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是法国陆军参谋部上尉，１８９４年１０月，他被上司诬陷犯了叛国罪，遭到法国陆军部军事法庭的审判，锒铛入狱，蒙冤达１２载之久，此案轰动了整个法国和欧洲。当时，著名法国作家左拉愤然而起，为之辩护，但无结果。１２年之后，德雷福斯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案件中隐藏的秘密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是一桩少有的、惊心动魄的世纪冤案。
祸从天降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１４日，法国陆军参谋部上尉阿尔法莱特·德雷福斯在巴黎特鲁卡德罗大街自己的住宅里接到一纸通知，命令他务必于次日上午７点到陆军部去作一次总体检查。
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的牟罗兹市。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后，该地区沦为德国属地。当时，德雷福斯全家便搬离了阿尔萨斯，选择了法国国籍。他家开有工厂，家人都希望他继承父业，然而，德雷福斯却执拗地选择了兵器专业。１８岁那年，德雷福斯考取了法国高等军事学校，后以名列第九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该校。按照当时的惯例，凡军校毕业成绩优秀者，均被选送入参谋部。但是，该校校长博内丰将军对此则公开表示不满。他的理由是：犹太人不应当进入参谋部。当时，德雷福斯３５岁，双目近视，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上唇蓄着两撮秀气的胡须。从外表看，他不太像一个威武的法国军人，似乎显得与人难以相处，他说话的声音让人听起来也不怎么舒服。德雷福斯的妻子露西·阿达马是一位钻石商的女儿，他们已有两个孩子，日子过得颇为富裕。
次日，天寒地冻，气温降到零下５度。德雷福斯按通知的要求，身穿便服，准时来到陆军部大楼。他很奇怪：怎么只有他独自一人来此参加检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陆军部正在密谋策划加害于他。他就像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林教头，中了高太尉的奸计，误入了军机要地“白虎节堂”。
一会儿，毕卡尔少校带着他走进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的办公室。将军不在，只有迪帕蒂少校、保密处长科什菲尔、情报处档案员格里贝兰在那儿等候。亨利少校则躲在帷幕后面。
德雷福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奇地瞪大眼睛，但他什么也没问。迪帕蒂少校右手戴着黑手套，他让德雷福斯坐下后，说道：“我的右手拇指已动手术切除了，请你代我给布瓦代弗尔将军写封信。”德雷福斯愈更莫明其妙，但他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他拿起一支笔，把少校口授的话记下来。话里涉及的尽是大炮的制动器、掩护部队等。
“你在发抖！”迪帕蒂突然站起身来，大声说道，“你怎么了？”
“我的手指发凉。”德雷福斯答道。接着，他又往下写了几个字。
突然，迪帕蒂伸手按住他的肩膀：“德雷福斯上尉，现在，我以军事法庭的名义，宣布逮捕你。你被指控犯了叛国罪。”
德雷福斯被弄得目瞪口呆，他猛地跳起来，难以忍耐满腔的怒火，他又是抗议，又是否认……办公室里的军官们根本不理睬他。科什菲尔和他的秘书向德雷福斯猛扑过去，对德雷福斯强行搜身。这时，躲在暗处的亨利露面了。迪帕蒂命令他：“把这个叛国分子押进歇尔歇—密迪监狱去！要绝对保密！”
德雷福斯被带走了，时值中午１２点。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起案件竟会持续１２个年头，震动朝野，酿成社会危机。
莫名其妙的替罪羊
