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技术进步的这种解释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显得微不足道，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显得虚伪荒谬。所谓“技术变革主要依靠自己的过去”的观点被称为路径依赖（avid，1988）。对于这种自相关性，人们可以提出多种多样的机制。其中之一应该归之于大卫（David，1957）：技术变革倾向于是“局域的”，即，学习主要围绕着在用技术进行，因而较先进的经济体从先进技术学到得更多，并且一直处于进步的前列。因此，在过去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也将领先其他社会一步。关于为什么技术进步取决于过去的进步，另一个理论解释是它在相关的和补充性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平衡和“瓶颈”，进而激励了对革新的进一步探索。这种观点同兰德斯（Landes，1969）有关，罗森伯格（Rosenberg，1976）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和阐述。罗森伯格指出，这些补充在获得更大的进步时起着“聚焦”装置的作用。这些理论貌似有理，但是仍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帕克（Parkex，1984，p.38）强调了其中一个问题，他认为，仅当资源的配置固定不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机制才起作用。否则，只要把劳动力和资本重新配置到技术没有得到改进的工业，任何一种瓶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另一个困难在于，它假定，新技术的供给是弹性的，足以探索出技术解决办法以便真正获得理想结果。除非确实存在某种真实物体，可以通过透镜观察到，否则任何一种聚焦装置都将毫无用处。
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关于技术变革的路径依赖理论，其重要性在于，有些路径导致越来越多的进步，有些路径则会走向死胡同。由于不可能提前预知哪些路径通向何处，事后看来呈现为技术创造力的可能是过去侥幸选择的结果，而技术退步也可能纯粹是把赌注压在一匹跑得较慢的马上的代价。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某种技术最初看来较优，最终却导致停滞不前。有一个例子同爱尔兰有关：爱尔兰选择土豆作为主要作物。种植土豆同种植谷物相比，前者每亩产出的卡路里超过后者的三倍，因此选择土豆看来可以使生产力获得显著的提高。然而，自18世纪以来，谷物产量的增长比土豆产量的增长要大得多，所以，专门种植土豆的地区看来会停滞不前了。第二个例子是骆驼鞍的发明，大约发生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1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其直接结果是，在中东和北非大部，骆驼逐渐取代带轮的交通工具（Bul—l1975；Hill，1984b）。在这些经济体中，虽然轮子的原理用于工业目的而非交通工具，轮子在该词汇的一般意义上消失了。与使用骆驼的交通技术相比，局域性的干中学在带轮的交通工具上所起的作用显然不那么让人印象深刻。由于不用修建道路，用骆驼作为交通工具节约了资源，却不会产生铁路。
无论如何，这些后果都没有对技术进步提供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解释，易于让人误以为任何东西都不会导致真正的技术进步。成功的革新逐渐消失，一度落后的社会（例如1850年以后的德国）出现突然“迎头赶上”的现象，这样的例子表明这些模型是不完备的。为什么位于德国南部和英国的采矿区所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位于瑞典、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以及西班牙北部的采矿区大得多呢？为什么在航海方面荷兰人比爱尔兰人擅长得多呢？为什么葡萄牙在1870年后未能获得类似于荷兰的技术溢出效应呢？用林恩·怀特（Lynn White）的隐喻说法，像这样的以自然为基础的效应可以为一个经济体打开大门，却不能强迫这个经济体穿越这些大门。换个角度来看，如果由于以前的技术选择使得一扇大门看起来是关闭的，那么总是有可能打破并穿过这扇大门，从而选择一个不同的技术。自然和历史都不能把一个社会永远禁闭在一个没有出路的技术里。
技术变革的这种路径依赖特性——技术变革的进程主要由其过去得到解释——可以加以推广，不过在应用这些模型时必须小心谨慎。同过去的这种依存联系必须是明确的，而不是虚构的。擅长钟表制造和仪器制造的地区可能在技术革新方面拥有相当大的优势，因为钟表和仪器制造者必须是能力出众的工匠，对材料和结构具备相当可观的知识。因而看到众多工程师和发明者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被训练成钟表制造和仪器制造者，这是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的。有时候，少数杰出的重要人物创建了“学派”，这些学派能够自我维持，并最终接二连三地涌现出众多的工程师和发明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机床工业和19世纪的德国化学工业就是如此，其成功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传统。可是也有许多传统要么销声匿迹，要么死路一条。因此很显然，技术光由其本身的过去是不足以解释的。
劳动力成本
有一个相关的假设断言，高工资和劳动力的匮乏刺激了技术创造力。这个假设被命名为哈巴库克命题，以纪念哈巴库克（H.J.Habakkuk，1962）。哈巴库克坚持认为，在19世纪的美国，高工资刺激了技术进步，特别是带来了基于可互换部件的美国制造业系统。该著作的许多内容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是少数讨论高劳动力成本同技术进步的关系的评论是恰当的。高工资为鼓励技术创造力所必需的观点基于下述错误的理解：技术进步首先是在大致等价的可选技术之间进行抉择的一个过程，这些选择取决于价格因素。必须作出这些抉择的情形无疑发生过，但是这些情形并没有道出其本质。依照哈巴库克命题，高工资将刺激那些节约劳动力的发明。可是，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技术进步在过去主要是节约劳动力的（yonFunzelmann，1981，p一58）。麦克劳德（MacI.eod，1988，pp.158—181）分析了18世纪英国专利权人的动机，他指出，绝大多数的专利权人声称，他们的革新旨在节约资本或者改进产品质量，只有3．7％的专利权人表示革新目的是“节约劳动力”。固然，节省劳动力的愿望在18世纪有所增强，但是在这方面，其所指常常不同于哈巴库克所设想的过程。相反，发明者希望把劳动力替换掉，以减少工会的谈判能力，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工人不值得信任。
