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措之一是对私立大学施行财政资助政策。197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私立学校财团振兴法》，成立了隶属文部省的私学振兴财团，通过私学振兴财团的融资事业以及低息贷款、减免税收等方式支持私立高校。同时，政府以预算补助的形式向私立高等院校提供了132亿日元的资助[8]。1975年7月，又颁布了《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该法的第一条即指出：资助私立学校的目的是维持并提高私立学校的教育条件；减轻私立学校的经济负担；提高私立学校经营的健全性，以促进私立学校的健康发展。
该法规定国家每年向私立高校提供年度经费一半以内的经济资助。1975年，国家资助经费比例占到私立大学总经费的20.6％，1980年达到最高点，为29.5％，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此后国家经费的资助比例呈下降趋势，到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9]。不过，总体说来，得到国家资助的私立高校办学条件得到一定改善，尤其是教职工的待遇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于稳定师资队伍，提高私立大学的教育质量起到了一定作用。
举措之二，严格控制私立大学招生规模。私立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及其造成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将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作为重要改革战略予以实施。1971年6月，中央审议会向文部大臣提出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整体扩充改善的基本政策》的咨询报告。
报告指出：在今后10年内，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超过30％，学校教育应在量的扩张的同时注意适应质的变化；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高高等教育水平，国家根据一定的规定对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实施财政资助。在此报告的影响与敦促下，政府一方面加强经费资助，另一方面通过修订《私立学校法》，严格私立大学设置标准，规定1981年之前除了“（政府）认为特别有必要的情况”之外，私立大学与短期大学的新办、学部与学科的增设、入学定编的增加一律不予认可。同时，政府以削减财政资助方式控制私立大学的规模，对超过一定比率的大学减少国家资助，直到停止资助，这项措施可以说扼住了私立大学的要害。经过改革，私立大学的规模得到有效的控制，毛入学率稳定在35％—36％的水平上，教育质量大幅度提升。
举措之三，创立专修学校制度，分解原有私立高校的大众化功能。让私立高校承担繁重的规模扩张任务之时，又试图只通过改革来全面提升其质量，往往会事倍功半。当质与量这两种性质不同甚至方向相反的任务，集中在一种机构身上时，要求两者兼顾的确是一个难题。在此情形下，通过建立新的机构来分担原有机构的功能，比起单纯依靠机构改革来提高教育质量而言效果要好得多。为此，197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专修学校法》，创立了专修学校制度。1976年文部省又颁布了《专修学校设置基准》，从法律上确保专修学校所开设的“专门课程”具有与短大及高专平等的地位。到1976年，日本共有893所专修学校，131492名在校生。1980年专修学校总数上升到2520所，在校生总数为432914人。[5]同年，不论是学校数还是学生数都超过了短期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的总和（1980年，短大与高专共有579所，学生总数为417472人）。专修学校的建立，可谓一举多得，既满足了大众化规模扩张的需要，又满足了产业界的人才需求，同时还有效控制了以私立为主的短大的规模，对提高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来说，意义深远而重大。
三、对中国协调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质与量的启示
我国自1999年启动大众化战略以来，至2007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3％，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但由于规模扩张速度过快，也出现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为此，政府提出要把高等教育大国建设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这表明未来几年内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进一步控制规模，提高质量。在协调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量与质的关系问题上，鉴于日本大众化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的国情，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加快高等学校分类发展，重点扶持研究型大学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是建立在高等教育二元多层次结构的基础上，由传统的精英教育机构——国立大学和传统大学之外的机构——私立大学分别承担不同的大众化任务，他们的目标、功能定位、人才培养模式、管理主体等均不相同，事实上，这可以视作高等教育的一种分层分类发展。正是基于这种发展模式，在大众化期间日本能够有效地协调高等教育的量与质问题。我国目前拥有的高校数量已超过两千多所，但这些数量庞大的高校在发展定位上却混乱不清，盲目攀高，尚大求全，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单一趋同，结果既无法适应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造成高等学校定位不清的重要原因，在于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上的滞后和不足。因此，加快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成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是高校进行科学定位，提高质量的前提。
对于分类指导高校发展问题，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分类方式。但无论如何分类，研究型大学都会成为高等教育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类型。而且从日本高等教育阶段转型的经验看，代表精英教育机构的国立大学大部分是研究型大学，或设有研究生院，他们是国家倾财力资助的对象，是国家高水平教育机构的代表。我国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鉴于目前高等教育财政紧缺的状况，考虑到大国办教育的特殊国情，必须要以研究型大学建设为重点，集中优势资源建设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确保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
（二）稳定和控制地方公立高校规模，重点推动民办高校规模扩张
马丁.特罗认为，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型，“先发生变化的是，学生数的增加几乎毫无例外的先于其他制度方面的变化。从这个特质来说，大概不可能有高等教育制度抢在规模扩张之前为应对规模扩张而事先进行必要的改革”[1]。但日本是一个例外。日本在精英教育阶段就已经具有适应未来大众化任务的、与传统大学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私立院校。而我国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就缺乏这种制度上的安排，又因当时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大众化战略的启动更多是一种偶然的机遇，因而准备更加不足。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短期内大众化任务的实现，主要依靠的是传统地方公立院校的扩张，这些普通高校的规模膨胀迅速。据统计，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的校均规模已经超过1万人，达到10818人，比1998年的校均规模增加了2倍多，其中，普通本科院校的校均规模高达16573人，是1998年的3.8倍。而目前日本高校的校均规模都不足4000人。与公办高校相比，我国的民办高校、独立学院等主要是在启动大众化战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由于受政策制约以及产权制度建设滞后的影响，民办高校的发展仍显缓慢。到2007年我国2224所普通高校中只有613所是民办高校，比例仅为27.6％。与公办院校相比，我国民办高校的学生总规模和校均规模仍然偏小。2007年我国全部民办高校学生规模为342万，仅占全国总规模的14.2％；校均规模仅为5600人，不到公办高校的1/2。
预计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40％以上。高等教育规模的继续扩张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继续加大原有高校的招生规模或内涵式发展；二是新建高等教育机构或外延式发展。目前我国地方新建公立本科院校由于内涵式发展和外延式扩张齐头并进，而且扩张速度过快，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足，为此，应有计划地控制其扩张规模并以致力于提高质量为主。而对于民办院校而言，由于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高峰期即将过去，将发展重点转向更能适应市场变化的民办院校将是明智之举，这样既能缓解公办院校因规模扩张过快而产生的压力，为其提高质量赢得时间，同时又能缓解各级政府因教育投入不足而产生的压力，为民间投资高等教育腾出空间。况且我国目前民办高教的发展规模尚不算大，政府仍掌握着规模扩张与质量保障两手同时抓的主动权。我们应抓住这个先机，采取积极政策扶持民办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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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J].中国高教研究，2000（1），9-11.
[3]胡建华著.战后日本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17；164.
[4][美]克拉克.克尔著.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1-82.
[5]黄福涛主编.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56；359.
[6]崔昌淑.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负面影响及原因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4），35-39.
[7]天野郁夫.高等教育大众化：日本的经验与教训[J].陈武元译.高等教育研究，2006（10），17-25.
[8]朱永新等主编.当代日本高等教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46.
[9]（日）关正夫著.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动向[M].陈武元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