德雷福斯为何被捕呢？事情还得从１８９４年９月２３说起。这天傍晚７时左右，法国陆军部情报处的亨利少校缓步走近巴黎圣·克罗蒂尔德教堂的门廊，一眼认出等候在那里的玛丽·巴斯蒂安。她相貌粗俗，目不识丁，是一名在德国大使馆工作的勤杂工。她的工作是每天把使馆各处字纸筐里的废纸收集起来，满一个星期，就交给一位法国情报处的军官取走。见到亨利少校，玛丽·巴斯蒂安急忙从兜里取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亨利伸手一把抓过去，扭头便走。
在这个信封里，亨利发现三、四块撕碎的纸片，他把它们贴在一起，恢复本来模样。这就是不久之后轰动一时的、名为“清单”的密件。“清单”上开列有：一二Ｏ炮液压制动器说明书、关于掩护部队文件、改革炮兵部队培训文件、马达加斯加文件、野战炮射击规程（草案）等５份法军绝密文件。“清单”上最后一行字是：“我要出发去演习了。”这份情报是送交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武官施厄茨考本的。
法军情报部门立即向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汇报。梅西埃部长大光其火，下令立即在法军中进行秘密侦查。主持情报处工作的桑代尔上校在参谋部内搜寻线索，希望尽快破获此案。
命令追查德国间谍的公文在各个办公室旅行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它的出发地。情报处处长只得把它塞进档案柜。１０天之后，达博维尔中校度假归来，他对此事十分关注。他不断往情报处跑，了解情况。从密件的内容来判断案情，他推测奸细可能是一位同军队各部门都有关系的炮兵界人士，很可能是一位在各部门都呆过的实习军官。于是，他叫人送来了有关人员的花名册，一眼就注意到了一位叫德雷福斯的上尉。重要的是，达博维尔中校从档案里看到德雷福斯的笔迹同密件的笔迹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一下，达博维尔神气起来了，立功升迁的大好机会来了，他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的判断：“是德雷福斯，一定是德雷福斯！”然而，他的上司法布尔上校却对之提出了异议：实习军官是不参加演习的，而密件上说他要去演习了。
但是，法布尔上校的异议很快便被排除了。依照达博维尔中校的解释，“演习”一词系笔误。１８９４年６月，德雷福斯曾陪同参谋长到法国东部考察过。“演习”肯定是指那件事，而不是真正的演习。
参谋长听过下属报告，对此事半信半疑，但他还是下令重新进行仔细调查。这一任务交给了贵族出身的迪帕蒂少校。他是一个富于空想、说话不着边际的人。
与此同时，陆军部长梅西埃就此事向内阁会议作了通报，并且呈报给共和国总统佩里埃。内阁的同僚们都劝梅西埃谨慎行事，特别是外交部长阿诺托，他担心这一没有根据的指控给法国外交带来严重后果。他说：“此案关系法德两国外交关系，任何结论必须证据确凿，必须找来法国最权威的笔迹鉴别专家，对笔迹进行认真分析、鉴别。”
他们请来法兰西银行资历最深的笔迹鉴别专家戈贝尔。戈贝尔鉴定后断定，密件的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同属一种字体，然而在细节上，两者绝无共同之处，他的结论是：“清单”上的字迹可能出自怀疑对象之外的某人之手。迪帕蒂一时拿不定主意，何况，除了笔迹之外，从下边呈报给他的卷宗里挑不出任何别的证据。
然而，为了给自己的官衔增添光彩，为了给自己的晋升铺平道路，梅西埃部长突然决定，逮捕德雷福斯上尉。他认为，采取这一引起轰动的行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这场巨大的政治风暴中，他可以风头出尽，风光无限。这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当时，公众舆论对他并无好评。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公开指责他是“老糊涂”，是“不中用的老兵”、“无能之辈”，等等。况且，梅西埃此举也许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即把一个替罪羊送上被告席，迅速了结这个棘手的无头案。
就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诬陷案随着世纪末的临近徐徐拉开了帷幕。
恶浪滚滚
