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宗宝本
宗宝本几乎是明代以后唯一的流行本，从内容上看，也属于契嵩改编本这个系统，全本一卷十品，共计约两万多字。约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为元代光孝寺僧人宗宝所编，宗宝将三种《坛经》版本合校，修订成一个新的版本，题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宗宝在跋文中写道：“明教嵩公常赞道：‘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诚哉言也。余初入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声明了他对《坛经》错讹之处进行改正，简略之处进行了增补，还明确提到附加了惠能与弟子的问答。根据校对可以看出，宗宝对《坛经》的改动主要在：首先，将古本中四个字的章节名称改为两个字；其次，将古本第一章分为了两章，将第九章、第十章合并为一章，在有些章节内，也有部分移动、分割的现象。还有就是对正文有所增加和删减。这些改动引起了一些当然的反对和批评，更由于它是明以后最流行的版本，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故而引来的抨击更加剧烈。清朝初年，王起隆根据万历初年所刻曹溪原本，激烈地批评宗宝改编《坛经》是犯了增益谤、减损谤、戏论谤、相违谤的“四谤罪”，指出这种对佛典的篡改是一种胆大妄为、目中无人的大罪行，他说：“窃谓宗宝之自专自用，大舛大错，当以佛法四谤定之。佛祖建立一切法，后人增一字谓增益谤，减一字为损减谤，紊一字为戏论谤，背一字为相违谤。四谤不除，则百非俱起，退众生心，堕无间罪业，不通忏悔矣。宗宝之于坛经，按之四谤，实无不有。数其大端：更窜标目，割裂之义，颠倒段落，删改字句。其胆甚狂，其目甚眯……”（王起隆：《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转引自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我们认为，由于宗宝所改编的本子具有品目齐整、语言流畅、通俗易懂、文学味浓、可读性强等优点，以致后来流行天下，这对《坛经》思想的深入人心和社会推广都起到了莫大的功效，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普遍认可的《坛经》版本，本着尊重历史发展的态度，我们认为宗宝本的学术价值是巨大的。
比较这几个不同的《坛经》版本，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顺序的推近，《坛经》的字数在不断增加，从唐代法海本的一万二千字左右到北宋契嵩本及元代宗宝本的二万字以上，时间越晚，字数越多，这说明了《坛经》在其发展流布中，被惠能门人和惠能后学不断添加增改，最终形成了现在的面貌。这一点在惠昕和宗宝的序言中都有所交代。其实早在惠能去世后不久，就有篡改《坛经》的现象出现，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八《南阳慧忠国师语》记载惠能的弟子慧忠所言：“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可见，在惠能去世的几十年后，已经有对《坛经》的修改了。当然，也有学者考证这一记载的真实性：《景德传灯录》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1004年至1008年，距惠能、慧忠已经有两三百年了，其所记载的语录，已经很难考察其真实性了，且在有关慧忠其他的史料记载中又不见相同的描述，如早于《景德传灯录》20年的《宋高僧传·唐均州武当山慧忠传》、后于《景德传灯录》250年的《五灯会元·南阳慧忠国师传》都没有记载。（李申合校、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简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页）总而言之，历代的篡改这一史实是确凿无疑的。但是，惠能门人及惠能后学出于推动禅宗发展、提升禅宗南宗地位的需要，对《坛经》进行的增改，在今天看来都是合乎情理的，是历史的必然。它们已经成为禅宗禅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和研究。
另外，关于《坛经》的注疏，历来很多。比较重要的有契嵩的《法宝坛经赞》、天柱的《注法宝坛经海水一滴》五卷、袁宏道的《法宝坛经节录》、李贽的《六祖法宝坛经解》、恒璇的《法宝坛经要解》、益淳的《法宝坛经肯窾》五卷、青峦的《法宝坛经讲义》一卷、丁福保的《六祖法宝坛经笺注》一册、无著道忠的《六祖坛经生苔帚》三卷等。（参见《佛光大辞典》，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第1289—1290页）近年来流行的是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郭朋的《坛经校释》。
（二）《坛经》历代研究概述
1934年，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合著的《敦煌出土六祖坛经》，由日本森江书店出版，以敦煌本为底本，把全书分为57节，分别加以标题并撰文解说，该本被学术界认为是较好的版本，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敦煌本》坛经的研究大抵依据这个抄本。
1942年，日本佛教学者宇井伯寿在其出版的《第二禅宗史研究》中发表《坛经考》，以兴圣寺本为底本进行校勘。
1963年，美国圣约翰大学出版陈荣捷《坛经——禅宗的基本经典》。
1967年，日本著名学者柳田圣山出版《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对《坛经》的研究颇有建树。
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六祖坛经》。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运用西方科学方法对《坛经》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坛经》中的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以此判定《坛经》的作者不是惠能，而是他的弟子神会。认为《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至少其重要的部分是神会所作，胡适认为：“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胡适：《菏泽大师神会传》，载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六祖坛经研究论集》，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第74页）他认为神会的影响才是最深远的，始终是最伟大、最永久的，“他的势力在这一千二百年中，始终没有隐没，因为后世所奉为禅宗唯一的六祖坛经，便是神会的杰作，坛经存在一日，便是神会的思想劳力存在一日。”（同上书，第65页）胡适的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坛经考之一》、《坛经考之二》、《神会与六祖坛经》等主要论文中。
像《坛经》这样一本重要典籍，当有人提出它的作者不是传统说法的惠能时，当然会引起轩然大波，1969年《坛经》的作者问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被称为“一代学术公案”！1969年著名学者钱穆应邀至台湾善导寺讲学，题为《六祖坛经大义——惠能真修真悟的故事》，充分评价了惠能对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贡献。演讲发表后，侨居日本的杨飞鸿依据胡适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引发了有关《坛经作者》、《坛经》原型以及后来的增删、《坛经》的版本之间的异同等问题的大争论。印顺法师的《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澹思的《惠能与坛经》、罗香林的《坛经之笔受者问题》等论文都是这场讨论中的重要成果。（参见王月清注评：《六祖坛经》，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页）张曼涛先生编辑了《现代佛教学术丛刊》（100册），在第一册中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讨论《坛经》的重要论文汇编成《六祖坛经研究论集》。
