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进步的国际合作方面，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煤气照明技术的开发。虽然这项发明对于国民收入的贡献或许不太大，但是它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却很重要。以煤气灯照明的街道更安全，以煤气灯照明的住宅显得更有教养，以煤气灯照明的剧院使得娱乐表演更高雅，以煤气灯照明的工厂让夜间工作更便宜、更有效率。同古代相比，1780年以前的照明技术变化甚微。燃烧油菜籽或者类似油的灯发出冒烟的光；主要由动物油脂制成的蜡烛发出冒烟的、有恶臭的光；非油脂类蜡烛更高级一些，不过太贵了，无法广泛使用。
煤气照明技术是日耳曼人一英国人一法国人的一项联合工程。使用煤气作为发光源，是由比利时物理学家让·皮埃尔·明科勒斯（Jean Pierre Minkelers）和德国药剂师皮科尔（J.G.Pickel）于18世纪80年代末期最先提出来的。法国人艾姆·阿甘德（Aime Argand）早在18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发了阿甘德灯。1799年，法国人菲利普·黎本（Philip Li Ben）把阿甘德灯和源自木头的煤气结合起来，发明了所谓的热灯。在黎本灯中，煤气和空气分开导入，较重的副产品则收集在一个特别的容器内。苏格兰人威廉·默多克（William Murdock）工作于博尔顿与瓦特公司（BoultonWatt，购买了阿甘德在英国取得的专利）。
1798年，默多克用源自煤炭的煤气点燃了他的锻炉，很快，这种煤气证明比木头产生的煤气更高级。到1807年，曼彻斯特的棉织品工厂和伦敦的Pall Mall街都由煤气照明。英国人塞缪尔·克拉格（samuel clegg）向人们展示了，煤气如何能够从一个中央生产场所通过煤气总管分发到各个用户。1819年，克拉格的女婿约翰·马来（John Malam）开发了一套计量系统，可以监控每个用户所使用的煤气量。1815年和平恢复以后，这一思想迅速传遍了欧洲大陆。1826年，在名为威廉·兰帕迪欧（Wilhelm Lam—padius，名字起得真好）的德国化学家的努力下，柏林的各个街道都得到了照明。在煤气照明技术上还有进一步的革新活动，例如通过生石灰过滤煤气以去除氢化硫所造成的有毒气体，这些都有助于降低价格和改进质量。
在工业革命时期，矿业领域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煤炭对于经济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是由于发动机和冶金等使用煤炭，另一方面是由于日益增加的、’更加繁荣的人口需要为其住宅加热。可是，除了把水从矿井中抽出来而使用蒸汽机之外，在煤炭采掘业中一根本性的发明是安全灯，这是由汉弗莱·戴维于1815年发明的。较好的通风设施、地下运输中铁轨的引进，以及为提高安全而重新设计竖井都是采矿技术活动的中心任务。到1830年，蒸汽驱动的鼓风机投入使用，这进一步降低了爆炸的危险。可是，在矿井里使用动力机械时所涉及的技术难题还是未能解决。在这方面，产量的提高主要组成了沿供给曲线的移动，而不是供给曲线的向外移动。这在纺织业和金属业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矿业部门的产量之所以增加了，主要是由于该部门分配了更多的资源，而不是由于新技术使得现有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能够更便宜、更好地进行生产。
最后，在工业革命的全盛时期，有一项重大发明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可是提到与之相关的发明都极为罕见，这就是蒙哥尔费兄弟于1783年在法国所发明的气球。就新颖性和独创性而言，气球的确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自远古时起，古人就梦想在天空飞行——不过运气不好的尝试除外——而从来没有成功过。一般来说，人们尝试飞行往往模仿鸟类，为飞行者配备两个翅膀和一个尾巴，却对航空学原理缺乏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理解。约瑟夫·德·蒙哥尔菲（Joseph de Montgolfier）是第一个采取截然不同的方法的人，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蒙哥尔费意识到亨利·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于1766年所发现的氢气是一种比空气更轻的气体。他相信火所发出的是一种类似的气体，并认为，如果把这种气体捕获在一个密封的容器内，容器就比空气轻，因而会上升。这个推理并非全然正确。让蒙哥尔费的气球上升的不是比空气更轻的气体，而是空气本身。空气经加热、膨胀后自重就会减轻。成功立现。在上述想法浮现之后的半年时间里，著名的表演就在阿农内的上空举行了。1783年11月21日，有史以来两个人首次升空，在空中穿行并活着回来讲述这件事情。当然，乘气球飞行除了具有少量的军事应用外，只有有限的经济影响。但是，操纵气球这项发明的意义甚为深远，这可能是完全不用怀疑的。就使人们习惯于技术进步的观念、向人们提醒人类为控制自然的力量以及做前所未做的事情而具有的独创性和创造力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发明更强大有力的了。
英国制造部门技术的发展使得产量提高的倍数迄今无法想象。在1780~1850年间，棉织品价格下降了85％。正如基本经济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在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体中，现有物品上的技术进步通常通过更低的价格传递到消费者身上。在这个过程中，需求这个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因为消费者对于较低价格的反应是购买得更多，或者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向下移动了。技术进步既创造了全新的产品，还使得原有产品的品质更高。这样一来，供给曲线的移动要么满足了既有的需求，要么创造了以前未曾明确感觉到的新需求。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试图通过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中的外部变化来解释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是丝毫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这些技术突破没有早一些发生呢？尽管促使工业革命如此具有代表性的革新并不取决于新的科学知识，但事实仍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工程师们在冶金、动力技术和纺织技术等方面所解决的技术难题是困难的。