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措施，杭州旅游业得到了稳定发展，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1998年，在上半年境外游客同比下降5.45%、旅游外汇收入下降16.3%的不利情况下，全年还实现了1.10%和4.60%的增长，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克难攻坚、转危为机、加快发展的启示
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寻踪杭州经济发展的轨迹，杭州市委、市政府一次次的战略抉择，人民群众一代代的探索实践；面对当前起源于华尔街、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杭州吸取前四个阶段转危为机的经验和教训，在不断提升发展层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积极应对当下金融危机、克难攻坚、转危为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要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理清发展思路，认清发展方向，不断保持和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实现跨越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杭州市委认真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解放思想，结合工作实际和加快发展问题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同时，又积极把真理标准讨论推广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去，组织引导干部群众掀起了一场思想大解放，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从“左”的思想观念以及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特别是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党和人民群众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认识，开始走上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在之后的发展中，每一次遇到困难和波折，解放思想一次次破解了难关，促进了发展。同样，只有把我们的思想从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有新思路，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
（二）要有坚定必胜的信心
信心是最宝贵的财富，信心比黄金还珍贵。只有树立必胜信心，振奋精神，才能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审时度势、乘势而上，实现新发展。1959—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粮食产量骤减，同时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快速扩张，导致城镇人口急剧增加，挤掉了农村劳动力，削弱了农业战线，又加重了农业向城市提供粮食、农副产品的负担，使城市粮食供应更加紧张，引起了人心恐慌。为改变这种状况，市委按照中央的指示和杭州的实际，进行了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实行精简政策后，减轻了城市和农业的负担，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安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使全市人民看到了希望，树立了信心。在1963年后继续全面贯彻“八字”方针，深化调整国民经济，使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纵览历史转折，只要确立必胜的信心和信念，定能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三）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是关键。只有把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建立在科学分析本地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才能取得经济发展的实效。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杭州旅游业始终没有被放到应有的位置给予高度重视，发展一直徘徊不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杭州旅游业发展更是雪上加霜。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杭州市委、市政府经过科学分析经济发展趋势和杭州的优势，逐步形成了把以旅游、商贸为重点的第三产业作为杭州支柱产业和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共识，提出了打造现代国际旅游城市的发展战略，并制定了鼓励旅游、商贸业发展的优惠扶持政策，不仅使旅游业的发展渡过了难关，更为今天杭州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要创造性地贯彻各项方针政策
创新是前进的不竭动力。只有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才能切实把握机遇，开创工作的新局面。杭州正是在面对一次次转折中，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各项方针政策，才一次次突破难关，加快发展。如1998年，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和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抓住国家房改政策改革的机遇，杭州市在采取一系列扩大投资、拉动内需举措的同时，还陆续出台了诸如购房入户等激活房地产市场的有关政策，金融机构加大了按揭购房的贷款力度，商品房销售回升。拱宸桥地区改造、东河绿带改造、吴山广场等旧城改造项目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从而使杭州的农业、交通、运输邮电、供电和城市基础设施得到加强和超常规发展，为杭州21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夯实了基础。
（五）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决定发展进程。只有立足市情，敏锐把握全市阶段性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才能分清轻重缓急，找准突破口，对症下药，加快发展。结束“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后，面对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情况，杭州市委抓住拨乱反正、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要矛盾，妥善解决了一大堆制约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问题，把一大批长期遭受“左”的错误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彻底解放出来，使他们心情愉悦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社会和谐、人心安定、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群众基础。为调整经济政策，重建经济秩序和生产秩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正因为抓住拨乱反正这一主要矛盾后，充分调动了起决定因素的人的积极性，才使得其他矛盾得以解决。
（六）要保持速度和效益的协调发展
速度是前提，效益是中心。只有将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有机结合，实现两者同步增长，才能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在“大跃进”年代的经济发展中，杭州市各级政府、部门、企业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靠过多地消耗能源、原材料，去追求脱离实际的过高速度，而忽视了提高效益，片面追求虚假繁荣，造成寅吃卯粮，使经济逐渐陷入困境。在这之后，速度和效益关系多次困扰着杭州的发展。如在治理整顿前夕，也是通过深入开展以调整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双增双节”运动和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通过深化改革，使各级部门、企业把经济工作和各经济单位的主要精力切实放在了讲求经济效益上，真正走上了投入少、产出多、质量好、消耗低、效益高的经济发展道路。力求在保持速度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七）善于快速果断地应对以争取主动
抓住机遇，敢为人先，和衷共济，决战决胜是争取主动的关键。这一思想和做法，不仅是上述四个困难阶段克难攻坚、转危为机的重要经验，还是战胜这次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法宝。杭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决策部署，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行动为动力，发扬敢为人先、和衷共济、决战决胜的精神，不断出新招、出绝招、出实招，在全省率先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14]如帮助企业缝制好“过冬的棉袄”，出台12项对策措施，抓住关键环节帮助企业减负，打好应对金融危机的“组合拳”，无不体现市委、市政府见事早、行动快、措施实、成效显的特点。杭州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作出确保杭州在为全国最早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困境的城市之一、确保杭州人和“新杭州人”生活品质在国际金融危机困境中仍有新的提高的“两个承诺”，极大地增强了杭州的企业家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
注释
[1]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4—385、538—540页。
[3]厉德馨：《进一步开创杭州工作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历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第204页。
[4]从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到1983年，农村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创建的企业，都被称为“社队企业”。
1984年政社分设、建立乡（或镇）人民政府后，“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后来又演变为“民营企业”。
[5]中共杭州市委组织部、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杭州市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杭州市组织史资料（1922—1987）》，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54页。
[6]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探索之路——杭州市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322—324页。
[7]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杭州市修订城市建设规划，确立的建设目标是“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这一城市发展战略，既不符合杭州的实际特点，又对西湖、中东河、运河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参见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西湖岁月》，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9页。
[8]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战略为先导，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载《跨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13—116页。
[9]具体要求是：“风景优美，环境整洁；科学发达，文化昌盛；经济繁荣，供应丰富；文明礼貌，社会安定。”参见厉德馨：《进一步开创杭州工作新局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历次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第204页。
[10]吴仁源：《统一认识，振奋精神，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在中共杭州市六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12月16日。
[11]杭州市统计局：《杭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12]杭州市统计局：《杭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13]杭州市统计局：《杭州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14]中共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见事早 行动快 措施实 成效显 推动杭州转危为机跨越发展》，《杭州研究》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