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思想与旅游文化的融通
旅游活动古已有之。晚明时期，旅游活动在文学家中盛行，文学家们因之创作的山水游记小品亦极盛一时。这一类文学作品往往随兴所至，直抒胸臆，不讲义理，不拘格套，形成一种挥洒自如、清新流利、个性独特的风格。而且，文学家们还善于根据自己的旅途见闻、亲身体验和真切感受，总结游山观水的实践经验，形成颇具时代特色的旅游文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审美文化内涵。徐霞客、张岱、王思任、袁宏道、袁中道等人乃卓杰代表。文学家们热衷旅游的风气漫延至清初，感染所及包括李渔在内。李渔既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戏曲理论家，又是携家带口遨游天下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活跃的大旅行家。李渔丰富的旅游经历为其文学创作源源不断地注入了生机活力和文化资源。换句话说，李渔之所以取得文学创作活动的显著业绩，令举世瞩目，是与李渔丰富的旅游经历分不开的。
一、履迹天下交谊缘
李渔家无恒产，乃一介布衣文人，凭借对文学的热爱创作了大量为社会各界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作品，诗词有《笠翁一家言诗词集》、散文有《笠翁一家言文集》、小说有《无声戏》与《连城璧》、戏曲有《笠翁十种曲》等等；还撰写了包括戏曲理论在内的专著《闲情偶寄》。为了维持近五十口人的家庭生活，满足生存需要，李渔除了经营书铺，刻板印刷、出售包括自己的作品在内的书籍之外，还常常出游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人士，尤其是达官贵人，将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提供给志趣相投的文人士大夫们欣赏消费。诚如李渔自己所言：“渔二十年间游秦、游楚、游闽、游豫，游江之东西，游山之左右，游西秦而抵绝塞，游岭南而至天表”；【36】“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37】“予担簦二十年，履迹几遍天下，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湖则俱未尝遗一，惟九河未能环绕，以其迂僻者多，不尽在舟车可抵之境也”；【38】又说：“九州历其六、七”。【39】与此同时，李渔也从文人士大夫们那里获得或微薄或丰厚的馈赠，以便用来弥补家庭生活日常开支，使得李渔从事文学艺术活动有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优裕生活。
例如，卫澹足为顺治三年（1646年）进士，擢生工部主事，迁员外郎，顺治十五年（1658年）巡按江苏南京，与李渔交谊甚厚。顺治十七年（1660年），卫澹足离宁内升之前赠送了不少物品给李渔，而此时李渔恰好在外地旅游，未及送别。后来，李渔在给卫澹足的信中不无感激地说：“武林、白下，两获追随，非系夙缘，即由天幸，不然，何相遇之频也！客岁浪游不返，未及候送台旌，反拜种种什物之赐。凭几据床，即怀明德，何日能忘！”【40】当然，李渔也与一般市民百姓交往甚广，同样也常常得到他们的接济。例如，落拓词人顾贞观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与李渔会于浙江湖州，后以他人所赠蔬果转赠给李渔，李渔曾赋诗代柬对此深表谢意。据单锦珩先生考证，李渔交友达八百余人，籍贯可考者七百人左右，遍及十七个省，二百余州县。【41】显然，李渔在生活上得到了其中不少人的热心帮助。
从现存的文稿中可以发现，李渔从大约清顺治六年（1649年）由家乡浙江兰溪先后迁居杭州、南京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杭州去世，先后到过浙江、江苏、北京、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东、福建、湖北等地方旅游。李渔凭借亦文亦商的特殊身份，旅游途中常常有文人士大夫款待或者陪伴。李渔说：“予二十年来担簦负笈，周历四方，所至辄随士大夫游。海内郡治共百五十有六，而予所未到者仅十之二三”【42】与文人士大夫们频繁交往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造就了李渔作为中国古代杰出戏曲家的声誉和地位。李渔曾经组建过家庭戏班。李渔家庭戏班的主要演员，当时年仅十三岁的乔姬和王姬正是李渔由北京入陕西旅游，于康熙五年（1666年）途经山西平阳、于康熙六年（1667年）途经甘肃兰州时，先后由平阳知府程质夫和兰州主人赠送给李渔的见面礼。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李渔与文人士大夫们有一定的交情，获得他们的支助，那么，李渔的组建家庭戏班绝不会一帆风顺。李渔的家庭戏班成立虽然只有六七年时间，但是，对李渔的戏曲事业乃至中国戏曲发展史来说却有着不容忽略的意义。
