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乡村问题研究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备受关注的“显学”，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学术机构从不同学科角度出发，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对乡村治理问题的现实关怀。考虑主题研究范围所限，本书不可能对相关所有理论成果进行详尽的论述，只能对涉及与本书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比如乡村治理研究、三农传播研究、乡村治理中的传播研究等进行简要总结和述评。
一、乡村治理研究
“对我国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进行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最早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是一些国外学者。”（27）如美国学者卜凯（John Buck）、库尔普（Daniel H.Kulp）、韩丁（William H.Hinton）、加拿大的伊莎贝尔·柯鲁克等人。与此同时，一些国内的政治力量和学术团体，或出于政治的需要，或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也开始关注乡村社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根据《民国时期总目录》的粗略统计，在1920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有关中国乡村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达250多种，涉及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28）
新中国成立后到80年代初，“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来。”（29）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逐步成为学术界热点，研究呈现多元化和精细化的特征，多学科领域介入并取得丰硕成果。
“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开始研究治理理论。90年代后期，提出乡村治理概念，尽管涌现了一些成果，但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完善、成熟的理论。乡村治理研究可分为国家政权与乡村治理、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农民与乡村治理研究三方面。近几年关于乡村治理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人合著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徐勇的《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和与徐增阳合著的《流动中的乡村治理》；王振耀的《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探索》；贺雪峰的《乡村治理与秩序——村治研究论文集》和《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项继权的《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房价泉村治研究》；彭勃的《乡村治理：国家介入与体制选择》（2002）。关于区域乡村治理模式研究主要有：秦晖的《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聚落与乡村治理：关中与广东之比较》；《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研究之二》和贺雪峰的《关中农村调查五题》、《关中农村调查随笔——兼与荆门农村的比较》等。（30）
乡村治理中存在哪些问题？首先是农民流动，绝大多数农民未经商品化的培养便直接投入现代化的浪潮，是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农民流动是联结外部输入与内部发展的重要媒介，但同时也存在着流动中的乡村治理的困境问题：有流动无发展——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有流动无突破——乡村结构的再复制；有流动无安宁——乡村秩序的失衡性。（31）其次是乡村治理主体——农村基层治理的危机（32），或者如有些学者分析的村庄权力合法性（33）受到质疑。中国现阶段基层治理与“现代公共治理”尚存在一定距离。“国家政权建设”并没有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基层政权产生，它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公共权威和村民的现代性关系。（34）
更多学者探索了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和模式。一方面需要变革，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在“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新的农村治理体制。（35）村庄作为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交汇场所，村庄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的变化导致农村权力结构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本身既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基层的发展，也是农村社会治理制度变迁的过程。（36）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动力源于农村社会内部力量。（37）农民组织、文化建设、老年人协会、公共品供给等诸多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文化和社会方面防止农村和农民的过度边缘化，改善和增加农民的福利待遇，优化公共政策。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核心就是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感受能力，使农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38）
就具体乡村治理模式而言，有人将中国农村分为北方农村、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对村治模式进行研讨，提出了宗族主导型、家庭联合主导型、原子型等三类村治模式。（39）还有人依据国家治权、乡村精英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提出四种乡村治理模式：专制——自治模式、独裁——剥夺模式、集权——政治运动模式和乡政——村治模式。乡村社会的秩序取决于国家治权的配置方式、乡村精英的权威基础以及农民的行动逻辑；乡村社会经济状况取决于国家治权的目标、乡村精英的品性和农民经济活动的自主性，（40）等等。
二、乡村传播研究