德雷福斯叛国案公布后，法国新闻界立即掀起了阵阵谴责德国间谍德雷福斯的恶浪。所有的报纸众口一词，千部一腔，愤怒指责、声讨德雷福斯这个可恶的叛国贼，要求军事法庭给以严厉惩处。同时，他们还告诫法国政府，决不可心慈手软。各种各样最为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滔天巨浪，铺天盖地而来。公众的反应也迅速而强烈，自从１８７０年法国在色当战役中惨败给德国以来，人人都盼望着雪耻之日早早降临。在那次战争中，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国屈辱地将自己的两个省———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法国拿破仑（一世）时代的辉煌丧失殆尽，法兰西从此一蹶不振。为此，法国公众的反德情绪空前高涨，人们根本不会冷静思考，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那场屈辱战争的失败并非法国人不英勇善战，而是法国内部的卖国贼阴谋背叛祖国所致。如今，是严厉惩罚卖国贼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德国驻法国大使馆却发表了一份辟谣声明，并向法国外交部进行多次交涉，但谁也不理睬他们，整个法国完全疯狂了。
１１月２８日，梅西埃对《费加罗报》发表了一次谈话，还未等到法庭开庭审判，他就断然宣称，军方对德雷福斯的指控是铁证如山的。他肯定德雷福斯就是罪犯，就是卖国贼。话音未落，《费加罗报》对陆军部长的口气骤然改变了，不再称他为“不中用的老兵”了，反而夸他为“军事长官之楷模”。
面对着骇人听闻的指控，德雷福斯激烈地辩驳，但他的声音显得那么微弱，甚至不能影响具体经办此案的多尔麦舍维尔。在情报处的协助下，他把卷宗填得越来越厚。
尽管多尔麦舍维尔一口咬定，只有德雷福斯接触过“清单”中涉及的那些机密，但５位鉴定笔迹的专家，有３位不愿发表意见，而戈贝尔再次断定密件不是德雷福斯写的，只有一位名叫贝尔蒂荣的，说什么密件中的字迹同德雷福斯的手迹确实不同，但这完全是因为他不露真迹之故。多尔麦舍维尔把有利于德雷福斯的那些报告扔在一边，仅把贝尔蒂荣的报告入卷上报。
同时，法国政界上层不是同军方沆瀣一气，便是对此事保持沉默。在如此不利的气氛下，德雷福斯案件的前景似已敲定。
陆军部长的伪证
１２月１９日，法国歇尔歇—密迪监狱中的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德雷福斯案。法官们刚入座完毕，首席法官便宣布审判秘密进行。记者和其他在场者统统退席，听众席上只剩下警察局长莱平和毕卡尔少校。
审判的第一天，一共传讯了４０来人出庭作证，但他们所能提供的仅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德雷福斯的辩护人———著名的犹太律师刚刚发言，就被轰下台去。
当天晚上，毕卡尔向陆军部长汇报道：“将军，证据明显不足，看来得将德雷福斯无罪释放了。”梅西埃却冷笑道：“你等着瞧明天的吧！”
第二天，审讯一开始，军方就出示了贝尔莱荣的笔迹鉴定书，但是，无论是警察局长莱平，还是首席法官、政府特派员，事后都认为这份证词不可理解。法官们倒是从贝尔莱荣的证词中深深觉察到，审判的结果已经十分清楚了。
接着，亨利出庭作证，他表情严肃，派头十足，以原告的口气指着德雷福斯说：“我从可靠人士那里获悉，陆军部办公室里出了奸细！这奸细就是他。”
德雷福斯从凳子上跳起来，质问道：“如果有人指控我是奸细，就请说出他的名字，传他出庭作证，他是谁？”
亨利站起来狡辩道：“装在军人脑子里的秘密，他的帽子也别想知道！”
出庭作证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但所有的证据加起来也不足以对德雷福斯定罪，真正对判决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陆军部长梅西埃让人给法官准备的一份秘密档案，档案主要包括以下３份材料：一是迪帕蒂起草的关于德雷福斯的经历，称他从入伍那天起就从事叛卖勾当；二是法国情报机关截获的意大利武官帕尼扎迪转给德国武官的一封信，说那个混蛋Ｄ提供了关于尼斯城防卫工事方面的情报，不过，法国情报机关已经知道这个被称为Ｄ的人并非德雷福斯（ＤＲＬＹＦＵＳ）名字的缩写，而是杜波依斯（ＤＵＢＯ１Ｓ）名字的缩写，但情报处故意嫁祸于德雷福斯；第三是帕尼扎迪发给意大利参谋部的密电，原文是：“如果德雷福斯上尉同你们没有关系，请予以正式否认，以免报刊议论。”然而，法国情报处在译电时，却别有用心地将电文内容作了彻头彻尾的篡改；“德雷福斯已被捕，已采取措施，防备万一，已通知派出的人员注意。”