具体地说，一是李渔组建的家庭戏班既有别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以自娱自乐为主的家庭戏班，也有别于民间以对外演出赚钱为主的职业戏班，而是既自娱自乐又对外演出赚钱的中国戏班史上的特殊类型，影响广泛而深远。二是李渔组建的家庭戏班成为迅速传播李渔戏曲的有力工具，即李渔所谓：“乔姬事予凡六载，年方龆龀，即解声歌。凡予所撰新词，及改前人诸旧剧，朝脱稿而暮登场，其舞态歌容，皆当世周郎所经见者。”【43】三是李渔组建的家庭戏班成为李渔交朋结友切磋戏艺的重要媒介。例如，尤侗是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创作有传奇《钧天乐》等等。李渔为尤侗校雠《钧天乐》。尤侗替李渔的戏曲理论专著《闲情偶寄》作序。另外，李渔有诗《端午前五日，尤展成（名侗）、余君心、宋澹仙诸子集姑苏寓中。澹心首倡八绝，依韵和之》。尤侗有词《二郎神慢·李笠翁招饮观家姬新剧》。李渔家庭戏班女优们的精湛表演经常受到时人的赞誉，诚如吴冠五说：“忆壬子春，偕周栎园宪副、方楼冈学士、方邵村侍御、何省斋太史、集芥子园观剧，共羡李郎贫士何以得此异人”。【44】四是李渔身兼家庭戏班主人和导演，通过对家庭戏班“口授而身导之”【45】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撰写戏曲理论专著《闲情偶寄》提供了直接的佐证，对确立其在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上的里程碑地位不无裨益。例如，李渔在《闲情偶寄·文艺》中阐明培养教育女演员的方法时说：“女子之善歌者，若通文义，皆可教作诗余。……诗余既熟，即可由短而长，扩为词曲，其势亦易。果能如是，听其自制自歌，则是名士佳人合而为一，千古来韵事韵人，未有出于此者。吾恐上界神仙，自鄙其乐，咸欲谪向人寰而就之矣。此论前人未道，实实创自笠翁”。这一精辟之见发前人之未发，即源自于李渔以往对家庭戏班女优们的培养训练。
二、造物奇幻扩文思
通过旅游，李渔领略了大自然无比巨大的创造力，认识了广袤世界的万千景象，懂得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和谐互动的关系，深谙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泉。李渔说：“李子遨游天下几四十年，海内名山大川十经六七，始知造物非他，乃古今第一才人也。于何见之？曰：见于所历之山水。洪濛未辟之初，蠢然一巨物耳。何处宜山，何处宜江、宜海，何处当安细流，何处当成巨壑，求其高不干枯，卑不泛滥，亦已难矣，矧能随意成诗、而且为诗之祖，信手入画、而更为画之师，使古今来一切文人墨客歌之、咏之、绘之、肖之，而终不能穷其所蕴乎哉！故知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使山水与才情判然无涉，则司马子长何所取于名山大川，而能扩其文思、雄其史笔也哉？”【46】故此，李渔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多取材于旅游途中的所见所闻。
例如，诗歌《与杭人谈粤中山水》融叙述、描写、抒情、议论为一体，直叙“我游东西粤”，比较、描绘和赞美粤中山水胜于杭州西湖，歆羡“造物肆奇幻”，乃一篇手法独特、风格卓异的山水诗。此外，还有诗歌《甘泉道中即事》叙写塞外大漠少数民族地区的风物人情、《登黄鹤楼》抒发远眺荆楚感今吊古之壮怀情致等等，无不独出心裁，别开生面。词《风流子·虎丘千人石上赠歌者》写道：“一曲清讴是石上，到处箜篌齐放。思喝采，虑喧哗，默默低头相向。早停莫唱，十万歌魂齐丧”，场面描摹极其壮观，是一幅明末清初苏州虎丘盛行“中秋曲会”的真实写照，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戏曲史料，完全可以与宋方直的《琐闻录》、袁宏道的《虎丘》、张岱的《虎丘中秋夜》等相关戏曲史料等量齐观。散文《福橘赋》盛赞福州之橘、《燕京葡萄赋》称颂北京、河北之葡萄，由物及人，有感而发，涂抹清淡的风土民俗，颇耐人寻味。对联《庐山简寂观》云：“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语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论，出我仙师？”乃立足匡庐放眼天下，游览不忘评释论道，为黄冠吐气，在名胜资源利用上主持公道，申张正义。拟话本小说《失千金福因祸至》描写秦世良从南海经广州飘洋过海走番到朝鲜等国做生意，其中刻画的外国风情在明清拟话本小说当中是不可多得的景观。传奇《玉搔头》以爱情为线索，贯通富贵，谐调贫贱，叙写大明天子正德皇帝微服私行出宫到民间自觅良缘之趣事，情节跌宕起伏，风格诙谐幽默，剧中的场景或地点涉及北京、江西（南昌、饶州）、山东、河南，江苏（南京）、湖北等，创作思路非常开阔。