乡村传播研究包含哪些内容？有学者指出，乡村传播学以发展中国家乡村社会及其乡村社会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传播系统为研究对象，关注以信息为核心的乡村传播系统中受传者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个人和群体的权利的问题，借助对信息内容、信息传播渠道以及影响力的研究，解读信息时代中乡村社会的内在变迁机制、变迁趋势及其外在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乡村传播学研究处在起步阶段，就中国而言，主要的研究成果还集中在原有的农业推广机制的变革、大众媒介对农业科技政策传播的影响力、村落内部的舆论领袖的作用（包括农业经纪人、农村新的精英分子等）、农村合作组织的研究、村民大众媒介接触率研究，以及农民进城后的各种现状研究等等。（41）
乡村传播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何在？三农传播的现状主要表现为农村传播主体的传送者，大体上是一种精英主导下的灌输论者，农民接受外界信息能力整体偏低、接受信息严重不足；农村媒介系统依然是传统型的，使得农村信息交易成本高、信息流通迟缓、效率低下；落后的传统农村信息与来自城市的信息共存并激烈冲突着。相应的对策是改变传播者的传播观念和传播方式，尽快提高农民的媒介素养和文化素质；增加对农村，特别是农村各类媒介系统的投入；改善农村信息质量，让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成为农村信息的主流。（42）“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目前农村传播图景正发生着裂变，城乡之间依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传播容器。（43）在城市的强势话语霸权下，异质的乡土文化体系由于经济力量的不足而在事实上失去了正当的权益和表意的机会，他们成了被忽视、被歧视、被遗弃的一个“超级”群体。农村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与主流话语体系将其排斥到边缘地带无法分开。事实上，正是由于媒介在市场的裹胁下对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选择性放弃，助长了这三者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趋势。（44）
大众传播如何影响乡村社会？在农村，发展迅速同时又拥有高接触度的大众传播对于观念变迁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不如人际传播。人际传播对农村交往格局产生的影响更大。（45）广告对于农村受众在经济生活上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在经济生产上的影响力甚微；受众在接受与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的信息时，首选的媒介是纸质媒介；对于纯经济信息，受众的关注程度不如对政治性经济信息的关注程度高；受众对其满意程度也不够高等。（46）
如何通过传播的介入解决三农问题？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的干预应该有可能改变农民群体在传播体系中的边缘现状。（47）也有人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48）还有人强调了网络的重要性，大众传播媒介的使用对于中国农村居民的现代性有独立的预测作用，特别是上网相比其他的媒介使用能更好地预测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的现代性。这给“传播与人的现代化”命题增添了网络时代的新的注解，充分地说明了在我国农村大力推广和普及网络的重要意义。（49）
国外关于乡村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传播学领域，具体包括关于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社会发展的传播。关于乡村经济发展的传播方面，美国农业社会学家瑞安和格罗斯于1941—1942年间在对杂交玉米技术的传播进行调查中发现，接受该技术的人数与时间分布呈S曲线的趋势发展。罗杰斯1962年出版的第一版《创新的扩散》就是对拉美乡村经济发展的研究的成果；罗杰斯进一步研究S曲线的同时提出和完善创新扩散理论。罗杰斯认为，“扩散是创新经过一段时间，经由特定的渠道，在某一社会团体的成员传播的过程”（50）。创新扩散模式包含创新、传播渠道、时间、社会系统四个因素。在时间维度下，根据创新性将采纳者分为创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大多数、后期大多数、落后者五类人群，在社会系统下，包含社会系统范围、系统规范、系统结构等。
近年来，欧美学者对乡村传播的研究逐渐由乡村经济发展领域扩展到乡村社会发展领域，世界银行2002年出版的《缩减城乡传播的距离》一书注重乡村传播过程当中个人与社会代价的问题（51），英国学者Cees Leeuwis于2004年出版的《乡村创新的传播：对农业扩散的反思》一书，在考察了乡村传播研究中的创新扩散理论与行为学习理论后，直接将视野着眼于21世纪，研究乡村传播发展，包括食品安全、全球化、市场自由化、多功能农业、管理链和知识密集等方面。（52）这些研究表明，随着媒介转型历史时期的到来，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研究者在研究乡村时开始从“历史—当下”、“宏观—微观”双重视角分析乡村传播的社会环境。（53）
三、乡村治理中的传播研究
曾任美国白宫对外联络主任的戴维·格根曾说：“如果没有新闻界的合作，我们不可能渡过那么多难关。？？如不透过新闻媒体的过滤，让‘正确的故事’流出去，这个政府根本就无法治理。”（54）可见现代社会，治理与传播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大众传播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传媒具有监测社会、社会教育、娱乐休闲等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具有包括议程设置、舆论监督、政治沟通、政治参与、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等治理功能。（55）在风险社会中，传媒的治理机制有传媒吸纳、传媒评论和传媒动员三种，传媒吸纳就是通过媒介渠道，汇聚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共同对社会事务进行预解决的过程，具体包括观念吸纳、精英吸纳、组织吸纳等方式，传媒评论指传媒作为社会论坛，对社会事务、现象、问题进行真假是非判断，传媒动员则是传媒通过传播行动，对某一现象或社会事务形成社会共鸣、社会认同或整体归属感，从而具有舆论动员、促进社会行动的过程。（56）其中，网络媒体的发展促进了行政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公众参与的渠道，型塑了公共行政的理念，有利于产生新的政府治理形式（如服务行政、虚拟行政、大众行政）。（57）当代中国传媒参与商议民主之现实与未来的关键在于新闻记者的专业文化生成，如重视传媒的对立角色，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会能动性（即民间、知识分子与NGO的活跃）及传媒市场化的基本平台。（58）
大众传播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也存在“负功能”。有学者指出，大众传播在提高农民素质的同时，往往会对乡村治理起消极作用。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59）
