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青铜器之不作为直接的农业生产工具而大量表现为殷商式的礼器，实质上只可能是因为殷商时代农业生产的主要问题是与气候、季节、降水有关的历法问题。这也正是殷人的帝之主要关怀和权柄。可以说，作为礼器的青铜器是殷人的神器，而此种“神器”之神亦即是帝之神，而帝之神最主要地表现为农业生产中的季候天道变化，也就是历法。所以。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实际上是殷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器具，尽管它不表现为我们现代人看来的生产工具，但这只是因为，一方面，对于古人的农业生产来说，认识季候天道的变化是比如何挖士深耕更加重要得多的问题：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现代人对生产工具的理解过于狭隘。
礼器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礼器的形制。殷商的礼器首先是奢侈，亦即笨大和厚重。这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于神的霸道和贪婪，但神的这种性格无非是表现了人对于与生产有关的自然的软弱和无知。殷商鬼神之凶恶贪婪还直接表现在殷商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及陈梦家所说的动物形象之森严可怖。[12]商代礼器上的动物形象的纹饰，除家畜和明显可辨的动物形象之外，与图腾崇拜的关系尤其明显。后世为这些纹饰分别取了很多名字，如饕餮纹、夔纹、龙纹、鸟纹、凤纹等。其实，它们的最初来源可能就是龙即闪电和玄鸟两种，它们都是在“帝”的发展过程中日渐丰满起来的各种变形，它们表示的本身就是帝的威严和恐怖。另外，殷商青铜器除了族徽和人名之外，基本没有铭文，尤其是殷末两帝之前。[13]这并不是因为当时没有掌握这种技术，而是因为青铜礼器的属神性格。既然它是属于神的，人就没有权力也不敢在上面大胆地表现和炫耀自己，最多只是刻上自己的族徽或名字让神或先公先王知道这是谁的心意。但西周以后，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礼器上的动物图案形象温和，而且铭文冗长，极尽吹嘘炫耀之能事，这说明礼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不过，这是后话。
殷商时代及在此之前的祭礼具体是如何进行的，不得而知。但是那些主持祭祀的人大抵都是当时的专家即有知识的人，即巫者，王是他们的领袖。陈梦家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14]商汤就曾经以巫的身份“汤祷”以求雨。《国语·楚语》中观射父也告诉我们，那些明神所降的巫者都是些生具异秉的聪明人。卜辞和金文都有巫字，作十。按照《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裒舞形，与工同意。”为什么巫“与工同意”，周法高说：“窃疑巫字像布策为筮之形，乃筮之本字……筮为巫之道具犹规矩之于工匠，故云与工同意。”[15]张光直先生说：“实际上我们不如更直接地说巫师以‘工’为象征形的道具。”工即是矩，“矩可以用来画方，也可以用来画圆，用这工具的人，便是知天知地的人。巫便是知天知地又能通天通地的专家，所以用矩的专家正是巫师。……如果这个解释能够成立，那么商周时代的巫便是数学家，也就是当时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能知天知地，是智者也是圣者。”[16]
张先生的上述说法是很有见地的，不过，我认为古代的巫主要不是数学家，而是天文历法专家，巫所用的“工”可能主要是一种用来了解天象和地理的工具，“工”字应该是一个表意字，象征连通天地，即上知天文，下明地理。《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包牺氏正是一个通晓天文地理的专家。古人之“观象于天”，最初可能只是观察天空中的气象变化，首先是了解龙亦即闪电出没的规律，天文学可能是从龙崇拜发展出来的科学：“观法于地”则主要是观察物候的变化，地理学可能是从玄鸟崇拜发展出来的观察自然天道变化的科学。这两种科学都是历法的内容，都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所以对殷人之尊鬼事神、祭祀占卜的本质，如果把它当作纯粹是或主要是一种装神弄鬼的政治统治的手段，那就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过分低估它所表现出来的人的主动性，把它只理解为人对自然的屈服和受动，也是不对的。与此相联系，如果把青铜器主要为作人王摆阔气、耍威风、奢侈享受的工具，那就是错误的；如果只把它理解为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一种作为统治工具的艺术品，而不把它所表现出来的统治功能进一步归结为通过它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和对于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也是极其不够的。尊鬼事神、祭祀占卜的本质，实际上是人谦虚地向自然学习，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性的过程，它同时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是一个对象化的实践的过程。
注释
[1]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28页。
[2]刘起舒：《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28页。
