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作为来自企业界的惟一代表，他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开始和全国的企业家成为了朋友。11月，他赴港参加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作为大陆首次派往这个国际盛会的代表，刘永好又开始和来自全球的企业家们交起了朋友。
身份的变化，使刘永好的人生舞台一下子扩大了不知多少倍。这对于一向擅长外交的刘永好来说，真的是如鱼得水。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他的身边便汇集了大量的人脉资源，而这个条件却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够幸运地遇到的，刘永好深知这一点。
“作为工商联副主席和政协委员，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和专家，通过沟通和交流，我的视野更加开阔了。这就像是爬山，过一段时间爬上一座更高的山，就能够看得更远一些。现在我已经不是工商联的副主席了，因为按照规定，我只能担任两届。不过，我现在还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仍然有很多机会和国家经济界的专家人士讨论求教。对于国家宏观经济的状况研究多了，想问题才能更加深刻。”
“事事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无论是在企业界、学术界还是政界，与其说刘永好交了很多朋友，不如说刘永好认识了许多老师。一向谦虚谨慎的他将众多智囊纳入他的“知识库”，随时需要，信手拈来。所以，不是一个刘永好在治理企业，而是中国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专家在帮助他治理企业。
近20年的路，刘永好带着“希望”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格外坚实，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大踏步地实现着产业转型。据说他的新希望目前已初步形成“七八千人搞饲料，年利润两个亿；七八十人搞房地产，年利润两个亿；七八个人搞金融，年回报至少两个亿”的企业格局。
刘永好为这样的产业结构设计了一个飞机的形象：新希望的总部是这架飞机的头，确定方向和实施决策；饲料业是这架飞机的身子，处于主要产业的位置，金融是飞机的左翼，房地产是飞机的右翼，而正在初步踏入的高科技等领域是尾翼。他说，原来我们主营饲料业，有人戏称是“往鸡屁股里投钱”，现在希望集团将插上金翅膀，将房地产看成主要的一翼，将金融业当成另一翼，再加上向国际发展的尾翼，这样就有腾飞的希望。
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而不去运用，这是无形的浪费。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所欲为，那又成了冒险。审时度势，正确地运用手中的资源，这才是最英明的人应该做的事。对于刘永好来说，左手握着政治资源，右手捏着企业资源，不该做的事情，他一件都不做，该做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做下去，这才是中国企业界最缺乏的“大智慧”。
亿万富翁继续发财的动力
以刘永好为总裁的希望集团，是中国500家最大规模的私营企业第一名，位居中国饲料工业百强第一。该集团实现主营业务和其他收入达到60亿元人民币。刘永好在中国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曾经作了“私营企业有希望”的大会发言，提出了“国有加民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思路，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运作，集团收购、兼并了多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按照新机制运作后，显示了较强的生机与活力。
刘永好作为富裕起来的民营企业家，致富不忘国家，致富不忘人民。他联合另外9位民营经济人士，发出实施“光彩事业”的倡议，这一倡议的主旨是响应政府提出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此他自己和一批民营企业家到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开发当地资源，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响亮地提出了“用7年时间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这一年的4月21日，一个春风和煦的晚上。刘永好出席了一个关于扶贫工作的特别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四川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可以通过我们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对，这是个好主意！”与会的9位民营企业家一拍即合，联名向全国的民营企业家发出了倡议：让我们投身于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