除大众传媒外，主体间的相互沟通也是治理的重要方面。在中国这一政治系统内部正在经常地、大量地发生着政治主体之间的接触、谈判、交易、博弈等过程，这些形成农村基层政治中的政治沟通，并借此途径最终实现农村基层政治的现实功能与体制创新。（60）在传统乡村，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精英阶层在沟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实施社会教化，维持官民良性互动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到20世纪前期，现代传媒对乡村地区几乎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民间精英的城市化和劣质化，国家权力组织也未能有效地渗入基层，从而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困局。（61）在当今社会，国家农村政策传播过程中存在信息缺失现象，这是由于农村受众的“位移”，农村意见领袖的“缺位”，媒体功能的“缺席”以及政府的层次性等。（62）
我国乡村治理中传播形式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呢？新中国成立以来，在50年代以合作化运动为始的人民公社治理体系、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始的“乡政村治”治理体系等两次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政治传播的传播通道类型分为四种类型。A类是制度化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会议系统就可以归于这一类；B类是制度化非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文件系统可归于此类；C类是非制度化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基层干部对于农民的人际传播可归于此类；D类是非制度化非压力型的政治传播通道，大众传媒可归于此类。在合作化运动中，乡村社会的政治传播通道，主要是“会议—文件”系统，即制度化压力型的传播通道，当时的政治信息一般是通过“会议—文件”系统传达到各级党委政府，到达基层政府后，再由基层干部、工作队以及村中的积极分子通过群众大会和社员会议向群众宣传和动员。群众大会这一传播通道，本身可以产生一种压力氛围，给予了农民一种心理压力，可以促使受众对于传播信息的接收。而80年代以来的“乡政村治”建设中，乡村社会的政治传播通道多是非制度化非压力型的传播通道，传播效率较低，传播效果也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虽然从中央到基层干部的政治传播通道仍然是制度化的会议—文件系统，但对于农民的传播通道却主要是村干部对农民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媒介，这样的传播通道是非制度化的，弱指向性的，是非压力型的传播通道。（63）其中，文件政治是当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的新视角，文件政治研究方法是国家视角的回归，而国家在当代乡村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无可替代的，它有着天然的关注国家宏观政治的特点。文件政治角度研究乡村治理可以采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政治过程分析方法、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文本分析方法和符号象征方法。（64）
随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到来，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对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资源的治理角度，还应从信息化的视角对中国乡村治理作出新的探索。现阶段电子信息方式下的乡村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在对策的选择上应立足于我国乡村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信息社会的特性，树立以“治理”为核心、以“电子”为手段的思想，统筹规划，循序渐进，构建一个现代的、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治理架构，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65）
四、乡村人际传播研究
乡村纠纷和村民上访是乡村治理中需要面对的两类重要事件，这里涉及大量的乡村人际传播实践。
乡村中村民与村民之间常常发生纠纷，这时候传播是如何发生的呢？乡民们在纠纷中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去处理。所讲的理不是一种贯穿如一、相对清晰的单一之理，而是一个“嵌入”在社会、文化、国家之中的非常复杂的理性综合体。该综合体表现为众多方面，所以或依凭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在乡村纠纷中几乎每个人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因此从实质意义说，乡民纠纷行为的理性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究竟表现在哪个或哪些方面的问题，乡村纠纷中的冲突往往是纠纷双方的不同理性思路的冲突，时代与社会的巨大变迁更是加剧了这种倾向。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理性思路最终是以事理而不是法理的形式展开的，这种逻辑直接影响到乡民纠纷行为理性的内在要求与最终表达结果。这样便使得乡民们的公平正义观念呈现出了一种既朴素、又异样同时也复杂的景观。（66）
学者们关注更多的是村民与基层政权之间发生的人际传播。有学者指出，基层政权、精英和农民相互间的互动行为很有特色，比如自上而下的“擂”与“媒”，自下而上的“示弱”和“行蛮”。“青皮手”可以用来概括村干部在生活中的角色，在具体工作过程中他们运用了“跟从、借重、应对、平衡”等策略。（67）在日常生活中，村民们通过“闲话”与乡村精英开展博弈，乃至实施舆论监督。闲话作为一种话语，它具有转化能力，可以将日常生活事件转化为道德事件。正是遍布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闲话，将生活中发生的细小事件转化为一个个道德性的评审事件，让村庄成员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人，这使得闲话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同时，闲话还是一种面对面的沟通形式，正是通过闲话的沟通作用，村庄内部的成员才构成一种真正的熟人关系即道德性的共同体，该群体的团结凝聚需要闲话的动态存在。（68）
一旦与基层政府发生矛盾无法解决，一些农民通过上访达成目的。农民在上访中，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手段以保证上访的成功。例如，大打感情牌，向媒体或上级领导争取同情；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争取话语权；专逮乡镇干部的软肋，并诉诸公众；采取“吵”、“缠”、“闹”三字方针，等等。在“吵”、“缠”、“闹”的过程中，上访群众一般采取六个步骤：（1）炒作“上访”本身，以“要上访”相“威胁”；（2）小题大做，扩大事实真相；（3）扩大声势，引起轰动效应；（4）借助媒体曝光，形成舆论压力；（5）期盼上级下乡调查，打破地方信息壁垒；（6）越级上访，引起上级领导重视。对乡镇政府来说，也会采用各种策略予以应对。对于农民的一般上访往往采用“推”和“拖”的策略。对于农民的“闹访”和“缠访”，尤其是得到更高层次政府的批示后，县乡两级政府会高度重视，一般会采取各种“摆平术”，采用“禁、堵、劝、哄”等各种软硬兼施措施的策略。（69）