迪帕蒂背着被告和被告的律师，将上述材料秘密送交首席法官。其他法官也读到了这份秘密档案。于是，７位法官一致认为，德雷福斯是有罪的，他们将其判处无期徒刑。
迪帕蒂向法官索回了秘密档案，交给陆军部长。梅西埃下令将其销毁，但是，亨利却没有照办，他悄悄将它们存入了情报处的保险柜。
官官相护
１８９５年年初，德雷福斯蒙冤入狱后，毕卡尔接替桑代尔就任陆军情报处处长。亨利大为不满，他认为自己最有资格接任此职。参谋长布瓦代弗尔要毕卡尔继续收集德雷福斯的罪证。毕卡尔通过多种途径作了努力，但却一无所获。当时，派往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玛丽·巴斯蒂安继续为法国情报当局搜集废纸。这些废纸的内容证明，陆军部的机密在继续泄露。
１８９６年３月的一天，亨利像平常一样，准时来到接头地点，接过纸袋，径直带回办公室。恰在这时，他家里打来急电：母亲病危。亨利把纸袋交给毕卡尔便走了。在处理这堆废纸时，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写的一封信引起了毕卡尔的注意。收信人是一位名叫埃斯特拉齐的少校。
毕卡尔在没让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对此人进行了秘密调查。侦察工作缓慢地进行了几个星期。一天，法国驻德武官富戈尔特上校告诉毕卡尔一件颇为蹊跷的事：德国间谍理查尔·居尔斯说，有一桩秘密令人十分迷惑不解，即德国参谋部很希望知道那个神秘的德雷福斯上尉到底是为谁家效劳的，因为他并没有为德国人干过事情。这一情况使毕卡尔大为震惊，于是，他要求武官安排他同居尔斯见一次面。
８月６日，会面在瑞士马塞尔举行。毕卡尔临行前因事未能成行，亨利少校和劳特上尉代替他前往。居尔斯后来透露说，他对两个法国人说：“柏林并不知道德雷福斯其人，真正向德国提供情报的是埃斯特拉齐。可是，他们对我的话不以为然。”
此次会见后，亨利向毕卡尔报告说：“居尔斯拒不向我们透漏奸细的名字，他的话没有任何价值。”就这样，这条线索中断了，但毕卡尔仍不愿就此罢休。恰在这时，正在多方活动、想重回陆军部工作的埃斯特拉齐写的一封亲笔信，转到了毕卡尔手中。毕卡尔一看到笔迹，马上发现“清单”上的字迹同这封信的字迹一模一样，他震惊不已。
毕卡尔立即调来德雷福斯案的全部档案，阅后，他发觉给他定罪的证据软弱无力，手段亦不正常。
毕卡尔立即拜见布瓦代弗尔将军。这位将军听着他的报告，同样很激动，不过，彼此激动的原因不同。布瓦代弗尔把此事推给副总参谋长贡斯将军。像一头老牛似的贡斯听了毕卡尔的汇报后，以命令的口吻指示说：“你继续进行秘密侦察，但德雷福斯案和埃斯特拉齐案要绝对分开，因为前一个案件已经了结。”几天之后，贡斯对上述指示作了补充：“不能对埃斯特拉齐采取措施，因为证据不足，甚至连召他来询问也不可以。”毕卡尔问：“对德雷福斯怎么办？”贡斯眼睛盯着毕卡尔说：“让这个犹太人呆在魔鬼岛，对你有什么妨害？”毕卡尔道：“将军，他冤枉啊！”贡斯答道：“这个案件已经了结，不能重提了，因为梅西埃将军、索西埃元帅都曾插手。”毕卡尔道：“可德雷福斯的确无罪呀！”贡斯道：“如果你不说出去，谁会知道？”毕卡尔无奈地走了，他明白，这一切无非是为了掩盖真相。在世人的心目中，军队是说一不二的，它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因为军队宣判德雷福斯有罪，那德雷福斯就得有罪。
１８９６年９月１４日，法国《闪电报》透露，在审讯德雷福斯期间，人们向法官提供了一份秘密档案。德雷福斯的妻子露西闻讯后大吃一惊，向陆军部长提交了一份请求书，提出因为对她的丈夫审讯有诈，要求重新审理。她还申诉，如果军方掌握有秘密证据的话，那就应当向被告人和他的辩护律师出示。
参谋部里的头面人物对此不安起来。在围绕德雷福斯案件这场骤起的风波中，毕卡尔成了危险人物，必须阻止他把埃斯特拉齐的事捅给报界。为此，布瓦代弗尔晋见了接替梅西埃的新任陆军部长比约，要求撤掉毕卡尔的情报处长职务。贡斯也来拜见比约部长。他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不把毕卡尔调离，那事情就难办了。是要他还是要我们，你得作出选择。”比约让步了，派毕卡尔去视察东部驻军，不久，又把他派往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比约还答复露西的申诉书说：“不允许任何人重新审理此案。”