光彩事业，这个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家参与，在中国乃至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的活动，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倡议发出不到一个月，刘永好便前往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考察。1994年的凉山州，还有210万贫困人口，是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刘永好看到，当地老百姓以农牧业为生，由于采取放养的手段，以及品种的落后，这儿养猪的周期竟长达一年半。他决定把第一个“光彩项目”落实在凉山。当年11月15日破土动工，仅用了63天，1995年1月18日，由希望集团投资数万元、年产10万吨饲料、被誉为“中国光彩事业一号工程”的西昌希望饲料公司，便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和彝族同胞的热切期盼中宣告建成投产。
到2000年，西昌希望饲料公司共培育出500户科技养殖示范户，由他们带动了凉山州贫困人口中的2万人掌握了科学养殖方法，其中的1.5万人通过发展养殖业摆脱了贫困。而西昌希望饲料公司在6年时间里也创造了3亿多元的收入，自身得到了很大发展。
就这样，希望集团以相同的方式，先后投资3.7亿多元人民币，在新疆、甘肃、宁夏、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云南、江西、海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建造了20家光彩事业扶贫饲料厂，向农户提供了上百万吨希望饲料，帮助近20万农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创造了20多亿元的良好收入。除去每年向农民让利3000多万元，企业还得到3000万元的利润。
希望集团的光彩事业是颇具特色的。他们奉行的是科学式扶贫、互惠式扶贫和产业化扶贫。所谓科学式扶贫，就是在把资金带入贫困地区的同时，还派出公司技术人员组成科普小分队，深入到农村，举办巡回讲课，放科普电影，散发宣传资料，普及科学养殖知识，并培养示范户，让他们起带头作用。互惠式扶贫，核心是让利于农民。希望集团奉行10∶1的经营理念，即让农民得到10分利，自己得到1分利。刘永好说：“中国之大，农民之多，1分利看起来小，但合起来就很大。互惠式扶贫繁荣了当地经济，我们也以义利兼顾的经营方式、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使企业获得发展，成为了‘中国饲料大王’。”
产业化扶贫，则是向农民提供优质的玉米种，然后回收作为饲料生产的原料，再把饲料让利销售给农民，并指导农民科学养殖，有的地方甚至还收购农民出栏的猪、禽进行肉食品加工，这样，就延长了产业链，形成了“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扶贫模式。
此外，希望集团在实施光彩事业项目中，还通过兼并、收购，盘活了25家亏损的国有企业，并直接吸纳3000名下岗工人和农村富余劳力进厂工作。
“光彩事业”实施以来，众多的民营企业家广泛参与，直接投资已超过40亿元人民币，项目达到2800多个。刘永好和他的企业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包括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投资兴建十多家扶贫工厂，为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说起首富，刘永好说，他并非在第一时间知道。对于这个响亮而诱人的称号，刘永好显得非常平静，他表示：“这只是账面的变化，在合法的前提下取得财富，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仅此而已。我一向对财富的起起落落泰然处之。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心态好，可以从容面对失败，面对困苦，面对别人的不理解和今天取得的成绩。我经常想，无论如何现在的生活好多了，所以今天我可以面对一切。即使有一天企业垮了，我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劳动者，可以把最普通的事做好。”
面对巨大的财富，刘永好有这样的心得：“当一个人拥有10万元时，他对于财富的渴求最为强烈，钱对他的重要性也达到了顶峰；当一个人的口袋里装着1000万元时，这时他的感觉就是‘要什么有什么’，这一阶段，人最容易丧失进取的动力，幸好他自己没有在这里驻足；当一个人的财富增加到10亿，他会感到口袋里只有1亿元，其他9亿似乎已经与他无关。”今天的刘永好，已经与兄弟们分享着80亿人民币的财富，仅存量资产就远不止10亿。他坦言，再多的钱，在他眼中也只是“符号”而已。“财富对于我个人已经失去了意义，现在积累财富就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刘永好解释着他如今的致富动力，“许多人在发财后就不思进取，忘记了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我不是那样的人。”
