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博物馆两周年之际，《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给我出了这样一个题目，直截了当。我立即答应下来，马上动笔。有太多不同圈子的人在反复地问，我也是不断自问并不断调整答案。我既不是学金融专业的，也非历史学者，更不是搞博物馆的内行，却在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条件下突然扛上了创办一家金融博物馆的事情，改变了职业生涯的轨迹，也开启了另一次创业之门。
金融博物馆的由来与“被套”
2008年夏天，在全球次贷危机的阴影下，许多金融圈的人开始寻找历史痕迹。看到一篇英文报道说，造访位于华尔街上美国金融博物馆的访客是以往年份的几倍，让我很是好奇。当年10月，我在去纽约出差时与天津市的崔津渡副市长一起与索罗斯讨论次贷危机，他也提到这家博物馆。于是，我们乘兴而去，不到一小时的参观，让我们印象深刻。中国人习惯的博物馆多是集中介绍古董和收藏品。美国金融的历史很短，没有什么像样的古董。但是，博物馆通过声光电手段和栩栩如生的画面，让我们迅速地了解了金融历史和次贷危机的来龙去脉。
去华盛顿特区的路上，我们一起讨论中国应当有这样一个以教育功能而非收藏功能为中心的新兴博物馆。崔副市长希望我能协助找到相关专家，他在天津物色场地，一起合作创建。不久，崔副市长陆续寻找了四五个场地，亲自带领我实地考察勘定。同时，我也在北京、上海、四川和天津等地四处访问专家，征求各方意见，也看了几十个不同的博物馆。不过，专家却始终没有落实。
这有许多原因，其一，中国金融历史很短，资料缺失，年轻人对金融史没有兴趣；其二，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使得金融和历史学者有强烈的居高临下教诲他人的情结，不习惯博物馆的对话与启发模式；其三，同时熟悉历史、金融、博物馆知识，又有操作能力的人太少；其四，也是最重要的，除了我自己外，没有人认为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完成这个博物馆。受人之托，一诺千金，我只能被“套牢”了。
我几乎翻遍了所有中文的金融史著作和相当有分量的英、日文金融史资料，初步学习了金融学、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金融史和博物馆管理学。同时，我开了“金融观念史专栏”，也在商学院开设了金融史课程。有几十年从商经验的积累，回头读书读史，常有豁然开朗的情趣，乐此不疲，一晃竟然3年了。当然，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与一批大学生、研究生为主体的创业团队，在各界的支持下，两年内建立了两家与金融相关的博物馆。
金融博物馆的创建与困惑
在天津开业的中国金融博物馆，主展包括中国金融史、金融与我们、民间金融演义、黄金简史、天津金融等，特展则是与美国金融博物馆一起合作的次贷危机展览和通货膨胀史。在苏州开业的中国基金博物馆则包括了共同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公益基金以及姑苏金融史等内容。我们还利用博物馆的场地举办了近20次相关的金融专题展、艺术展和设计展等。许多重要机构也来博物馆举办各种会议和论坛，甚至我们还办了两场婚礼。特别是博物馆建立了书院，在几个城市推动公益读书活动，得到强烈的反响，也带动了北京几个书院的建立，彼此声气相求。
博物馆的创建过程中有许多探索中的困惑，体制和习惯的制约迫使我们不断调整生存方式。例如：
第一，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博物馆当然要有政府的执照审批、管理和财务支持，但是以教育功能为主的民间博物馆还是应该以民间主导为佳。博物馆是意识形态领域，展示主题、内容、逻辑和文辞等都有敏感性，官方主导有严格约束，动辄得咎，马虎不得；民间主导则有空间和余地，有功自然属于政府，有误民间管理者承担风险和责任。例如，我们最近与英国同行共同策划的《中英金融史》，涉及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敏感课题，我们都是反复考证历史，用展品表达历史逻辑，给访客以思考空间。
第二，公益经营与市场开拓。政府博物馆经费源于税收，免费自然是应有之义；民间博物馆基于市场经营，而且经费来源多样，可以根据理事会原则自主选择。政府基于提升文化品位和公益投资的考虑，会给予民间博物馆各种财务支持，但常常带有招商引资的意图，因此依赖财政拨款是不实际的战略。在目前的大众感知水平上，博物馆的论坛、展示、会议、纪念品和咖啡店等收入只是减少亏损的手段，会员俱乐部和捐赠也不会短期内有效。因此，办博物馆必须有公益支出的能力和开拓市场的办法。我们在两周年庆典上推出“金融牛”的署名竞拍活动，也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第三，藏品与团队。教育功能的博物馆，特别是类似金融这样历史很短暂的主题，以传统方式根据藏品价值确定博物馆的地位是不合适的。遗憾的是，我们在创建博物馆的过程中，大部分精力都在与相关部门不断讨论和证实我们的合理性。仿佛金融博物馆的意义和价值是由盗墓高手和考古专家来认证，而不是金融界专家和社会观众来审定。在反复面对文物局领导质疑我们的镇馆之宝是什么时，我坚定地回答：镇馆之宝就是我本人和创建团队。
第四，专家兴趣与大众教育。在创办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考核和质疑，因为大家都想证实我们的学术水平，大家潜意识里认为，博物馆必须是一个钦定的学术权威，这是由于中国博物馆长期由政府垄断和评定形成的思维定式。其实博物馆仅仅是一个平台，是一个需要不断提升自身水平的交流平台，与观众教学相长，没必要有什么耻辱和不安。我们始终重视观众的指教，不断学习改进。博物馆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你拥有什么或者你是什么级别，而在于你能如何改变社会，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大众。
金融博物馆的意义与期待
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在过去30年里专注于摆脱一穷二白的经济困境，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可以理解的主流旋律，同时也凸显了急功近利和成王败寇的社会价值观。全球次贷危机不仅给美国、欧洲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也使得沉迷于大国经济崛起的中国企业家和消费者直接面临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和调整政策失灵的局面。由此，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过程合理性迅速成为主导当下和未来经济思维和行为的重要坐标。
经济史与金融史就成为热门话题，在大多数人无暇也没有能力引经据典地分析历史与现实的条件下，在故作高深的学者们还在慢条斯理地纠结于学派门第之时，阴谋论就成为了一种快餐和祷告文，迅速在大众中传播开来。
金融博物馆就是普及金融教育，启发民智和提升金融素质的公共平台。它不是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也不是收集金融票证用品给少数专家把玩的后院仓库。扫除金融文盲是一项长期的使命。金融市场千变万化，每隔几年，知识就淘汰更新，不断学习和提升金融技巧是现代企业竞争的手段，也是消费者保护自己权益的工具。两年来，中国金融博物馆吸引了4万多名观众到场，积累了丰富的沟通和分享金融知识的经验。
金融博物馆是不断变化的平台，我从来不用完美主义来苛求自己和他人。即便历史悠久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只要给我10分钟，我就可以挑出10个毛病。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不断学习，善于改进，我们可以无中生有，可以天天进步。对我而言，人们对博物馆的表扬便是鼓励，冷嘲热讽便是鞭策，恶意攻击也是肯定我们的能力和影响。从善如流就可以因势利导地发现我们可以进步的空间和机会。
我为什么要办金融博物馆？因为我喜欢学习和挑战。有太多的人在挑战现实和未来，我也如此充满激情地经历这一切。回首一望，很少人在挑战历史，我有了基本的条件，懂金融、爱历史、能操作，因此成就了愉快的新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