品房价格，因此，分析商品房价格的高低对实际收入会更有意义。笔者对长三角从业人员需担负的住房价格（或房租水平）进行分析，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商品房平均价格。
商品房平均价格＝商品房销售总额÷ 商品房销售面积
一个区域的商品房价格与其商品房销售总额和商品房销售面积有关。据此公式，可以计算出2003年长三角商品房平均价格，2003年，长三角商品房价格以上海、杭州、南京等市为最高，分别为5118元／平方米、3939元／平方米和3147元／平方米。
（3）每年一个劳动力所担负房价或住房租金。
一个人要生活，必须要有住房，不管是购买还是租用房屋，都必须为此支付一定费用，在此采用购房按10年期递延计算房价的方法测算新来者每年所支付的房价。户均以两个劳动力计算，即一套住房由两人（如夫妻）共同承担购房价款，分10年支付，因此每年必须支付价款按如下公式计算。
年均递延房价＝商品房每平方米价格× 户均住房面积2× 10
长三角16市中杭州、上海、苏州、嘉兴等城市的一个劳动力每年为住房支付的房价或房租是很高的，如最高的杭州达到2.12万元，上海为1.71万元。
如果人力资源实际收入按工资总收入扣除支付房价（或房租）计算，则实际收入大大降低，甚至出现负值，如表4‐17所示。这时，实际工资收益在不同地区出现了新的变化，博士实际收入较理想的区域有宁波、苏州、杭州、南京、扬州、泰州等，均为5万元以上，最低的是泰州、舟山、绍兴、嘉兴、上海等；硕士实际收入较理想的就业地为宁波、无锡、苏州、镇江、常州等；本科实际收入理想地为宁波、镇江、常州、上海、苏州等；大专实际收入理想地为宁波、镇江、常州、泰州、苏州等；高中与中专实际收入理想地为镇江、南京、宁波、常州、上海等；初中及以下理想地为南京、镇江、宁波、常州、泰州等。
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来说，如果要达到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生活水准，在很多地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工资收入扣除房租后几乎所剩无几，甚至是负值。当然，事实上很多学历较低的人同样在很多城市中也能生存，但他们是靠降低生活标准，靠省吃俭用来度日或略微存点钱的。另外，这里的房价是按全市平均价位计算的，未分市区与郊区，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力资源的实际收益，特别是学历较高人员的收益，因为它们大多数人是居住在市区的，而一般市区的房价比郊区高出很多，所以在计算其实际房价时相当于降低了，而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情况则相反。不管怎么计算，在经济发达地区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的，如上海、杭州等地尽管工资报酬较高，但是由于其住房价格高的原因而导致人力资本实际收益下降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如果以实际收益最大原则选择就业地时，应该结合当地和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