旅游使李渔直接了解了不同地区观众的审美经验和欣赏趣味，进而为李渔阐述戏曲理论助了一臂之力。例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强调演员不要滥用方言，而要入乡随俗，适应剧本和当地观众的语音要求，提高戏曲的搬演和接受效果，“如所演之剧，人系吴人，则作吴音，人系越人，则作越人，……如演剧之地在吴则作吴音，在越则作越音，……即作方言，亦随地转，如在杭州，即学杭人之话，在徽州，即学徽人之话，使妇人小儿皆能识辨。识者多，则笑者众矣。”【47】旅游还使李渔深入实际了解了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性，进而大大增强了李渔阐释戏曲理论的说服力。例如，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强调剧作家在创作剧本时运用方言要慎重，要知根究底弄清楚方言的真正含义。李渔联系自己的旅游经历说，早年读《四书》时，对《孟子》“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中的朱熹注“褐，贱者之服；宽博，宽大之衣”一句“心甚惑之”，不得其解。五十余年后，远游秦塞（陕西、甘肃一带地区），方知其特指西北之地土著居民的服饰，而非南方居民的服饰，朱熹是南方人，照搬方言注经，“但释字义，不求甚解”。对此，李渔不无感慨地说道：“太史公著书，必游名山大川，其斯之谓欤！”并且联想到戏曲中滥用方言的不良现象，痛下针砭说：“由是观之，《四书》之文犹不可尽法，况《西厢》之为词曲乎？”。【48】
三、沧桑历尽知废兴
李渔对旅游的意义和目的十分明确，这从李渔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其一，在传奇《慎鸾交》第二出中，李渔叙写了一段生角华秀送外角父亲元五公赴四川就任节度使之前的对白和曲文：
（生）爹妈既有远行，孩儿亦当远送，定要随到任所，才敢回来。（外）不消恁远，送到中途，就遣发你回来便了。（生）孩儿生长西秦，不曾览过中原胜概。就是良朋胜友，所交也不过数人，将来一行作吏，就无暇及此了。送过二亲之后，归途有便，要想把山川绝美之地，文物最胜之邦，都要游览一番，未知可否？（外）正该如此。莫说游览山川与亲贤访道，就是看些土俗民情，以为日后居官之地，也不为无益。你且听我道来：
【前腔换头】归程，泛楚江，渡越溪，随处皆名胜。更有那牛首嵯峨，鹿洞阴沉，鹫岭当游，虎阜堪登。但愿你于中得力，把名山作史，大川为镜。这便是典和型，沧桑历尽废和兴！
在这里，李渔借剧中父子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旅游的意义和目的的看法，即旅游不仅可以饱览山川名胜，而且可以“亲贤访道”、了解“土俗民情”；还可以“把名山作史，大川为镜”，增长社会历史知识；而所有这些都对人生“不为无益”。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李渔所谓“居官”是假，乃虚构剧情的需要使然，而丰富自己的阅历却是真。因为李渔在明清鼎革之初便毅然放弃了科举，决绝仕途，转而投入毕生精力从事文学创作。所以说，李渔认为通过旅游丰富自己的阅历，毫无疑问，是提高自己文学创作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在《默识名山胜概联》中，李渔借阐明旅游与对联创作的关系表达了自己对旅游的意义和目的的看法。李渔交友甚多，因此赠给友人的一般联占其对联总数的二分之一强；李渔游历甚广，所到之处常常题联志胜抒情，故此李渔的胜迹联占其对联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两个显著的特点完全吻合李渔的生活经历，映现了李渔独特的性格与情趣。在《默识名山胜概联》中，李渔说明了创作胜迹联乃是因为大自然“锦绣太繁”，触景生情，有感而作，其创作过程有着客观必然性。李渔明确了胜迹联是“志江山之胜”，创作的目的与作用是通过“镂板镌石”，使“千人共见”，从而使作者的姓名流传于世。从《默识名山胜概联》中，人们不难看出李渔“饥驱四方”，“托钵”而游，既“无拂石挥毫之暇”，又“为费不赀”。然而，他仍然创作不辍，热情不减，并且不满于“名高一世”的贵人垄断胜迹联的创作，认为自己是“稍闲词翰者”，所创作的胜迹联乃“葑菲之言”，渴望“使犬马姓名得借巨力以传”。换一个角度，从以上李渔对胜迹联的论述来看，李渔这种虽然生活处境艰难却不妄自菲薄的自信，渴望立言扬名传世，对文学艺术鍥而不舍的追求精神确实难能可贵。
众所周知，旅游一般是人指离开日常生活的住处，暂时到别处去一段期间观赏当地人情物理的行为，包含着空间的距离、停留的时间和观赏的对象。旅游作为人类生存的一个方式，可以追溯至古代，例如，官僚巡视、驿站道中、寺庙参拜、僧侶托钵，军旅戎马、搜异寻幽、猎奇探险、赏新览胜、江湖卖唱、调剂生活等等。由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自古以来，文学就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历代的骚人墨客，特别是优秀的文学家总是喜欢旅游，喜欢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他们或者游山玩水，或者仕宦谪迁，或者天涯沦落等，都因此远离故土浪游他乡而激发写作，致使他们的文学作品的审美文化意蕴十分深厚且别具风味，例如，文学名家屈原、柳宗元、李白、杜甫、苏轼等即是，李渔也概莫能外。然而，相比较而言，李渔的文学创作与旅游经历之关系又表现独特，明显与众不同。通常尽管每一个旅游者的情形千差万别，但是旅游的动机不外乎两大类：出于自愿或者身不由己。前者的动机是由于好奇、冒险或者览胜，后者的动机是由于职责在身，为了完成使命，或者是出于无可奈何。这两种旅游的生活经验，在感受态度上是迥然而异的。出于自愿的旅游带有期望、兴奋和满足的心情。