１８９８年１１月第二个星期的周末，德雷福斯案件再次轰动起来。一年半前，被调离情报处的毕卡尔就德雷福斯案件的始末，写了一份材料，寄给在巴黎的朋友勒布卢瓦律师，并告诉他，万一他不幸被暗害，请他把材料转交给总统。勒布卢瓦律师决定找参议院副议长休雷—凯斯特奈出面说话。这位老共和党人读到律师送来的材料，震惊不已，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他要求会晤总统，但由于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总统把他打发走了。接着，他在陆军部长、外交部长、内阁总理等人中进行说服工作。
陆军总参谋部获悉他的活动后，立即反击。布瓦代弗尔命令，不得以任何理由批准毕卡尔回法国休假。亨利甚至伪造了一封所谓德雷福斯致德国皇帝的信，还编造说德皇对此信作了批注，称德雷福斯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这个专干这类伪造勾当的老手还伪造了一封所谓意大利武官致德国武官的信。信中要求施瓦茨考本否认同那位上尉有任何联系。与此同时，迪帕蒂被指派与埃斯特拉齐秘密接头，共同商讨脱身之计。情报处出主意，让他不仅给陆军部长写信，而且还给总统写信，信的内容是迪帕蒂口授的。总参谋部千方百计地阻止对埃斯特拉齐这个真正的罪犯进行追究，不许任何人把他的事透露出去。
军队的荣誉是至高无上的。陆军部长向休雷—凯斯特奈拍着胸口打保票，说德雷福斯是千真万确的罪人。总统在内阁会议上也说：“对德雷福斯的判罪是适当的和正确的。”然而，总统对于军方向法官提供秘密档案一事，是一清二楚的。
休雷—凯斯特奈并未因此罢休，不管有多少重障碍，他决心在公众中掀起一场运动，要求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件。他坚信，法兰西的公正高于一切。
这时，一个小小的插曲加速了事态的进展。一个名叫卡斯德罗的银行家无意中发现了“清单”上的字迹出自他的一位顾客埃斯特拉齐少校之手。“清单”的影印件是一位字迹专家卖给《晨报》的。德雷福斯的哥哥马蒂厄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陆军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揭露了真正的罪人，要求为其弟弟平反昭雪。此事轰动了整个法国舆论界，一夜之间，埃斯特拉齐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人所共知。
迪帕蒂要埃斯特拉齐以攻为守，装出受害者的样子，再给陆军部长写一封信，要求他对自己的事组织调查。不久，人们就看见埃斯特拉齐拍着别人的肩膀慷慨激昂地说：“有人在造我的谣，因为我是一个军人！我已请求上边组织调查了。要想整我，那可没门儿。”他还无中生有地瞎编一气，说什么德国使馆失火时，法国情报人员化装成消防队员，冒着大火在办公室里搞到了这份“清单”。他还指责毕卡尔和休雷—凯斯特奈通过陷害他而卖身投靠犹太人。他甚至倒打一钉耙，说德雷福斯从事叛国活动由来已久，他早就把他埃斯特拉齐的笔迹模仿去了。埃斯特拉齐的话虽然不着边际，但抱有偏见的公众却十分信任他，他们对埃斯特拉齐的这些玄乎的言词听得津津有味。很快，埃斯特拉齐便成了大名鼎鼎的新闻人物，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同情，人们都认为他是无辜的。
新闻界众口一词，猛烈地攻击休雷—凯斯特奈，谩骂他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德国劣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为了德雷福斯一案，休雷—凯斯特奈同他的部长朋友们全闹翻了，他自己的参议院副议长之职也丢了。
另一方面，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埃斯特拉齐却始终没有受到触动。陆军部长指定佩利顿将军组织对他调查，但情报处事先作了部署，使调查按他们的谋划进行。为了达到为埃斯特拉齐洗刷罪名的目的，由参谋部导演、由军事法庭出面，对埃斯特拉齐进行了侦讯。军事法庭宣布：“清单”不是埃斯特拉齐所写。埃斯特拉齐获释走出法庭时，容光焕发，簇拥在外面的保守的君主派分子向他热烈欢呼。这些君主派分子一边猛砸犹太人的商店，一边狂呼：“军队万岁！”反之，毕卡尔中校却被逮捕了，其罪名是，他把秘密材料交给了勒布卢瓦；而且，情报处最终查明，休雷—凯斯特奈手中的材料也来源于他。