总结而言，当前透过传播视角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存在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此类研究总体偏少。学者们利用主流研究范式研究中国乡村治理的较多，使用传播视角研究的文章和论著较少。同时，研究中对当今农村的传播现状却缺少分析。历时态研究较多，对中国乡村治理中政治传播的历史发展做了一定的文献研究，缺少当今社会实地个案深入剖析。
二是关注较多的是“国家”对农民的控制性传播，忽略了治理过程中“社会”内部的精英对农民的传播关系。事实上，治理是一个互主体间的管理活动。（70）在治理理论中，并非只存在着一个唯一的管理主体，而是存在着多个管理主体。政府、公民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有效地参与对涉及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因此，治理不存在唯一的有效权力或权威。人类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较少地借助于国家权力机构，而是更多地运用社会自身的结构和力量。在乡村治理中，治理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精英，由于增加了精英这个变量，国家—社会的传播关系和治理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三是对“国家”与“社会”自上而下的控制性传播研究较多，“国家”与“精英”之间的传播研究较少，同时忽略了农民的回应，这些在乡村治理中都非常重要。事实上，治理意味着社会自主管理。在现代政治所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分化与互动的过程中，社会凭借二元结构所提供的制度空间在不断地积累力量，社会权力不断增长。社会权力的增长不仅可以对抗国家权力的僭越，更重要的是，还力图实现社会自主管理和自我实现发展。这就要求国家还权于社会，由过去的国家对社会的统治走向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国家与社会博弈的过程中，既有国家对社会的传播，也有社会对国家的传播，与治理双向互动性相一致，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双方的传播更多是“对话”，而不是“独白”，乡村治理的思维应当经历“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转移。
四是目前传播学对于乡村治理的理论观照，存在以大众传播、信息传送来窄化传播的意涵的缺陷。对传播的理解亟须打破工具性的狭义框架，在乡村治理中，传播绝非一个无足轻重的变量，传播是乡村干群关系与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基础。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对于理解传播的观念的重要区分，即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两种审视传播的观点。（71）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传播的“仪式观”，则并非指信息在空间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仰的表征。从仪式观的角度看，传播一词与“分享”、“参与”、“联合”（association）、“团体资格”（fellow ship）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社群”（community）与“沟通”（communication，即传播）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72）。在凯瑞看来，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化的符号过程（73）。传播的“仪式观”有助于我们看到，作为乡村治理的传播不仅是工具性的大众媒体使用与满足，同时更是农民进行对话交谈、意识累积、社群认同型塑的总体过程。进而言之，这也就可以避免对于乡村传播的含义的片面理解。笔者认为，从传播学视角看乡村治理，其学术和社会关怀的重心在于传播与乡村共同体关系，不仅涉及农民的地域认同、文化认同，也需要构建农民的政治认同。
第三节 理论与方法
一、理论框架：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路径
分析框架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是有关问题的解释模型。在已有关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包括村庄政治变迁的个案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运用较多的分析框架。自从人民公社以来，国家在乡村的主导性力量逐渐弱化，民主机制不断完善，学者对乡村的研究表现出更多的兴趣，使得乡村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显学”。中国的乡村治理模式也在国家退出过程中进行了很多探索，从早期的草根学者开始就关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74）我们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化上分析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这样可以有效地凸现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潜规则”。
用国家与社会关系二分法来理解中国乡村治理模式是合理的，因为它提供了分析中国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治互动的基本概念和途径。而且，从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来看，中国乡村一直在国家主导下运作，只是国家有“前台”和“后台”角色之分而已。因此，我们有必要依据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分法，探讨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发展与真实图景。很多历史事实也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只要愿意，国家权力就能够顺利地将其触角伸向任何它想到达的地方。因此，乡村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强度。（75）
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来看社会政治变迁是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传统。所谓公民社会、法团主义、权力与权利、官治与民治、政府与社会等概念，都可以从这一理论框架中延伸出来。在这一理论视野的关照下，学者们对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概念。比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萧凤霞（Helen F.Sui）的“细胞化社区”等。国内学者运用国家—社会框架研究乡村社会同样取得丰硕成果，比如徐勇（76）、于建嵘（77）、吴毅（78）、王铭铭（79）、张静（80）等人。