例如，李白游览江西庐山时所作诗歌《望庐山瀑布二首》，以高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将飞流直泻的瀑布描写得雄伟奇丽、气象万千，反映了诗人热爱壮美山河的深情。而逼不得已的旅游，旷达者可能对结果感到踌躇满志，例如，柳宗元游览湖南永州西山时所作散文《始得西山宴游记》，通过赞美西山、藐视它山的象征性意象，表达了自己坚持革新立场，不与朝廷小人同流合污的人格志向。失意者往往发出对过去事物的哀叹多于对现实异地风光的赞赏，例如，张岱所作散文《西湖七月半》，真实生动地记叙了浙江杭州人七月十五日游览西湖的民俗，通过社会各阶层人物不同情态的刻画，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对明代生活的深深留恋和不与清朝新贵合作的思想感情。李渔则不同，其旅游的动机不是纯粹出于自愿或者身不由己，而是两者兼而有之，还要额外加上立言扬名传世的因素。如前所述，自愿和身不由己是李渔出于维持近五十口人大家庭生存运命的现实需要，有时甚至是迫于无奈或者乐得享受。这恐怕也正是李渔被时人讥为“打抽风”的客观原因吧！立言扬名传世则是李渔的人生理想与奋斗目标。自愿、身不由己和立言扬名传世都最终取决于李渔亦文亦商的特殊的人生道路与创作生涯。
立言是李渔的生活理想、文化追求以及自觉使命。中国古代自《左传》以来就延续着立德、立功、立言的文化传统，即后来儒家信奉的所谓“三不朽”，以及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传统文学理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气的文人墨客奋发有为。在李渔看来，自己主要创作被人视为“小道”、“末技”的小说、戏曲，因此没有“立德”可言；在明末科举考试中失利，又不愿意为清代新朝庭服务，因此也没有“立功”可言；惟有借创作文学作品“立言”才能展示自己的真正才华，并藉此抒发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满腔郁愤，同时名扬四方。李渔在《与太仓州守陈麓屏》一文中说：“老道翁立德、立功，为吾乡第一流人；弟虽不敏，亦窃附立言之义。虽云三不朽之相去初不甚远，然以世俗之见论之，则一在九天，一在重渊，不可同年而语矣。”在《赠施匪莪司城》一诗中，李渔又写道：“君早立功予立言，相期不朽追前贤”。当然，李渔知道，光有立言的迫切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创作出实实在在的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才能够使“言”立得住，站得稳，名声才能自然而然地传扬开来。正是出于立言的目的，李渔对小说、戏曲等的创作可谓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以期市民百姓了然于心、喜闻乐道。例如，李渔把创作戏曲当作执政者发号施令来看待，说：“予谓立言之人，与当权秉轴者无异，政令之出，关乎从违，断断可从，而后使民从之，稍背于此者，即在当违之列；凿凿能信，始可发令，措词又须言之极明，论之极畅，使人一目了然。”【49】李渔还说：“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小说为末技”。【50】由此可见李渔对创作小说、戏曲态度之认真、严谨，对立言传世之重视。
李渔立言传世旨在使自己立足于社会，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使自己名声流芳于世。明清易代以前，李渔对科举仕进是充满了希望的。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天，李渔赴省城杭州应乡试，落榜后作七律《榜后柬同时下第者》一首：“才亦犹人命不遭，词场还我旧诗豪。携琴野外投知己，走马街前让俊髦。酒少更宜赊痛饮，愤多姑缓读《离骚》。姓名千古刘贲在，比拟登科似觉高”，在诗中对明末科举考试舞弊不公愤懑难平，把自己比拟为唐朝因勇敢正直而落选的刘贲，发泄了满腔的牢骚，可见李渔对登科及第的热切心情。次年元旦，面对妻子祝愿自己早日登科，李渔又作词《凤凰台上忆吹箫·元日》一首：“昨夜今朝，只争时刻，便将老幼中分。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闺人，也添一岁，但神前祝我，早上青云。待花封心急，忘却生辰。听我持杯叹息，屈纤指，不觉眉颦。封侯事，且休提起，共醉斜曛”，慨叹自己年已三十而功名不就，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对“封侯事”深深眷恋。又过了一年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渔携带金华府同知瞿萱儒所赠稚虎一头回兰溪，一路上万民争观，全境欢动，四十五里的路程竟然走了三天三夜。李渔因稚虎获得殊荣而生感慨，作七言古诗《活虎行》纪胜抒情，叙写抱负。序曰：“噫！一虎之微，只以但见其死，未见其生，遂致倾动一国，宝若凤麟。使人而虎者，炳蔚其文，震作其声，而又不为人所习见之事，则一鸣惊人，使天下贵贱老幼，以及妇人女子，咸以得见幸，其得志称快又当何如？借物志感，作《活虎行》以自励”；诗曰：“……人以为荣我独羞，身不能奇假奇物。纵使凤凰栖我庭，麒麟驺虞产我宅，彼自瑞兮何与吾，丈夫成名当自立。人中有虎忌生翼，炳在文章威在德。