左拉出面控诉
对埃斯特拉齐进行的纯粹走过场的审讯，难以令人信服，为此，著名法国作家左拉写了《我控诉》这篇文章。
１８９８年１月１３日，这篇文章占据了法国《震旦报》的整个第一版。当天，２０万份《震旦报》被抢购一空。人们四处传阅，四处张贴。这篇檄文，犹如一声晴天霹雳，把德雷福斯事件的始末作了无情的、如实的、令人信服的披露。左拉的文章倾刻成了压倒一切的活题，群情激荡，整个法国有如一锅沸腾的水。
面对如此尴尬的处境，法国政府决定，立即对左拉和《震旦报》进行法律追究。政府对左拉的起诉书集中于一点，即指控左拉不该指责法庭是“奉命”开释埃斯特拉齐，而对左拉文章中的实质性内容，却一概避而不谈。
对左拉的审讯进行了两个星期，其间，有着说不尽的曲折。最后，左拉被判处徒刑，并被罚以重金，一代著名作家几乎被弄得身败名裂。
埃斯特拉齐走出法庭时，立即被疯狂的人群高高托起，简直像一个从战场上归来的得胜的将军。当左拉走进马车时，车窗玻璃已被飞来的石头打得粉碎，数名暴徒狂吠乱叫：“军队万岁！”“打倒左拉！”“处死犹太人！”
然而，政府对左拉不负责任的审讯，激怒了不少正直的法国人。主张对德雷福斯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参谋部情报处里，人们也在加紧工作，他们把德雷福斯的卷宗重新整理了一番。此案汇集了３７３份材料，厚得可以填满一个文件柜，每份材料都试图证明德雷福斯有罪。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真相大白
１８９８年８月１３日，事态急转直下，最终使德雷福斯案件真相大白。
这天早上，陆军部专员基涅上尉正在审定总参谋部交来的一堆材料。突然，他发现那封所谓意大利武官给德国武官的信是用两封信的碎片拼凑而成的，毫无疑问，此信是伪造的。陆军部长卡芬雅克亲自过问此事，他紧急召见已晋升为上校的亨利，在场的布瓦代弗尔和贡斯如坐针毡，惶惶不安。突如其来的责问把亨利弄得晕头转向。起初，他还想抵赖，但在卡芬雅克的严厉追逼下，最后只得承认，此信是他伪造的。卡芬雅克立即下令逮捕布亨利。瓦代弗尔当场引咎辞职。
德雷福斯事件再次成为法国各大报的头条新闻，公众无不为此感到愕然。佩利坎将军立即辞去军职；埃斯特拉齐则匆匆打点行装，想逃往国外。
８月３１日晚上６点，监狱看守发现亨利已死在牢房中，他是用刮胡刀片割断喉管而气绝身亡的。这位上校惯于用左手做事，但在现场的人都发现，握着刀片的却是右手，它还在痉挛。但官方说，亨利是自杀的。
亨利的被捕、猝死，引起全法国的震惊，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感到：德雷福斯案件有诈。在德雷福斯妻子露西的坚持要求下，政府同意将此案移交给法兰西最高法院重新审理。
局势混乱到了极点，为了抗议对德雷福斯案件重新审理，法国陆军部长卡芬雅克辞职。他的继任者絮兰顿将军也为此辞去陆军部长职务。接任絮兰顿将军的厦莫瓦内将军也以同一缘故而辞职。他的辞职甚至导致了布里松内阁的倒台。同时，保守的君主派分子在警察的默许下，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级将领们公开准备夺权，德雷福斯案件成了他们夺权的借口，法国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捉摸不定。
面对布里松内阁垮台引起的危机，法国公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一直等到由温和派人士迪珀伊为总理的新政府诞生，法国人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终于，最高法院开始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件了。
历届陆军部长：梅西埃、比约、卡芬雅克等，全部出庭作证。毕卡尔把所有有关德雷福斯案件的情节和盘托出。审讯过埃斯特拉齐的法官贝托鲁揭露了情报处同埃斯特拉齐之间的秘密勾当。于是，法官要求看秘密档案。政府不得不从３７３份材料中挑选出几份送交法庭。
反犹太分子和君主派分子再次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反对最高法院的运动，诬蔑法庭是犹太集团豢养的走狗，称法官们是犹太劣种。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挡众多的人向法庭提供有利于德雷福斯的证词。不久，风向为之骤变，连外交部长也出面为德雷福斯德仗义执言。