在国家—社会框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或纽带——乡村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黄宗智认为，将中国传统乡村基层中立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的公共空间称为“第三领域”，而正是依靠这些第三领域准官吏的帮助，正式的国家机构才能实现对全社会的控制。（81）他指出，中国传统农村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的三角结构，真正操纵村落事务的是乡绅、族长、村长之类的人物。（82）孙立平（83）认为，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是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结构因子，三者之间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之一，这种互动关系的演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本书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贯穿研究始终的是“国家—精英—农民”三者的传播关系，他们是如何通过传播实现联结、博弈，从而完成乡村治理的。这里的“精英”既包括体制内精英，也包括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包括村干部，体制外精英包括宗族精英、宗教精英、宗派势力、经济乡绅等，（84）还包括掌握文化、信息的一些人，比如乡村教师、村医、农技员等等。
二、本书框架与概念说明
当今中国，国家行政正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领域，传播成为其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手段。精英是国家和社会其他利益团体（宗族、宗教、经济、文化等）代理人的混合体，他们和国家在传播上既合作又竞争，争夺乡村治理的主导权。作为非国家的其他社会力量（宗教、宗族、经济、文化等）代理人的精英，为了取得合法传播权力，往往自觉充当国家所传播信息的解读人。精英面对农民开展传播担负着国家信息“把关人”和国家、农民联系“桥梁”的作用。国家对农民的主要传播渠道是“文件”和大众媒体，是单向传播、“弱传播”；精英对农民的传播渠道则主要是人际传播，是双向的“丰裕传播”，这是农民与国家逐渐“疏离”、精英主导乡村治理的根本原因。农民在传播上绝不是被动的，他们通过自我解读国家政策、“讲道理”乃至“上访”等形式，试图借助“国家”的力量与精英建立对等的传播关系，以期达到制衡精英扩张权力的行为。
根据上述概念和逻辑关系，笔者构建下述一个初步的研究结构。
概念是研究的基本单位，由于在学术界经常会出现对同一个概念有着不同的界说，为了明晰本研究的边界，特对本研究所用的几个概念作简要的说明。
1.传播（Communication）
“传播”、“交流”、“信息沟通”等词语在西方语境里都是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这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历来学者对它的定义很多，communication源自于拉丁语commnuis，原意是“共同”，也就是说“与他人建立共同的意识”。大英百科全书对它的定义是“若干人或者一群人相互交换消息的行为”。
本书中的传播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传播概念，它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个人之间的符号互动过程，“传播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85），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是社会形成、“社会延续的机制”（86）。社会不仅通过传播而继续存在，而且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
2.治理（governance）
治理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在英文中，治理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政治和管理活动。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含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它不再只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不再在英语世界使用，并且开始在欧洲各主要语言中流行。在治理概念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理论即治理理论。作为治理理论中的治理概念，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与政府统治概念相区别的基础之上。
“治理”指的是“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管理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87）。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布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给出了治理的较为权威性的定义，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诸多方式的综合，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是一种多中心的治理。在政治学理论看来，治理的目标在于善治，即国家与社会的良好合作关系。（88）
3.乡村治理
“乡村”这里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社区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或社会结构单位，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社会群体和组织建立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
乡村治理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治理理论在乡村研究领域的应用。事实上，乡村治理概念之所以被引入乡村研究，与治理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流行是分不开的。目前学界对于乡村治理还没有一个一致认同的基本概念，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角度对乡村治理进行了定义，在郭正林看来，所谓乡村治理，就是性质不同的各种组织，通过一定的制度机制，共同把乡级以下的公共事务管理好。（89）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乡村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传统和制度，包括选举政府首脑、监督政府工作和设置政府更迭的程序，也包括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以及居民对这些制度的服务状况。（90）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91）
本书的乡村治理是指国家（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精英（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农民三者相互影响、协调，通过对公共资源的配置和运作，以实现对村域社会的组织、管理和调控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