扬声四海同其喧，扪舌能令天下寂。山川草木尽知己，妇人女子何足识。”李渔从乡人围观稚虎中受到莫大启迪，此时思想开始了转变，立志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从事一种新的职业，做“不为人所习见之事”，以便“一鸣惊人，使天下贵贱老幼，以及妇人女子，咸以得见幸”，从而“成名”，“扬声四海”，不辜负长辈们的厚望，光宗耀祖。而最易于达到这种扬名效果的事莫过于创作小说、戏曲。因为李渔知道，小说、戏曲通俗易懂，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观众，自己既可以藉此驰骋文才，显露不凡，一旦成功，又可以名利双收，养家糊口。明清易代之后，李渔便实践了自己的志向，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无怪乎后来王安节说：“此先生三十年前诗也。向于《龆龄集》中见之，乃今名满天下，妇人稚子莫不知有笠翁，非炳蔚文章所致欤！有志者事竟成，信然哉！”【51】此话实为确论。
总而言之，李渔对文学创作与旅游经历之关系有着高度自觉的认识，旅游对李渔的文学创作活动来说乃唇齿相依、血肉相联，是李渔文学创作活动的一个须臾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李渔倾其毕生的主要精力从事文学活动，而且百折不挠，矢志不渝，在客观上确实为明清时期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如果说作为审美文化一部分的文学是对人类生活方式与心态的记录的话，那么李渔创作的文学作品所记录的是他的生活方式与心态。旅游使李渔切入了社会生活、自然景物；反之，社会生活、自然景物也因此完全进入了李渔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文学创造的艺术视野。李渔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他对社会生活、自然景物的感受、关注、理解与认识，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体现了李渔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审美文化的取向和理想的不懈追求，展示了李渔独特的人生体验、性格情趣、处世态度与精神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渔所创作的与旅游相关的文学作品渗透了审美的地域文化因素，使我们领略到了清初不同地域的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透视到了李渔鲜明的人生志趣、文学思想与艺术个性。研究李渔的文学创作与旅游经历的关系，对人们全面认识与评价李渔及其文学创作业绩、开发当代旅游文化资源有着重要的审美文化意义。
注释：
【1】《明史·文苑三·本传》记为王世贞语。
【2】袁宏道：《江进之》，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15页。
【3】李渔：《笠翁一家言诗词集》，《李渔全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
【4】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5】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6】袁宗道：《论文》，《白苏斋类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7】袁宏道：《叙小修诗》，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8】袁中道：《解脱集序》，《珂雪斋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2页。
【9】袁宏道：《叙小修诗》，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10】李渔：《笠翁一家言诗词集》，《李渔全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11】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页。
【12】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
【13】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4】李渔：《窥词管见》，《李渔全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9页。
【15】李渔：《闲情偶寄·脱窠臼》，《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16】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7】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18】袁宏道：《洪琢庵师》，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81页。
