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论语》研究
清代及民国时期在《论语》研究史上是承前启后的阶段。一方面，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对古代《论语》研究予以总结的性质；另一方面，《论语》的研究又呈现出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新景象。清朝时期，特别是清朝的中前期，由于实学和考据学的兴起，重考证成为清代《论语》研究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论语》研究的成果。有关《论语》的辑佚之作大量涌现，校勘考异之作也纷纷面世。据统计，仅马国翰一人，有关《论语郑氏注》辑本的著述就有四十种六十六卷。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辨伪研究也相当活跃。如丁晏的《论语孔注证伪》、崔适的《论语足征记》、崔东壁的《论语余说》等就对孔安国的《古文论语注》和今本《论语》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在《论语》注释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大多以朱熹的《论语集注》为基础，但对待朱熹及其《论语集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以毛奇龄等为代表的学者反对朱熹及宋明理学，认为空谈误国，出版了与《论语集注》思想针锋相对的《论语稽求篇》等著作；以王肇晋为代表的学者支持朱熹及宋明理学，出版了《论语经正录》等辅翼补证之作。这一时期在《论语》注释研究上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刘宝楠。他抛弃门户之见，集前人及清代各派整理研究成果之大成，撰写了《论语正义》。该书训诂、考据、校勘、义理并重，网罗众家，将《论语》注释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6.新中国成立后的《论语》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的《论语》研究曾经处于停滞状态，《论语》的研究活动一直以港台为中心。这期间港台学者一共出版专著十六部，发表论文两百八十九篇，而大陆三十余年间出版专著仅三部，发表论文仅七篇。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大陆学者《论语》研究的成绩也蔚为壮观，共出版专著数十部，发表论文数百篇。这一时期的《论语》译注研究比较著名的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毛子水的《论语今注今译》、杨树达的《论语疏证》、钱穆的《论语新解》、李泽厚的《论语今读》、丁纪的《论语读诠》等。这一时期《论语》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与以往相比也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有的学者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论语》中的孔子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代表性著作是赵纪彬的《论语新探》。第二，学者们开展了《论语》海外文化传播的研究。例如，梁容若的《谈〈论语〉的海外流传》、《千七百年日本传习〈论语〉的综合研究》等论文即属此类。第三，强调《论语》的实践价值，探讨《论语》在新时代的意义。这一类的文章数量庞大，它们对发掘《论语》在新时期的文化价值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论语》与中国文化
《论语》中所阐发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观念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以这些观念为主要内容的伦理纲常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具有重要作用。所以，以《论语》为经典的儒家思想从汉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统。《论语》从其产生起，其中的许多思想即对中国的道家、道教，以及后来的佛教理论，对中国的文艺创作、美学鉴赏，甚至对中国古代医学等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论语》与道家
《论语》对道家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对庄子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以孔子的《论语》为中心所形成的儒家思想是庄子思想形成的思想背景，也可以说，庄子的思想是在《论语》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首先，《庄子》的许多思想是在对《论语》相关思想的批判中提出的。比如庄子批判了《论语》关于“仁”与“孝”的思想，形成了自己对于“仁”、“孝”的理解。庄子将“仁”理解为动物所共同具有的自然属性或本能，对人为的、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仁”的摆脱，就是对这种自然本性的返归和实现，所以认为“大仁不仁”、“至仁无亲”，这是对《论语》中体现人的社会属性的“仁”的批判和改造。再如对于“孝”，《论语》主张孝的主要表现是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父母要有尊敬的态度和情感，临丧以哀。但庄子认为人的死亡只是返归于自然，只是一种形态的变化，所以主张临丧不哀、居丧无礼，临丧哀戚反而是不懂得性命之情。所以儒家的“孝”是“为仁之本”，但在庄子看来，却是对“至仁”的违背。与此相关，庄子还批判了《论语》以仁义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主张，并针对于此阐发了道家自然主义的无为政治等看法。
其次，《庄子》直接利用了《论语》中的许多思想资料，这主要表现为《庄子》直接利用《论语》中记述的故事、人物、思想、命题等作为阐发自己思想的资料。比如在《大宗师》“子舆与子桑友”故事中，庄子把疾病和贫困看作是命，是对《雍也》中“伯牛有疾”章的援用和阐发；《知北游》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是对《阳货》中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说法的援用和阐发；《让王》篇中“孔子穷于陈蔡之间”的故事，是对《卫灵公》中“在陈绝粮”故事的援用和展开；《人间世》中“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而歌的故事是对《微子》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故事的援用和改造。（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7—360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此外，《庄子》中的许多思想都是通过被歪曲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而表述的，这说明孔子及其弟子在当时的影响甚大甚广，庄子在借助于孔子及其弟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由上也可说，孔子及其《论语》中的思想是《庄子》产生的直接原因。
（二）《论语》与道教