在由最有才能的欧洲人所处置的工具、材料和资源等给定的情况下，处理许多挑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是毫不令人惊讶的。霍布斯班（Hobsbawm）断言，在工业革命时期，未能提早150年发展出来的新技术没有丝毫内在的东西。有些人赞同霍布斯班的观点，这些人其实把科学知识同技术能力混为一谈。虽然这些难题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可能看似容易，但是它们常常困难无比。即使当所有难题都需要把先前已知的各项技术诀窍整合成为一个实际起作用的新的小玩意儿，发明者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常常相当可观。技术进步的“发明”和“发展”这两个阶段仍然不是截然分开的。近些年，存在着一种贬低经济史中关键人物的作用的倾向，存在着一种根据无情的社会力量描述工业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倾向。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头脑简单的英雄式的早期发明故事所做出的反应。在早期的发明故事中，人们把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归之于少数才华横溢的英雄人物。可是，人们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经济的变化无疑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方面力量的结果。但是，恰恰是具有创造才能、注重实践、富有机械思想的人们提出了改变这个世界的思想。光有思想本身还是不够的，例如我们就发现了一长串失败的发明者。心灵手巧和坚定不移也同等重要。自耕农发明家塞缪尔·克朗普敦（Samuel Crompton）曾经写道，他花费了“至少四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问，在我的其他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每一点时间、每一点心智以及每一点开支都奉献给了这个目标”（援引自Baines，1835，p.199）。瓦特最初是在1765年思考分离式冷凝器的，第一台商用机只是在1776年才成功地开始运转。为了发明自动骡机，罗伯茨付出了全心全意的研究努力（在1824年纺纱工人大罢工的刺激下），这项发明花费了12000英镑以及六年的埋头苦干才得以完成。除了其他东西，创造发明还要求人们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例如瓦特、斯密顿、特莱维希克和罗伯茨，要求人们具有非同寻常的精力、胆略和运气，例如阿克赖特和博尔顿。他们的才能的确不完全是后天的，还需要有良好的动机和正确的态度。必定会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某些社会中，才干是在那些最终改变了整个生产l生经济的技术难题上焕发出来，而在其他社会中，这种才干要么被压抑，要么被指向了别处。
当然，工业革命的故事远非少数主要发明者的故事。前面提到的名字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对新技术作出了贡献的人的名字。在这些“超级明星”背后，隐藏了成千上万名工程师、技师、企业家、领班以及有天分的业余爱好者，他们对技术进步作出的贡献只不过不那么引人注目罢了。经由对早先的技术加以改造、修改、改进、排错和扩展，他们对于这场被称为工业革命的大合作，以及在不知不觉中成就的联合工程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我们不应该忘记，还有无数的无名氏“修补匠”和发明者，他们要么做出的东西没有发挥作用，要么被较早一些或者运气更好一些的竞争者捷足先登。
§§§第6章19世纪后期：1830~1914年
人们普遍相信，在19世纪中期以前，技术进步或多或少是独立于科学进步的，而自此以后，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作用变得越来越紧密。我们从前文中看到，这种观点只是部分地正确。在1850年以前，科学，尤其是科学家，并非同技术变革全然无关。在1600~1850年间，技术在科学方面学到了一些东西，从科学家那里学到的更多。可是，没有多少情况让我们能够推断，某个具体发明决定性地依赖于对其中所涉及的化学或物理学过程在科学理解上的突破，更不用说复杂的生物学过程了。在1850年以后，作为技术的女仆，科学变得益发重要了。数量渐增的技术，从水力到化学制品，要么依赖于科学进步，要么得到科学进步的启发。不过，完全得自经验的技术突破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即使其相对重要性已经降低了。我将在第7章回到这些议题。
在1850年之后的岁月里，技术变革在另一个方面开始不同于以前时期。当然，规模经济并不是新生事物。亚当·斯密强调得自劳动分工的财富收益，而且最不经意的观察者也知道，许多类型的机器在较小规模和投人次数下是不可能廉价地制造出来的。而且，就市场营销、借款活动、工人监督以及新信息的吸收而言，大公司较小公司花费的成本更少。在家庭手工业中，企业规模受到家庭人数的制约，家庭手工业发现越来越难以像工厂那样迅速地采用新型技术，工厂系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大规模生产模式的演进比较缓慢，直到1870年仍然相当罕见。可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这些效果变得越发明确无误了。边干边学、沉淀在工厂和设备中的大量固定成本、在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积极的溢出效应（外部性）、技术网络，以及纯技术因素——例如在铁路、在冶金业和化学工业、在采用了可互换零件和连续加工流程的大规模生产中所固有的规模经济，所有这一切汇集在一起彼此相互作用，在产业层面以及在企业层面以日益增长的态势降低平均成本。
对于这种观察事实，中肯的解释是，在规模经济的利润日增的情况下，技术史的发展变得截然不同。简言之，渐增利润和规模经济意味着较大型的企业更有效率、能够更便宜地生产。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了解，渐增利润同均衡经济是不相适应的，它更加适合技术变革的经济。换句话说，在对技术的研发、传播和采用等的观察模式进行阐释时，经济分析的标准工具变得不合时宜了。布赖恩·亚瑟（Brian Arthur，1989）已经表明，在利润渐增的情况下，在彼此竞争的技术之间的理性选择不再能够保证选择最有效的技术。技术变革变成了一个无序混乱的进程，用现代生物进化概念进行描述就较经济学的静态工具为佳。正如保罗·大卫（Paul David）指出的，在这样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里，技术发展的进程必然唤起人们对历史进行研究（David，1975，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