【19】袁中道：《宋元诗序》，《珂雪斋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20】李渔：《笠翁一家言诗词集》，《李渔全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1】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2】袁宗道：《答同社》，《白苏斋类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23】袁中道：《石浦先生传》，《珂雪斋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11页。
【24】袁宏道：《答李子髯》，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25】袁宏道：《董思白》，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26】袁宏道：《听朱生说水浒传》，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27】袁宏道：《龚惟长先生》，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28】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9】李渔：《闲情偶寄·语求肖似》，《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30】李渔：《闲情偶寄·忌填塞》，《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31】李渔：《三国演义序》，《李渔全集》（第十八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41页。
【32】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33】袁中道：《白苏斋记》，《珂雪斋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页。
【34】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35】李渔：《笠翁一家言诗词集》，《李渔全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页。
【36】李渔：《复柯岸初掌科》，《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
【37】李渔：《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38】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39】李渔：《荔枝赋》，《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40】李渔：《与卫澹足直指》，《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
【41】单锦珩：《李渔交游考》，《李渔全集》（第十九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42】李渔：《两宴吴兴郡斋记》，《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43】李渔：《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李渔全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44】吴冠五《后断肠诗十首》眉批，《李渔全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45】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46】李渔：《梁冶湄明府西湖垂钓图赞》，《李渔全集》（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47】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48】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49】李渔：《闲情偶寄·别解务头》，《李渔全集》（第三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50】杜濬：《十二楼序》，《李渔全集》（第九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51】王安节《活虎行》眉批，《李渔全集》（第二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