此外，有偏向的技术变革是一个相对概念。节约劳动力的发明意味着在该发明应用后资本一劳动力比率上升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一单位产量所必需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绝对量都下降了，只是劳动力数量下降得更多。生产者，不论是独立的工匠，还是大规模生产的制造商，都力图尽可能减少成本，无论是减少劳动力还是任何其他投入。不论劳动力便宜与否，劳动力成本仍是成本。降低劳动力要求的技术变革，即使是在低工资的经济体，都将增加利润，因而得到了采用。此外，如果发明能够使得所生产的产品更易于维修和使用、外观更佳、更经久耐用，能够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量；能够减少燃料、原材料、水的消耗，降低工具和设备的损耗，那么这些发明的吸引力无论对高工资经济体还是对低工资经济体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在实际工资稳定的时期，是在缓慢下降的时期，还是在提高的时期，节约劳动力的发明似乎都是经常产生的。
自然，在有些情形下，有迹象表明，较高的死亡率或者罢工所引发的高工资或者劳动力的匮乏，刺激了人们寻求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根据这种观点，反过来也可以说，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减缓了机械化的步伐（samuel，1977，p.47）。当机械化要求大规模地采购那些体现新技术的贵重资本品时，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很有可能是一个考虑事项，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但是这样的情形在1870年是罕见的，这种现象的一些公认实例在严密审视时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煤气生产厂，技术变革缓慢的原因被归于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当该行业的工资在18世纪80年代上升时，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据说得到了快速引进。近期有一篇论文（Matthews，1987）令人信服地反驳了这种理论，该文指出，在煤气生产中的新技术（例如新式能源和重力加煤技术），只是在1885年以后才可以利用，而且可能是在工资未变动的情况下采用的。相似地，它还提出，罗马收割机未能传播开来，正是由于它节约了劳动力，而罗马帝国一般不缺劳动力（Pleket，1967）。然而，怀特（K.D.white，1969：）指出，提到罗马收割机的原文暗示它既节省了人力，又节省了时间。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短缺与不需花钱的劳动力是不一样的。只要劳动力需要花钱，节约劳动力成本的机器就可以提高效率。
科学和技术
难道科学思想和知识的供应对新技术的创造是一个有约束力的束缚吗？罗斯托把17世纪的科学革命视为东西方之间的关键差异。在此之前， “科学并没有教导那些能够接近或者控制资源的人说，他们可以这样理解物质世界：他们可以系统地把物质世界转变成自己的优势” （Rostow，1975，p.31）。始终存在着可以被称为元技术知识主体的东西，技术从中获得灵感，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有一个区分与这一点有关，这就是培根在依赖于知识（合乎科学的或者其他的）的发明和差不多任何时候都可以作出的发明之间所作出的经典区分。在1850年以前，大多数重要发明，从冕状轮一原始平衡的擒纵机构到轧棉机，似乎都属于以经验为根据的发明类型。元技术知识的角色是边缘性的。在某些例子中，表象可能易于使人误解：如前所述，伽利略的机械原理对于机器上的所有后续发展都极端重要。就连约翰·斯密顿——最依据经验和最注重实效的发明家，也从牛顿所发展的实验技术获得了启示。此类实验技术是，保持其他要素不变，只改变一个要素，然后测量变化的局部效果。佩西（Iacey，1975，p.137）论证认为，17世纪的科学革命向工程师们传授了“细节法”，即分析法：把问题分解各个组成部分，这些部分可能比问题整体更容易分析。雅各布（Jacob，1988，p.208）声称，18世纪科学的重要性在于教导制造商和批发商要“机械式地思考”，即，根据可以理解的和可以控制的物理过程思考问题。
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实际的区分并不容易。吉尔（Gille，1978，p.1112）严密地分析了二者的关系，他提出了基于目的的区分法：科学旨在理解，而技术旨在应用。虽然吉尔认为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才在西方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他似乎赞成罗斯托的观点，科学的衰弱有可能妨碍进一步的技术进步。不过，他自己的探讨暗示，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可能包括技术促进科学，也有可能包括科学促进技术。而且，二者之间的任何一种相互关系都有可能是虚假的，其虚假性在于科学和技术都有可能是其他社会因素的函数。我们无需否认的是，在巴洛克时期和工业革命早期，合乎科学的洞察力和实践以及某些科学家个体有时候对技术进步很重要，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知识”的东西在1850年以前很少成为一种对技术进步有约束力的束缚。正如奥托·梅尔（Atto Mayr，1976）指出，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让这两个领域的最优秀人士困惑不已。事实上，一位杰出的科学史学家（Kuhn，1969，p.428）提出了这样一种令人吃惊的主张：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因为促进科学的社会条件正好不利于技术，反过来也一样。穆森和罗宾逊（Musson and Robinson，1969）的研究工作证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发明者和制造者同科学家保持持续不断的联系。像斯密顿、瓦特、特莱维希克和史蒂芬森这样的工程师和技师从科学家那里学到这样一种理性信念：自然现象和物理进程是有规律的；学到了如何正确评价测量精度和实验控制的重要性；学到了对量化和数学的尊重。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家所发展的新知识确实沉淀下来，并以微妙的方式影响所提出的问题和所探求的解答。例如，如果托里切利和古厄里克没有洞察到大气压力，蒸汽动力本来是没法想象的；同样，如果缺乏伽利略的机械原理，斯密顿和茅斯利的技术设备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800年以前，这些工程师直接用到的自然科学的内容虽没有多少，但是科学方法和个人洞察力都证明是导向技术突破的灵感和指导。事实的确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