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文化的世俗化图解
明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开始，小说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坛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充分显示出其在传统文化当中的积极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且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尤其是话本小说在明末冯梦龙、凌蒙初创作的“三言”“二拍”达到巅峰状态之后，清初逐渐出现了无论思想、艺术还是创作数量都明显下滑的情形。然而，总体而言，在小说自身客观发展规律的惯性作用下，清初的小说创作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势头。其中，李渔的小说创作成为这种潮流末端当中的翘楚。而且，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小说家中，唯有李渔有相对完整的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连城壁》等传世。李渔小说创作涉及许多不同领域，对传统文化作世俗化的图解是李渔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
一、别出心裁写世情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撷取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之后，传统文化便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传播开来，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人物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给予传统文化创造性的审美阐释。在这种传统文化的世俗化图解和广泛传播的艺术氛围当中，李渔的小说创作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李渔的小说创作常常能够别出心裁，推陈出新，取得奇异独特的审美文化效果。
例如：在封建社会里，“红颜薄命”的宿命论是指女子容貌美丽但是命途多舛，遭遇不幸，这是她一生当中早已注定的命运，是由必然因素造成的，是可以预测、可以预知而且又是事先注定了的、不可改变的。在《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李渔以男女婚姻关系为题材，描叙邹小姐、何小姐、吴小姐先后嫁给相貌丑陋的阙里侯，对传统文化中所谓“红颜薄命”的宿命论进行了形象化的审美刻画。当然，李渔的创新之处在于没有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化的“红颜薄命”的宿命论含义上，而是对“红颜薄命”做出非同寻常的超越与注解，浓墨重彩地描叙阙里侯“累世积德，自己又会供养佳人”，博得三位美人的认可，得到“美报”，三位美人各生一子，“以前不曾出过科第，后来一般也破天荒进学的进学，中举的中举，出贡的出贡”，夫妻生活和和美美。李渔还在小说的结尾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创作主题：“我这回小说也只是论姻缘的大概，不是说天下夫妻个个都如此。只要晓得美妻配丑夫倒是理之常，才子配佳人反是理之变。处常的要相安，处变的要谨慎”，把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倡导“家和万事兴”的理念绾结起来，充分体现了李渔小说创作寓教于乐的思想旨趣和艺术特色，无怪乎杜濬赞誉说：“从来传奇小说，定以佳人配才子。一有嫁错者，即代生怨谤之声，必使改正而后已。使妖冶妇人见之，各怀二心以事其主，搅得世间夫妇不和，教得人家闺门不谨。作传奇小说者，尽该入阿鼻地狱。此书一出，可使天下无反目之夫妻，四海绝窥墙之女子，教化之功不在《周南》、《召南》之下。岂可作小说观？这回小说救得人活，又笑得人死，作者竟操生杀之权”。【1】
在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最早提出了“义”的伦理范畴，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孟子增补并提出了“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传统伦理的发展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最基本原则。其中，“义”的含义是正义、道义、公义。义者宜也，是讲究公正、合理、道义而应当做的。当“义”与“利”发生矛盾冲突、义利不能两全之时，儒家的主张是见利思义，以义导利，先义后利，守义去恶，强调人的主体利益取向要与道德的价值取向一致，坚决反对见利背义。这就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这种义利观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理想。李渔的小说《失千斤福因祸至》就是借秦世良与秦世芳的交往演绎了儒家的义利观。