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认知和沉思理解的另一危险，是它可能使我们成为不太负责的，特别是在帮助别人方面。极端的事例是对幼儿的态度，“任其自然”意味着阻碍他的发展，甚至意味着扼杀他。我们对于非幼儿、成人、动物、土地、树木、花草等也都负有责任。对美丽的肿瘤感到极端惊异而不理会病人的医生，可能伤害了他的病人。如果我们鉴赏洪水，我们就不会建筑堤坝。这不仅对于遭受不活动后果的其他人，而且对于沉思者自己，都是确确实实的。由于他的旁观和不活动在别人身上造成的恶劣后果，肯定会感到是有罪的。他必然感到问心有愧，因为在某个方面他“爱”他们；他与他们的兄弟情谊使他们融成一体，这就意味着关心别人的自我实现，而他们的死亡或遭难则中止了他们的自我实现。
这种二难推理的最好例子，在教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治疗者对病人的态度上完全可以找到了。在这里，很容易看到，这种关系变成了自身同类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必需处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教师（父母、治疗者）在促进成长上的责任，也就是树立界限、纪律、惩罚、不使满足、蓄意成为阻挠者、做出能唤醒而又能承受的敌意等等。
活动的抑制和责任心的丧失导致宿命论。也就是说，未来将成为怎样就成为怎样，世界是怎样就是怎样，这是确定了的。对此，我没有事情好做。这是意志论的丧失，自由意志的丧失，是决定论的一种坏理论，而且对于所有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肯定是有害的。
不活动的沉思肯定会受到这种沉思危害的其他人的误解。他们会认为这是缺乏爱，是缺乏关心和同情。这不仅会阻碍他们向着自我实现成长，而且可能使他们在成长的斜坡上往下滑，因为这会“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坏的，而且人也是坏的。结果，他们对人的爱、尊重和信任将会倒退。这也就意味着使世界变得更坏，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和意志薄弱的成人来说是如此。他们把“任其自然”理解为忽视和缺乏爱，甚至理解成蔑视。
纯沉思就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特例，包含不书写、不帮助、不教育的意思。佛教区分为佛陀和菩萨。佛陀只是为自己获得启蒙，而不管其他人；而已经达到了启蒙的菩萨，则仍然觉得只要其他人还没有得到启蒙，他自己的皈依就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可以说，为了自我实现，他必须离开存在认知的极乐世界，以便能帮助其他人并且教育他人。佛陀的启蒙是纯粹个人的、私人的占有物吗？还是它也必定属于其他人、属于世界呢？
的确，书写和教育他人经常是从极乐世界隐退，它意味着自己放弃天堂，而去帮助其他人达到天堂。当然，也并非永远是这样。禅宗和道教是正确的吗？他们说：“你一谈了它，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再是真实的了。”这就是说，检验它的唯一方法是体验它，而且用什么话都永远不能描述它，因为它是不可言喻的。
当然，双方都有正确的一面，这也是存在主义永远不能解决的二难推理的原因。
如果我发现了一个其他人可以分享的绿洲，我将独自享受它呢？还是把别人也领到那里以便挽救他们的生命？如果我发现了约斯米特幽谷，而它的美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寂静、无人、幽僻，那么，我是保持它的原状好呢？还是使它成为千百万人观赏的国家公园好？因为人们是众多的，这会使它失去它的本来面目，甚至会使它遭到破坏。
我要不要和其他人分享我的私人海滩，从而使它成为非私人的？尊重性命、憎恨主动杀生的印度人，让牛吃得很肥却任婴儿大量死亡，这究竟算不算正确呢？
在贫困的国家中，面对挨饿的儿童，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考虑才可以让自己享用食物？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个好的、彻底的、理论上的先验答案。自我实现必然是利己的，然而它也必须是不利己的。因此，这里必定有抉择、冲突，以及遗憾产生的可能性。
也许分工的原理（与个人体质性差异的原理相联系）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较好的答案（尽管永远不可能找到尽善尽美的答案）。在各种宗教团体中，一些人受到“利己的自我实现”的感召，另一些人受到“成为善的自我实现”的感召。这可能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因为社会赞成一些人变成“利己的自我实现者”，变成纯沉思者。社会可能设想支持这种利己的自我实现者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可以给其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为别人提供纯粹的、世界之外的沉思（旁观）能够存在的启示和范例。我们为少数几个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做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免除他们进行教学、写作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不仅是由于“纯粹的”理性，而且是在进行一场冒险，认为这样可以抵偿我们的支出。