随着每天审讯纪录的公布，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认识清楚了：自从１８９４年上演这出丑剧以来，他们第一次通过官方途径，了解到了自己原先不知道的情节。
１８９９年６月３日，最高法院宣布：“清单”不是出于德雷福斯之手，而是埃斯特拉齐所写。在法庭合议时，全体法官一致否决并撤销了１８９４年１２月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决定此案交由雷恩军事法庭重新审理。
在宣布这一决定的同一天，迪帕蒂被捕入狱；梅西埃因非法向法官提供文件而受到追究；流亡在外的左拉胜利归来；毕卡尔获得释放。这时，逃亡在英国的埃斯特拉齐不得不向《晨报》记者供认：“是的，那份‘清单’密笺是我写的，是桑德尔上校……和布瓦代弗尔要我写的。这些，比约和贡斯是清楚的。”
两天后，人们把最高法院的裁决通知了被关在魔鬼岛上的德雷福斯。他对法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德雷福斯听到这个消息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兴得哭了起来。７月１日，德雷福斯返回法国，但立即又被送进了另一座军事监狱，他原以为自己马上就会获释。
对德雷福斯的第二次审讯于８月８日在雷恩开庭。在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审讯中，以梅西埃为首的总参谋部的首领们进行了最后的顽抗。他门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后，梅西埃搬出了国家利益来为自己辩护。他在说明１８９４年所发生的事件时表白道：“我们差一点就要同德国打仗了。”不过，他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布瓦代弗尔重申德雷福斯有罪，他说：“埃斯特拉齐只不过是一个稻草人，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钱买到他的口供。”
整个案件被搅得混乱不堪，连最简单的情节也被歪曲得难以落实。审讯中还有人向德雷福斯的辩护律师开枪，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此时，君主派分子和反犹太分子抓紧时机，在巴黎策划一次新的政变阴谋，企图复辟王朝。被革命推翻的前国王奥尔良公爵乘船在布列塔尼海岸游弋，随时准备登陆。流亡国外的埃斯特拉齐给法庭和报社写了一封又一封的威胁信，声称：“当我开口之日，至少有两个大人物难逃惩罚！”
在上述背景下，雷恩军事法庭作出一项同最高法院相抵触的裁决，德雷福斯仍然有罪，但由原判的无期徒刑改判为１０年徒刑。然后，法国总统下令赦免德雷福斯。于是，德雷福斯在身陷囹圄将近５年之后，终于在１８９９年９月１９日获释，恢复了自由。
新任陆军部长加里费宣布：“此案业已了结。”可是，德雷福斯并不同意了结。他宣布：“共和国政府还了我自由，然而，失去了名誉的自由对我毫无意义。我要让全法国都能从最后判决中知道我是清白无辜的。”
又过了数年，当动荡的政局渐趋平稳、激昂的群情冷却下来的时候，德雷福斯的宿愿才得以实现。
１９０６年７月１２日，即在新世纪的第６年，法兰西最高法院和法兰西政府最终为德雷福斯平反昭雪：恢复其军籍，并提升他为少校；同时，还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德雷福斯叛国案终于真相大白，所有秘密彻底揭开。令人惊异的是，揭开这一谜底，竟然跨越了一个世纪。
毕卡尔也恢复了军籍，后被提升为准将，当上了陆军部长。
埃斯特拉齐始终未敢回国，靠撰写没有多大价值的回忆录糊口。
然而，有一个人对此案仍迷惑不解，他就是德国驻法使馆的武官施瓦茨考本。因为整个案件起因于一个清洁女工从他的字纸篓里获得的那份秘密便笺，然而，无论他本人，还是使馆其他人，都从来没见过这份便笺。如果施瓦茨考本的话属实，那么，德雷福斯这个跨世纪谜案之后又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新的不解之谜：亨利的便签是哪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