秦世良“是个儒家之子”，为生计所迫，向杨百万借贷经商，累贷累亏，在与相貌相同的秦世芳结为兄弟之后，被秦世芳误会盗窃了二百两银子。当秦世芳仗义提出“各分一半去做本钱，胡卢提结了这个局罢”之时，秦世良道：“岂有此理，若是小弟的银子，老兄分毫认不得；若是老兄的银子，小弟分毫取不得。事事都可以仗义，只有这项银子是仗不得义的。老兄若仗义让与小弟，就是独为君子；小弟若仗义让与老兄，就是甘为小人了”，体现了秦世良在金钱面前不为利所动的正直品格。而当秦世芳误用秦世良的银子经商发了大财之后，念念不忘归还秦世良的银子，并且主动将财富分给秦世良，则体现了秦世芳善良的品质。杨百万一方面肯定秦世良与秦世芳的结义之情，另一方面又“旌奖他二人尚义”，既是正面描叙市民之间的真挚友情，也是凸显小说“轻财重义”的主题思想【3】，反映了李渔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肯定市民之间的真挚友情，奉行正当的伦理道德、利益价值和行为标准。
在传统文化中，“节”亦即“节操”，是对妇女言语操行的伦理道德规范。所谓“节”，主要是指女子在男女之间持守本分节制****的行为。《春秋经传集解》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4】儒家的两性观念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纵欲主义，而是主张用礼制去节制引导****。事实上，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包括束缚妇女身心的所谓“节操”之类的观念，有一个酝酿、形成、强化的过程。大体上说来，宋代以前的节操观念还是比较宽松的，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宋代以后，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节操观念逐渐发展到绝对化的程度，形成严密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也成为衡量一个女性是否纯洁的重要标志，对妇女的禁锢、对人性的戕害是很严厉的。明清之际，封建的节操观念呈现愈演愈烈的极端趋势。在《女陈平计生七出》里，李渔以耿二娘周旋流寇头目施展聪明才智的情节敷衍，图解了女子遭遇战乱而巧妙保住贞操的“节”行。从作品中不难发现，李渔一方面站在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充分肯定了耿二娘维护“贞节”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又没有把耿二娘塑造成逆来顺受的卑微的弱女子，而是把耿二娘塑造成为敢作敢为、聪慧机灵、运筹帷幄、化险为夷的女强人形象，明显地突破了封建社会女子性格要求的规定，从而颠覆了封建时代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伦理偏见和人格道德拘囿，其所蕴涵时代进步意义的妇女观是显而易见的。为此，杜濬着眼于耿二娘的非同寻常的女性形象赞誉道：“从来守节之妇，俱是女中圣人。誓死不屈的，乃圣之清者也；忍辱报仇的，乃圣之任者也。耿二娘这一种，乃圣之和者也。不但叫做女陈平，还可称为雌下惠”，【5】甚至感慨地说：“使陈平遇二娘，必拜下风矣”。【6】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守节”还包括不改变节操，其异化特指妇女受封建宗法制度的强制或封建道德观念的影响，在丈夫死后不再结婚或未婚夫死后终身不结婚。李渔在《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中就描叙了马麟如的通房碧莲在马麟如假死之后执意守节，而妻罗氏、妾莫氏迫不及待地改嫁的故事。小说采用“于理相反，于情相悖”手法，通过碧莲与罗氏、莫氏的比较，揭示了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与现实世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冲击了封建礼教迫使妇女守节扼杀人性的伪善信条，另一方面强调在现实生活之中维护正当夫妻关系以及真情实感，批评心胸狭隘的妻妾信誓旦旦“守节”的虚情假意，主题思想不乏积极的意义。在《男孟母教合三迁》中，李渔刻画了许季芳与瑞郎的“南风”之恋，塑造了瑞郎的“节妇”形象，利用鲜血淋漓的自虐情节逆向强调遵循所谓人伦。这部作品的形象刻画和情节演绎比较复杂，稂莠不齐，不可简单断论之。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李渔一方面确是教诲人们树立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审美理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明末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男风”流行的现实。而且，毕竟，李渔强调“守节”意味着夫妻之间要互相信任，爱情行为要合理合情，用当代思想和艺术标准来衡量，无论如何，客观上仍然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价值和审美欣赏意义。当然，李渔的创作动机不乏以丑为美，甚至刻意制造感官噱头，不惜由通俗而庸俗、由庸俗而低俗、由低俗而媚俗，扩大图书的广告效应，实现小说销售利润的最大化。这无疑是李渔特殊的“砚田糊口”的生存需要使然。