1978年，日本大修馆书店出版《惠能研究》，利用《曹溪大师别传》、王维《六祖禅师碑铭》、《神会语录》等近二十种资料，对惠能传记做了比较研究。通过发表的五种版本《坛经》，综合介绍了关于《坛经》研究的各家观点。
1981年，郭朋《坛经对勘》由齐鲁书社出版，所用为铃木大拙整理的斯坦因本。1984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坛经校释》。
1993年，杨曾文将国内20世纪80年代重新发现的敦博本《坛经》整理成《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意义重大，所用版本为敦博本和斯坦因本。
1994年，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由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所用版本为斯坦因本、敦博本、北图冈48号（即北本）、旅博本。
1995年，日本学者伊敦吹发表长篇论文《敦煌本〈坛经〉的形成》，提出原《坛经》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四次增广的观点。
1997年1月，澳门召开“慧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语言学、修辞学、佛典文本学等角度对《坛经》研究作出尝试。
1997年2月，邓文宽《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由台湾如闻出版社出版，所用版本为斯坦因本、敦博本、北图冈48号、旅博本。
1997年4月，李申《六祖坛经》由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199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周绍良先生编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所用版本为斯坦因本、敦博本、北图冈48号、旅博本、北敦8958号等全部五种敦煌本《坛经》。
2002年12月，王月清注评《六祖坛经》，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三《坛经》与中国文化
“《坛经》不仅关系到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转换期的重要关键，同时也是佛教对现代思想界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活水源头，它代表了中国佛教一种特殊的本质所在，也表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民族性中一份奇特的生命智慧。”张曼涛先生在他所主编的百集《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一册《六祖坛经研究论集之本集编辑旨意》中如是说。我们认为，作为禅宗宗经宝典的《坛经》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化都起到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拟就《坛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中国文化艺术的关系以及对现代人生和社会的指导意义来进一步分析《坛经》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以及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一）《坛经》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坛经》思想作为南宗禅的主要理论基础，体现在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上，首先是引发了“六祖革命”。被称之为革命，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变革之巨大。由六祖革命而产生的禅宗经过发展和壮大，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成为中国传播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派。隋唐之后，禅宗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禅宗也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宗派，“可以这么说，中国佛教发展到惠能南宗的建立，佛教的中国化已经衍变为中国化的佛教”（赖永海：《禅宗何以能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载《中国佛教与哲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这是从《坛经》思想对中国佛教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及其所产生的丰厚成就来看的。
其次，《坛经》的思想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内在理路及架构也影响重大，赖永海先生认为主要有五点，即把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把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把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把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把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即世间求解脱。《坛经》中“自心是佛，外无一物而能建立”所宣扬的“即心即佛”之重要思想，其实质是将印度佛教的真如、佛性、法性、如来等原本具有抽象本体性质的真心转变为众生当下鲜活的现实人心，建立了一个以当前现实人心为基础的心性本体论体系。《坛经》中弘忍与惠能关于把橹摇船、师度自度的对话，宣扬的“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的观念，正是表达了“自性自度”的独到思想。《坛经》顿渐品第八中惠能认为北宗“住心观静是病非禅。常坐拘身，于理何益”的论断以及“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的偈颂都强调了顿悟修道的不二法门，实现了传统佛教由修禅静坐向注重心悟的转变。还有《坛经》中当尼姑无尽藏对六祖惠能不识文字表示质疑时，惠能所回答的“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表明了禅宗重在心悟、不徒劳寻觅、不在言语纸墨上讨意度的重要宗旨。《坛经》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又形象地说明了禅宗注重即世间求解脱的根本旨趣。
最后要强调的是《坛经》中即世间求解脱的主张引发了传统佛教的人间化、生活化，并将世间法和佛法相结合、相统一。近代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提出正是遥接这一主导思想顺势而起的。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作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太虚：《怎样建设人间佛教》，载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印行《太虚大师全书》，第47册，第431页）。其实质上包含“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两个方面。对于人生佛教，太虚大师说：“佛教的本质，是平实切近而适合现实人生的。”人生佛教是指向合理的人生、道德的人生，使人生获得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太虚大师认为佛法是人生的佛法，佛法是为了“发达人生”的，一种究竟的人生观。学佛先学做人，成佛仍在做人，所谓“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人间佛教主张做人即是作佛，世间法皆是佛法，这是与《坛经》思想相契合的，也是《坛经》思想对中国佛教之影响在近代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