[3]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出版社，1996年，206页。
[4]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出版社，1996年，200页。
[5]刘起钎：《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28—329页。
[6]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三联出版社，1996年，114—115页。
[7]孙森：《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573页。孙淼也正确地了指出殷商一朝无常备军的事实。
[8]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3页。
[9]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4页。
[10]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562页。
[1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580页。
[12]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561页。
[13]孙淼：《商夏史稿》，672页。他说：“出土的商代铜器，不仅带铭文的少，而且字数也不多，一般是一件器物只有一二个字，多者几个字，最多者也只有三四十个字。”最后一种情况只在殷末两帝时才出现。而且，“商代金文中有一种很特殊的字，曾被称为‘图形文字’或‘徽号文字”’，“据郭沫若研究，这种文字是古代民族的族徽或者国名。”
[14]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载《燕京学报》20期，535页。
[15]《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2893页。
[16]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42—43页。
【第五节】 夏商时代的国
夏商时代的国到底有多大，现在已经很难确知其详了。近代考古学兴起以前，人们只能根据历史文献作出判断。田野考古学发达以后，使现代的学者根据古代的遗存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了更感性的了解，从而有可能作出更精确的新的推断。但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考古遗存，本质上都只是某种“文本”。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比起来，这种“文本”无非具有了新的直观的性质。对于这两种文本来说，与之对应的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为纯粹过去了的“历史”而斑驳和脱落了。所有的文本都针对我们提出的特殊问题在某种总体背景下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但对历史的总结把握，只有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才是可能的。因此，关于古代的国之大小这个问题，只从文献资料和考古遗存出发都难以达到准确的理解。
但我们还是从历史文献开始。第一是关于国数，《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按照《尧典》的说法，帝尧之国是由“九族”组成，与之同时另外还有“万国”。万国不是确数，乃极言其多；稍后的大禹时代也是如此。《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篇》也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汤三千余国。”到了商汤就只有三千余国。再往后，到武王克商时，据《史记·周本纪》，武王观兵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大约周的盟国有八百国。另《逸周书·世俘解》记载武王克商的战功说：“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凡服较国六百五十有二。”服国与憝国两者之和为七百五十多国，与周之八百国相若，商与周势力大致相当。加上其它的远国，当时的国数大致为“千八百国。”从上引数字的变化来看。似乎古人的数字并不是茫然无据、向壁虚构。
从极言其多的“万国”到“千八百国”，国数仍然很多，却经历了包括夏商两朝在内的一千多年时间，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国与国之间兼并的步伐还不快，主要是各个小部族方国分别发展的时期。但到西周分封，国数就大大减少了。关于周初封国数，有以下几个数据：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
以上有55国、26国、71国三个数字，55国与71国所言姬姓独居53人较为接近，而26国中言封文王子16人，与55国说中言封武王兄弟即文王子15人也几相吻合。故三说可互补，大体可信。这是实封，另有对先圣之后的褒封，二者之和约有百以上国。
按顾栋高“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的统计，姬姜等有姓国共130国，另外无姓或不知姓74国，总共204国，[1]这两百国包括整个两周时期的全部封国。但无论是百余国，还是二百余国，与灭商前的千八百国相比都已经大大减少了，说明西周代商是一个大的灭国运动。