中国“头号新好男人”
我想在这里告诉我的丈夫刘永好，你不但是一个事业的成功者，还是一个成功的丈夫，你还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你实现了一个女人所有的梦想。你以你的智能和胸怀，足以带领新希望集团走向更高的顶峰。
“假如没有吃过苦，人生就不算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说，吃苦的历程绝不亚于读MBA和博士学位。”
有记者采访刘永好先生，询问他撷取中国内地第一富宝藏的密钥在哪里、他的成功给仍在最底层奋斗的芸芸众生什么启示。刘永好伸出两个指头：“就两个字，吃苦。我在20岁以前的经历，感受最深的就是吃苦教育，这是人生最大教育。有人说他读过MBA（即工商管理硕士），念过博士，但是，假如没有吃过苦，人生就不算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说，吃苦的历程绝不亚于读MBA和博士学位。这些苦难，给了我信念、力量，同时也赋予了我雄视天下克服困难和坎坷的毅力和勇气。”
刘永好的青少年时代，似乎一直在用生命和生活的沉重佐证这个命题。
他父亲是重庆巴县人，出身贫寒之家，因陪地主家的少爷读书，结果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重庆高等工业学校，是小有名气的学潮领军人物，也是当时重庆地下党年轻的党员，而母亲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战地女护士班的学员。
生活展现给刘永好的多是贫寒和苦难。母亲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病退后，一家7口人全靠父亲那一点儿可怜的工资维持生活，极为拮据。孩子中排行最小的刘永好并没有受到一点溺爱和娇宠，从懂事那天起就帮母亲做事补贴家用。
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天色未明，刘永好就早早地爬起床，将一只又大又深的背篓背在肩上，手持一根锋利的铁丝，在白杨树相拥的公路上匆匆走过，朝着地上的落叶一下下扎下去，一会儿便串成一根金色的叶串。刘永好每天早晨至少捡两三筐树叶后才赶到学校读书，傍晚放学回来又接着干。就这样早出晚归，他将全家人一年烧火做饭用的树叶全部拾够。
夏天，岷江激流浪浊裹挟着泥沙、石头、野草和树木滚滚而下，刘永好纵身狂澜之中打捞枯树、圆木，一点点堆积成小山，扛回家去晒干后劈成柴火，留够家用再挑到集市去卖。那一年夏天，他居然卖了3.5元。这是刘永好为母亲挣的第一笔生活费。当他把这笔钱塞到母亲手里时，母亲摸了摸他的头：“永好，这可是男人才做的事情啊，你毕竟是孩子。”“妈妈，我长大了，”刘永好回答，“应该帮妈妈做点儿事了。”
1966年深秋，15岁的刘永好跟着红卫兵北上京城“大串联”。临行前，母亲花了两角五分钱从旧货摊上为他买了一双已裂开口子的解放鞋，洗干净后在昏黄的灯下一针一线缝好。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第一双解放鞋。
令他难堪的仍旧是那双最心仪的解放鞋。在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前，红卫兵必须经过严格的队列训练。有一天操练时，后排的一位同学不小心踩在刘永好的脚后跟上，只听“吱啦”一声，鞋底和鞋帮彻底“分家”了，他一下子成了“赤脚大仙”。刘永好一屁股坐到地上，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泪水哗地涌了出来。他就这样光着脚走在初冬的十里长街上，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作为当年百万红卫兵的一员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
喜的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上遗落了不少被挤踩掉的鞋子，刘永好拣了两只破旧的解放鞋配成对。岂料才穿了几天，那鞋帮与鞋底又脱离了，他只好用麻线把它们扎起来。后来，他穿着这双破鞋，一步一步走回故里。
回望青春年代的吃苦经历，刘永好觉得商战中的艰难曲折胜似闲庭信步。
与童年的艰苦生活相比，刘永好的爱情可谓是浪漫、温馨。有人这么评价刘永好：“刘永好，你是一个事业的成功者、成功的丈夫、成功的父亲。你实现了一个女人所有的梦想。”
说起来刘永好与妻子李巍的相爱还有点儿一见钟情的浪漫。
李巍的父亲是位能源专家，为搞小水电常在巴山蜀水之间奔波。李巍出生不久，就被送到辽宁鞍山老家跟姑妈生活。
1971年，李巍16岁，回到了成都父母身边，遇到导师——阮淑生大夫。阮大夫是四川著名的针灸专家。李巍做了阮老师惟一的入室弟子，她毫无保留地将针灸绝学传授给李巍。一年后，李巍被分到眉山的四川拖拉机厂，因为有针灸技术进了医务室，后来又当上这数千人大厂的第一任团委书记。
1975年华西医科大学要招一批工农兵学员，给了工厂一个名额。竞争的人很多，可投票时李巍居然得了第一名，于是进了大学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