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知识精英政治参与更加积极有效，党委政府更易取得知识分子支持
杭州是全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高校、科研院所密布，相应地，知识分子队伍也十分庞大。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水平高、社会威望高和人格独立性强的特殊社会群体，历来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对一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有着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杭州通过建立健全市校合作（主要是杭州市与浙江大学和中国美院的合作）、专家咨询委员会、社科规划课题公开招标、文艺人才专项用房等制度，不仅为广大知识精英参与杭州政治开辟了广阔的渠道，促进了杭州市各级党委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而且增进了知识精英对杭州各级党委政府的理解与信任，增进了两者之间的感情。就目前而言，在杭州，许多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由体制外参与（主要指民间议论和在报刊发表意见等）变为体制内参与（主要包括参加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的座谈会、论证会，参与课题研究、政协会议提案等）。由于这些途径已经获得充分的制度化，因而它们在今后将继续发挥拓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渠道、促进知识分子与党委政府合作的作用。此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后，作为知识精英荟萃的体制内政治参与主渠道，杭州各级政协组织也将越来越多地向知识精英开放，越来越多地承担知识精英政治参与的职能。总之，今后，因为有着广阔多样的政治参与渠道，知识精英们在杭州的政治参与将变得更加有效，政治参与成就感不断增强，相应地，他们的体制内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将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委政府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获得了宝贵的智力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一种道义的支持，从而有助于提升各级党委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八）官商勾结易发，反腐任务艰巨
尽管在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以及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近年来，杭州各级纪委、检察院等专职机构或部门一直保持着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取得了惩治腐败的丰硕成果，但客观地看，今后几年，杭州反腐任务依然艰巨，其重要原因在于官商勾结难除，引发腐败的可能性依旧很大。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行使广泛权力且这一格局数年之内难以根本改观，以及商人行贿风险较小的背景下，众多商人必然长期有着强烈的行贿冲动，而部分掌握权力的官员在与商人频繁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同样容易因“参照系”的错位而发生心态失衡，进而产生“权力寻租”动机。包括原省政府秘书长冯顺桥引发的绍兴系列官员腐败案在内，众多腐败案件的产生过程，都表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今后几年，随着杭州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公共工程将陆续上马，而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官商勾结引发腐败的风险。此外，在职时施惠别人、退休后享受回报，自己为商人谋利、家人代自己获益，以及慷公家之慨、得个人之利等诸多隐蔽性强、避免官商之间直接钱权交易的腐败新样式被创造出来，以及官员虽违法违纪但未被查处的例子仍旧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从而使得不少官员产生伸手难抓住、腐败被查处概率小的错觉，进而刺激着他们的贪婪之心，鼓励着他们的腐败行为。官商勾结引发腐败难以遏制，不仅将直接或间接地侵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将严重地影响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和信任，导致党群干群关系的恶化，损害党的合法性基础。
（九）部分官员非权力权威弱化，地方党委政府群众基础受损
在居于执政党地位的背景下，不少党员干部容易养成权力依赖症，即总是想当然地、本能地依靠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行政手段来开展工作，实现目标，而不愿意与群众近距离地接触，深入群众之中做细致乃至艰辛的思想政治工作，从而使得部分党员干部难以赢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自觉的认同和支持。这一情形在杭州同样存在。杭州虽已开拓出重点工程挂职锻炼等有效途径来培养机关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提高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但毕竟覆盖面较小、持续时间较短，在能够促使广大党员干部俯下身来、走近群众，与人民群众面对面、心连心的有效机制建立和推出之前，对那些在执政党时代入党和进入机关工作，且成长过程比较顺利乃至于养尊处优的党员干部来说，他们群众意识薄弱、思想政治工作本领缺乏的现状，以及非权力权威弱化的趋势，短期内恐难根本改变。部分官员非权力权威弱化，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许多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容易产生隔膜，进而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评价，不同程度地损害着党的执政基础。
（十）民众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所增加，社会稳定面临较大压力