“守节”的反面是“失节”、“非礼”，极端等而下之的则是****求财的娼妓行为。在《人宿妓穷鬼诉嫖冤》中，李渔叙写王四嫖妓被骗血本无归，后朝廷某一无名氏官吏仗义惩恶，出面谋划索回嫖金，其艺术构思模仿冯梦龙的小说《卖油郎独占花魁》，而主题思想和故事情节却反其道而行之。李渔直截了当地说：“奉劝世间的嫖客及早回头，不可被戏文小说引偏了心，把血汗钱被他骗去，再没有第二个不识字的运官肯替人扶持公道了”。中国的娼妓古已有之，娼妓之起源，胚胎于周襄王时代，齐国管仲之设女闾即始作俑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娼妓业在明朝中叶及其以后步入鼎盛时期，成为社会风气沦丧和伦理道德败坏的一大毒源。显然，李渔小说创作的审美价值取向旨在使描写的故事更贴近真实的社会生活，这无疑有利于教诲嫖客和妓女改邪归正，净化社会风气，纯化伦理道德，小说的积极现实意义昭然若揭。而且，李渔对冯梦龙小说的反拨也充分体现了李渔一贯崇奉的艺术创新精神。基于此，杜濬称赞李渔道：“有人怪这回小说，把青楼女子忒煞骂得尽情，使天下人见了，没一个敢做嫖客，绝此辈衣食之门，也未免伤于阴德；我独曰不然。若果使天下人见了，没一个敢做嫖客，那些青楼女子没有事做，个个都去做良家之妇了。这种阴德更自无量。”【7】
二、独辟蹊径叙常理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倡导“孝”，要求子女对父母尽心奉养并顺从。《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8】又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9】《国语·周语》曰：“孝，文之本也。”【10】《左传·文公二年》曰：“孝，礼之始也。”【11】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另一个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就是忠。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细胞是家庭，因而，忠孝二者相比较，孝比忠更具有基础的意义。《十三经》中的《孝经》把孝当作天经地义的最高准则。后来北宋的张载写作《西铭》一文，在《孝经》的基础上，融忠孝为一体，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伦理学、政治学、心性论、本体论组成一个完整的孝的体系，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形成民族价值观的共识起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李渔在《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中，以孝为主题，描叙了单龙溪的儿子单玉、孙子遗生对单龙溪忤逆不孝，而仆人百顺则对单龙溪尽忠尽孝，的故事。结果单玉和遗生为了争夺家产发生斗殴，单玉被打得“登时呕血而死”，遗生则在监狱“暴病而死”；而百顺与单龙溪“想是生前父子，夙世君臣”，“后来家业兴隆，子孙繁衍，衣冠累世不绝，这是他盛德之报。”李渔在小说的结尾直截了当地阐明创作旨意道：“凡为子孙者，看了这回小说，都要激发孝心，道为奴仆的尚且如此，岂可人而不如奴仆乎？有家业传与子孙，子孙未必尽孝；没家业传与子孙，子孙未必不孝。凡为父祖者，看了这回小说，都要冷淡财心，道他们因有家业，所以如此，为人何必苦挣家业？这等看来，小说就不是无用之书了。”【12】孝道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中华民族一切道德教养的基础，因此，杜濬把李渔采用“反常背理，倒置尊卑”的艺术手法形象地提倡孝道称誉为“《春秋》之法”【13】，可谓理明义畅。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倡导“德”。《易·乾卦》曰：“君子进德修业。”唐孔颖达注：“德，谓德行；业，谓功业。”【14】由此可知，“德”的本意就是恪守道德规范者的“操守”、“品行”，涵盖了诚信、仁义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范畴。“德”的价值原则被孔子发展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的王道原则，被孟子发展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的民本原则，被《礼记·大学》发展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7】的道德纲领。“德”成为中国伦理的核心范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李渔在《三与楼》中围绕着“德”的主题思想，描叙了唐玉川为富不仁、蓄意贪财、谋取虞素臣的家产的恶报故事，刻画了虞素臣的老友慷慨解囊、仗义疏财、藏金赠友、为虞素臣赎回家产的盛德之举，对虞素臣的儿子虞继武廉介、诚信、正义的经世立场给予了高度赞扬，体现了李渔小说以神道设教的创作旨趣和浓厚积极的商品意识。尤其是李渔对虞继武为仁不富、不修宿怨的做法予以肯定，实际上是在树立一个明清时期物质财产丰富的背景下的正直市民的形象，无怪乎杜濬评价虞继武说：“仁人也，孝子也，廉士也。三代以下，不再复有完人，读此为之下泪”，【18】“居乡者，当以继武为法”。【19】李渔早年在家乡兰溪曾经经营过伊山别业，后来家道中衰，卖楼谋生，因此，不难看出，《三与楼》中的卖楼故事有李渔辛酸回忆的心迹，以及李渔作为一介布衣知识分子恪守的审美人格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