第二是关于国之大小。关于夏国之大小，《战国策·魏策一》说：“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奚之阳，庐圉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史记吲、子吴起列传》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太华即今华山，在陕山。羊肠即羊肠阪，在晋南。伊阙，在洛阳南。也即是说，最后的夏国，西至华山，北至晋南，南至伊阙，东至河济。这是当时的中央大国。有关方国的情况，与之同时代的商汤之国可资参证。
《管子·轻重甲》：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
《孟子·公孙丑》：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墨子·非命》：古者，汤封于毫，绝长继短，方地百里。
《荀子·正论篇》：汤居毫，武王居镐，皆百里之地也。
各书所记，基本一致。可见商汤之国不大。
关于商汤灭夏以后之国，说法很多。吴起曾说：“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径其南。”国不算太大，但已是不小。从考古学上来看，今河南安阳一带殷墟的考古发掘范围大约有24平方公里，但是殷商的王畿是不是就这么大，则很难讲。传统的说法，把殷墟当作首都，但都城不会有这么大。在殷墟一直没有发现城墙，但殷墟的范围内有大片农田，说明古代的国与都之间没有后世那么明显的差别。因此有不少人主张商的王畿就是殷墟加上周围另外一片不会太大的地方，也就是说．商王的直辖领地无论如何不会太大。
但《左传》昭公九年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许多学者认为这里虽然是讲周初的疆域，但武王时期，其国土大致是从商代继承下来的，因此，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商末的疆域。这个国的地盘就很大了。
从前面关于三代国数的变化来看，我以为商国不会有这么大。虽然商末已经有了明显的大国兼并迹象，比如商对东夷的大规模战争，但这种国与国的兼并在殷商时期还处于始作俑的阶段，最主要的是殷商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发明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大国的方法。虽然《酒诰》中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但这一套内外服制度的规模有多大，则语焉不详。从其他的文献推测，商代的外服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央王室的主要功能还以内服管理为主。首先，《洪范》中的“八政”，最末三位分别是主掌刑法的“司寇”，主掌诸侯朝觐的“宾”，和主掌军旅的“师”，这三个职官都是维护社会等级和政治统治秩序的，在西周以后是职在要津，是中央王室的主要权柄。然而殷商统治大法将其置于最后，表明殷商王室还没有把政治统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当作最主要的关怀。前已说明，商王的主要角色还是一个生产专家，正是由于商王及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所以才会出现《洪范》中的那种和后世迥然不同的职位安排。尤其是“宾”的位置，作为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处理外服事务的主要官员，其在“内阁”中的排名倒数第二，直接提示了商代外服管理制度的弱势地位。
另外，商代的方国与商王的关系，也与西周时期不同。从文献中看不出商王有大规模开土殖民、裂土建邦的举措，方国的存在大多是历史以来的既成事实，并非出于商朝中央政府的主动营建。类似于西周的“实封”如果在商代不是没有，那么至少也只具有附属的意义。商王对方国的“封建”大多都限于“褒封”，亦即见机而作地予以承认。由此，商王对地方势力的控制，只限于在必要或可能的时候给予适当的笼络或者打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而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周人一直就是这样看待这种关系的，“大邦殷”、“小邦周”就是这种关系的产物，商王只是天下万国的首领和霸主。大概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领导多达千八百以上的小国，尤其是当这个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领导生产方面的具体事务的时候。
因此，夏商时代必然是典型的“小国寡民”时代。国之小可由国之多而见一斑，民之寡也有据可寻。《逸周书》“克殷解”记载武王甲子日克商，早上接仗，晚上就胜利了。武王的军力，倾全国之力，加上各盟国之兵，亦不过车三百乘，甲士四万五千人。李亚农根据其军力推测周国的总人口不超过六七万人，其他乐观一点的估计也在十万人左右，周确乎是很小的。以如此小国，一日而灭商，商也不会太大。另外，《逸周书》“世俘解”记载，周既克商于牧野，武王在此后第六日，曾命召伯伐越戏方，第八日命侯来伐靡，集于陈，第十八天胜利归来。第十九日命百龠伐卫。第三十七天命陈本伐磨，百韦伐宣方，荒新伐蜀，第四十二天三将归来献俘。表明从决战牧野到扫荡全商，只用了不到六天的时间。由武王命将分伐各国的情形来看，包括往返，都在数日之内即奏其功，说明这些国既不大，也不远。又武王“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首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古代的亿等于十万，也就是说，武王伐国九十九，首磨与俘人之和为四十八万七千八百零九人，则每国人口大约五千不到，其他不战而服的六百多国，恐怕更是小国寡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