所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不符合法律规范以及法律、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和步骤的政治参与形式。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兼容协调难度逐步加大，彼此之间不同程度的利益冲突趋于增长态势，当今社会上不时泛起的“仇富”、“仇官”现象就是证明。杭州尽管已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的奋斗目标，但在今后数年内，少数弱势群体仍将存在（绝对数量会减少），他们也仍将通过各种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渠道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这些群体中，尤其应关注那些经济积累薄弱、城市社会保障惠及不到或施惠力度不够的外来务工创业群体，在2008年杭州推出的房市新政中，网上情绪最激烈的就是这一群体。此外，弱势群体的产生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是动态的，例如，今后数年，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企业裁员，企业关闭而导致的欠薪，以及村民与开发商之间围绕着非公益性土地开发产生的利益冲突，就可能随时催生一批弱势群体，引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再就是，由于杭州不少区、县（市）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众多，也不同程度地隐伏着宗教群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风险。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内贵州、云南、重庆、广东等地先后出现弱势群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高潮，这些影响广泛的群体性事件必然给杭州的弱势群体或其他特定群体带来示范效应，从而增加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发生的风险。当然，由于杭州已经拥有多种有效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最有效的是“12345”市长公开电话，另外还有市民邮箱、市长信访联络员等）和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再加上杭州市民历来有自主创业的传统，有自力图强的意识，因而，总体说来，杭州除非发生涉及范围较广的直接侵害群众利益事件（如遭到抵制但强制拆迁，以及环境污染损害群众生命健康等），否则很难发生各类性质严重的泄愤、骚乱事件，这是杭州与贵州、云南某些地区的不同之处。
（十一）少数官员道德自律水平弱化，生活作风引发腐败行为增多
市场经济在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如物欲膨胀，金钱主导等。此外，在全球化时代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些不良风气、错误观念也必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有这些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成员价值观差异显著和部分社会成员道德水平（包括社会公德、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等）滑坡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少社会成员的道德自律意识总体较弱。这一现象在党员、干部群体内同样存在。尽管他们的道德水平相比其他阶层或群体，处于较高地位，但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容易成为“糖衣炮弹”的进攻对象，因而，他们的道德自律也就面临着更大的反弹压力。此外，相比社会公德而言，部分党员干部的家庭道德尤其面临着严峻考验，自律水平较弱，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常处于美色的包围中，而情欲的本能往往容易驱使他们失去理智，成为不理性的官员，并不计冲破道德底线的成本与代价，最终走向腐败不归路。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杭州党员干部群体。也就是说，在杭州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历史新阶段，少数官员道德自律水平趋于弱化，由生活作风引发的腐败行为可能呈增多趋势。这一趋势和结果显然不利于杭州广大党员干部整体良好形象的树立，不利于提升各级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
上述诸多趋势中，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既有近期突出的（指今后三年之内），又有较长时期存在的（三年以上）。由于政治发展本身的复杂性，上述趋势分析主要起提醒和警示之用，而不能精确至各种趋势的概率和影响程度。
二、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阶段杭州政治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
为了确保杭州政治在人均GDP1万美元的历史新阶段，始终朝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一总体目标，沿着健康渐进轨道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认为，杭州应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在贯彻执行党代表任期制、纪委巡视制、公开招聘干部、大学生村官等全党或全国范围近年普遍推行的政治改革举措，以及市直机关综合考评、“12345”市长公开电话、决策咨询委员会、干部重点工程挂职、市政府常务会议视频直播、党代表列席市委常委会、市民代表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等杭州首创或有杭州特色的政治改革举措外，还可尝试其他创新，或继续深化政治改革。其中主要包括：
（一）增加专家人大代表比例，优化人大代表结构
首先应该指出，近年来，杭州各级人大同全国其他地方人大一样，在保障法律实施、监督行政权力以及立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为了使杭州各级人大更好地行使权力，促使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职责，应考虑进一步增加专家人大代表人数比例，优化人大代表结构。这一做法至少有四方面的作用：一是减少党委政府领导干部人大代表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人数比例，进一步解决“被领导者监督领导者难”的困境，确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更加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减少政治腐败的发生；二是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各级党委政府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三是拓宽知识精英政治参与的渠道，并进一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群众认同度和社会凝聚力；四是通过专家人大代表的“鲶鱼”效应，带动和激励其他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