这个二难推理也使“真实的内疚”问题复杂化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的内疚”），我这样称呼它是为了把它同神经病的内疚区分开。真实的内疚来自没有达到对你自己的、对你自己一生命运的、对你自己固有本性的忠诚。
在这里，我们就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什么样的内疚出自对你自己的忠诚，而不是来自对他人的忠诚呢？”因为我们看到，对你自己的忠诚有时可能与对他人的忠诚存在着固有的、必然的冲突，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择才能同时满足二者。如果为了对你自己是忠诚的，你就必须对别人是不忠诚的，而社会兴趣又是心理健康的本质方面或规定方面，那么，这个世界必然是可悲的，因为自我实现的人为了挽救另一个人就要牺牲他自己的某些份额。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首先对自己是忠诚的，那么这个世界也必然是可悲的，因为纯粹的（而且是利己的）沉思者并没有帮助我们的想法。
存在认知可能导致无区别的认可、损害日常的价值、丧失鉴别能力以及过分容忍。的确如此，当每一个人只是从自己存在的观点来看自己时，就会把自己看成是完美的。这时，对于这种观点来说，一切评价、评定、判断、非难、批评、比较全都不适用而被抛在一边了。然而，请允许我说，无条件的认可对于治疗者、相爱者、教师和朋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显然，对于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员来说，无条件认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考察了包含其中的两种人际态度的不相容性。大多数心理治疗家都会拒绝对他的病人采取惩戒或惩罚活动。许多行政官员、管理人员或将军，则拒绝对他们指挥的人承担任何治疗的责任，对于他们指挥的人，他们的态度只有解雇和惩罚。
几乎对于所有的人，这种困难都由在不同场合既应该成为“治疗者”又成为“警察”的必要性造成。而且，我们可以推测，人性越完美的人担当这两种角色也就越认真。同通常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困境的普通人相比，这种完美人性越多的人，很可能被这种困境搞得更加烦恼。
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我们所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一般都能依靠同情和理解把两种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他们也比普通人更有正当义愤的能力。有些资料证明，自我实现的人和比较健康的大学生在表露正当义愤和非难的程度时，与普通人相比，前者显得更真诚和更少犹豫。
除非理解和同情有愤怒、非难和义愤作为补充，否则就有可能拉平一切感情，对人反应平淡，无义愤能力，丧失对真正能力的识别力，扼杀优越性和美德。对于专业的存在认知者来说，这就有可能导致职业上的危险。例如，如果我们可以从表面上评价这种普遍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许多心理治疗家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中，看来就过分中立和无反应，太温和，太平稳，太没有火气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另一个人的存在认知就是把他看成“十全十美的”，这很可能使他产生误解。不仅受到无条件的认可、接受绝对的爱、得到完全的赞许，有奇妙的增强和促进成长的作用，还有高度治疗的作用，而且能促进心灵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态度也可能被曲解为一种不能容忍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以不实际的至善论的期望作为生活实践的目标。他觉得越不完善和越无价值，他对“完善”、“认可”这些词曲解得就越多，他也会越发觉到这种态度是一种包袱。
当然，“完善”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存在范畴内的，一是缺失、力求、形成范畴内的。在存在认知中，“完善”意味着完全现实主义地理解和承认这个人的一切实际情况，在这层意义上，说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缺失性认知中，“完善”包含不可避免的错误感知和幻觉的意思在内。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意义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第二种意义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善的，而且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存在性完善的，因而自然就可能弄得不自在、自卑和深感内疚，仿佛他在欺骗我们。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出，一个人越是能够存在地认知，他也就越能认可和享受存在认知。我们也可以预期，这种曲解的可能性通常可以在存在认知者、完全理解并认可另一个人的人身上，造成棘手的策略问题。