由于道教产生于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汉代，所以一开始就受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影响，再加之道教刚刚建立，十分原始幼稚，为了完成其创建任务，道教也必须吸取儒学的内容以充实自己。而《论语》中所阐扬的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学说就成为道教理论吸收的主要内容。
道教的第一部经典《太平经》对儒家伦理学说的吸收是非常明显的。《论语》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上下之序，《太平经》也认为封建社会的尊卑贵贱秩序是合乎天道的，强调人们应当遵循儒家伦常关系。甚至宣称《太平经》就是推行儒家伦理的书，如其中说：“凡民受读之，共强行之，……令人父慈、母爱、子孝、妻顺、兄良、弟恭，邻里悉思乐为善，无复阴贼好窃相灾害。”而父慈、子孝、兄良、弟恭等思想为《论语》所明确提倡。《太平经》还吸收了《论语》中的忠孝思想，强调为臣要忠、为子要孝、为弟子要顺，说：子不孝，臣不忠，弟子不顺，“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同时，《太平经》还吸收了《论语》所提出的仁爱之道，认为天道有好生之德，地道有好养之德，人则有好仁之心：“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于天地，故称仁也。”由此可见《论语》对《太平经》的影响。
《太平经》之后，一些道教徒在为《老子》作注时，继续引进《论语》的思想，如《老子想尔注》把道家的“道”依附于《论语》所确立和提倡的忠、孝、仁、义等道德规范，认为实行了道也就实行了忠、孝、仁、义；反之，道不行，社会就会出现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等现象。其书中说：“道用时，臣忠子孝，国则易治。”“道用时，家家慈孝，皆同相类，慈孝不别。今道不用，人不慈孝，六亲不合。”又说：“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佐，务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东晋道士葛洪也将忠孝和顺仁信等内容引入其《抱朴子》之中，认为这些伦理道德是得道成仙的根本，“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些话明显渗透了《论语》的思想。
道教还吸收了忠、孝、仁、义等《论语》的主要思想，制定道教戒律，以约束道士的言行，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即言：“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又言：“其能壮事守善，能如要言，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玄都律文》言：“人不念作善，但行恶，事父母不孝，事师主不义，事君不忠。为善者，天自佑之；为恶者，天必殃之。”《罪根上品大戒经》几乎把《论语》中的重要概念都引入了戒条，“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臣言则忠于君，与人子言则孝于亲，与人友言则信于交，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实。”如此等等。
正是道教的教理和戒律吸取了《论语》中的这些重要伦理纲常，从而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教理系统，又因其吸取的这些伦理道德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相一致，所以道教也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支持，至宋代时道教已经成为与儒、释并列的三教之一了。
（三）《论语》与佛教
《论语》对佛教的影响也主要表现为以《论语》为经典的儒家核心思想，如仁、孝、礼、亲、义等对佛教的影响。佛教作为一种追求解脱的外来宗教，其宗教理论和修持方法都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许多相违之处，如佛教倡导的众生平等、出家成佛就与儒家《论语》中倡导的君臣父子夫妇纲常名教相违，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初，儒家就对佛教持反对排斥的态度。据牟子《理惑论》记述，在佛教初传之时，一些儒家学者就以孔子思想为依据对佛教理论提出了批评，如有的儒者对佛教的削发、不婚娶提出批评，认为这是违反孝道的，是不惠不仁悖理悖德。又有儒者引用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批评佛教言鬼神之事、生死之务不符合圣人之语。如此等等。这也从反面提示佛教要想在中土立足发展，就必须吸收儒家思想，与之相协调一致。为此，佛教不仅在佛经的翻译上力图与儒家思想相一致，而且在思想上也力求与儒家相比附。
在早期的佛经翻译中，译经者借用了许多儒家《论语》中的观念，如把“释迦牟尼”译为“能仁”，就迎合了儒家的圣人观。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中也夹杂了“以礼从仁”之类的儒家语言。又如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就将原文中与《论语》所提倡的孝道不一致的内容删去不译，并另外加进了子女应奉养父母的教训，又把原文中夫妻、主仆平等的关系译为丈夫高于妻子、奴婢侍奉主人等。当时许多佛教徒也都极力把佛教教义作出与孔子儒家思想完全相合的解释。三国时的康僧会极力援儒入佛，调和儒佛，主张儒佛一家，他说：“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高僧传·康僧会传》）又以孔子的“仁”附会佛教的“仁道”，在他编译的《六度集经》中就大量吸收了仁义孝亲的伦理观和仁义德治的社会政治思想，认为治国理民当以仁道。除此之外，经中还大力提倡孝敬父母，歌颂至孝之行，并且说“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把“仁道”视为佛追求的最高境界。僧人康僧铠则把“臣欺其君，子欺其父，兄弟夫妇，中外知识，更相欺诳”、“不孝不亲，轻慢师长，朋友无信”、“无义无礼”、“不仁不孝”等违背儒家伦理的行为、思想列为佛教的“五戒”内容。又如支谦则把仁义礼智信等《论语》中的这些重要内容都融入到佛教的教义中。由于儒家的伦理纲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因此，佛教对它的融合吸收在隋唐以后日益加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中国人编的强调忠君孝亲等中国封建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如在唐代出现了《父母恩重经》等专门讲孝道的佛经，还出现了不少以孝而闻名的“孝僧”。宋代禅师契嵩在其所著的《辅教编》中强调：“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天台宗人孤山智圆则吸取了《论语》中的中庸之道，他虽是佛教徒，却自号“中庸子”，认为孔子所说的“中庸”即佛教所谓的“中道”，因而提出要合乎“中庸”之道就不能“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而应“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正是佛教对《论语》中一些核心观念的吸取，才使得佛教在中土渐渐发展壮大起来，最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