值得在这里分开来谈的最后一个棘手问题：可能有的过分唯美主义是存在认知保留下的。对生活的美感反应，在本质上往往同对生活的实践和道德反应相抵触（古老的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一种可能性是完美地描绘丑陋的东西，另一种可能性是不适当地、非审美地描绘真的、善的、甚至美的东西。我们真、善、美地描绘真、善、美，即没有问题的描绘，暂时撇开不谈。由于这个二难问题在历史上已经争论得太多了，所以，在这里我只是指出，它也包括更成熟的人对不太成熟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即对可能混淆存在认知和缺失性赞成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对于生活在令人恐怖的和使人误入歧途的世界上的存在认知的人，这是一个要承担的附加责任。
抓住人生的真正问题
从理论上看，自我实现被误解为静态的、不真实的、“完美的”状态，似乎在这种状态中，一切人的问题全都超越了，人们“永远快乐地生活”在宁静或狂喜的超人状态中。但从经验上看，情况并非如此，这也是我急于纠正的主要原因。
为了使实际情况更清楚些，我可以把自我实现描述为这样的人格发展，这种人格发展使人摆脱了青年的缺失问题，也摆脱了人生的神经病态（幼稚的、幻想的、不必要的、“不真实的”）问题。因此，他能够对付、忍受和抓住人生的“真正”问题，因为人内在的和终极的问题，避免不了“存在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什么完善的答案。也就是说，这并不是问题不存在了，而是一个从过渡性问题或不真实的问题运动到真实的问题。为了使人惊醒，我甚至可以把自我实现的人称之为自我认可和顿悟的神经症患者，因为这个概念能够解释“理解和承认人的固有状态”的同义语，也可以说，勇敢地面对和承认人性的“缺点”，甚至是对这些缺点“欣赏”并感到有趣，而不是力求否定它们。
正是这些真实的问题，甚至是（或者尤其是）最成熟的人都要碰到的问题，才是我希望在将来讨论的。例如，真实的内疚，真实的悲痛，真实的孤独，健康的利己，英勇，责任心，对别人负责，等等。
随着普遍级人格的形成一起到来的，除了看到真理时的内在满足而不是欺骗自己之外，当然还有量上的（以及质上的）增进。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的内疚是神经病性质的，而不是真实的内疚。成了无神经病性质的内疚的人，确实意味着内疚的数量更少了，尽管真实的内疚可能继续存在。
不仅如此，高度发展的人同时也有更多的高峰体验，并且这些体验是更加深刻的（即使这一点可能不大符合“着迷的”或阿波罗型的自我实现的实情）。这就是说，虽然成了更完善的人仍然有问题和痛苦（尽管是“更高级的”类型），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些问题和痛苦在数量上是较少的，而愉快在数量上则是更多的，而且在质量上是更高的。总之，由于达到了个人发展的更高水平，所以个体在主观上更入佳境。
自我实现者比一般公众在特殊类型的认知，即我称之为存在认知上是更有能力的。我把这种认知描述为本质的、存在性的、内在结构和动力的、人和物或任何事物现存潜力等的认知。存在认知与缺失认知、或以人为中心的认知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因为自我实现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所以存在认知作为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包含着一定的危险。
在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身上，存在性认知和缺失性认知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是怎样把沉思和活动联系起来的呢？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这种形式想到这些问题，但是，我可以用回想的方式报告如下印象。
首先，这些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在存在认知、沉思和理解能力方面比一般的公众要大得多。这一点看来是个程度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似乎都有偶然的存在认知、纯粹沉思、高峰体验的能力。
第二，他们同样也有更多的有效活动和缺失性认知的能力。必须承认，这可能是在美国选择研究对象的副现象，甚至这也许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者是美国人这个事实的副产品。总之，在我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中，我没有碰到像佛教僧侣那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