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博弈与反抗：“农民—精英”的传播反馈
乡村治理必然离不开乡村精英，农民与精英的互动关系则是农村治理中的主要议题。本书第四章已详细论述了乡村精英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并把乡村精英分为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在本节中，笔者主要从农民视角出发，透析农民与农村精英的互动关系、描述农民对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传播行为的响应、消解与反抗，并探究农民对精英进行传播反馈给乡村治理带来哪些影响。
普通农民与体制精英的区隔比较明显，在农民视野中，村干部是“干部”，是“拿国家工资但并没有贴近群众”的人，“村干部现在就搞搞卫生啊，迎接检查啊，他们忙他们自己的事，现在没得搞什么带领群众致富的事，群众都是自己外出打工。他们平时拿工资，拿多少钱，群众不晓得”，“其实，现在有没有干部都是一回事。现在的干部整天打牌，一个月也就开一两次会，在群众面前没什么威信”。在我国农村实践中，干群关系不冷不热一直是农村治理必须面临的尴尬环境。相比而言，普通农民与非体制精英的区隔就没有那么明显，甚至部分非体制精英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作为普通农民并且不希望自己被标签为精英，他们普遍对村里的公共事务缺乏积极性，只有当他们的利益与普通农民紧密结合在一起或发生利益对立时，他们才会凸显出自己的精英气质，充当意见领袖或者强有力的利益博弈方。
第四章谈到体制精英的权力和影响力主要来源于国家政权体系的授权，因此体制精英与农民的互动就主要在政治权力的行使过程中，通过政策的宣传、实施与反馈，建立传播与治理的路径；非体制精英的影响力则主要源自其在村庄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系，非体制精英与农民的互动则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况是他们的切身利益一致且与外部势力发生矛盾，另一种情况是他们之间发生利益的正面冲突，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因此处于两种完全相反的状态。
一、响应、消解与反抗：农民—体制精英的传播互动
在第四章中，笔者分析了乡村干群互动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而从农民视角看，农民与干部的关系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顺应附和型，“对于我来说，只要跟干部相处好就行，不要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村干部有时候还是能为村民做点事情的”。二、疏离沉默型，“有没有干部都无所谓，有100个，10个，还是1个，跟老百姓都没什么关系”，“现在干部和我们没什么来往，村合并后，更没见过了，有些百姓都不知道村干部长什么样”，“他说他的，我做我的，我不听从他，也不反对他”。三、干部霸权型，“干部对农民，那就像家长对孩子。孩子要是不听话，他就打孩子。只有孩子服气了，家长才给你东西吃。要是你不服气，就什么都不给你吃”，“他们跟我们身份不同，他们是国家干部，我们是农民。去找他也找不到，找到了也不理不睬”。基于这三种类型的关系，农民对于政府传播行为的态度及反应也就分为三种情况：当村干部的传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普通农民的利益趋向或者说村干部传播的政策或信息对农民有利，农民就会对体制精英的传播活动给予响应、配合并肯定体制精英的行为，合力促进相关国家政策在农村的顺利推进；当村干部的传播行为对农民利益并无帮助但也无直接冲突，农民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跟村干部形成妥协的传播关系，各自为主，互不干涉；当村干部的传播行为触及某个农民个体或者某些农民的切实利益时，他们会对村干部进行负面评价甚至采取实际行动反抗村干部，同时他们认为村干部占据着话语霸权，而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他们会借助村庄舆论、外界势力等力量进行传播的反馈。
1.对体制精英传播行为的响应
农民对村干部的反抗性记忆和反抗式解读让农民在村干部推行农村政策传播时往往持非顺应态度，但在部分政策的传播过程中，我们看到农民态度的转变——事实上，税费改革的落实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税费改革以前农村干群关系的紧张程度，而在一系列惠农政策进入乡村以后，农民出于对国家政策的认同以及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配合村组干部的行为，形成对体制精英传播行为的响应。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以下简称为新农合）为例，在这个政策推行过程中，村干部对农民参保行为的动员传播及其反馈就是农民对体制精英传播行为积极响应的表现。通过调查，农民反映他们参加“新农合”最主要的推动因素是农民接触到村干部的宣传并认为该政策符合自身的利益，其中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村干部对农民的主动宣传与传播，另一方面是政策本身符合农民实际利益，这两个要素是促成政策有效传播的关键条件。
其实，在新农合政策刚开始推行的过程中，农民对新农合不了解也不认可，大多数处于观望态度，这是村干部在传播每个国家政策时不可避免碰到的境遇。而对于小农意识较强的农民而言，对于不熟悉的政策做“风险投资”并不符合其逻辑习惯，因此，如何劝服农民或者部分农民转变观念、如何在农村保守的态度中推进创新的扩散，成为体制精英是否能得到农民响应的关键问题。
[案例18] J市新农合办公室Z主任
当新农合刚开始实施时，农民认为新农合和旧农合差不多，所以不太接受，当时可能有一些强制性的做法，先让他们交上钱，一年后，他们真的因此获利了，之后就慢慢接受了。在推行新农合这个政策时，村干部的确下了不少工夫，而且当时各镇各村也会有参合指标的，反正村干部就会一户户去宣传动员，有时候收不齐这个钱就把村里的钱先垫上。我们每年还会通过村干部向每户村民发一封信，叫“致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员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包括新农合政策的解答、本村上一年新农合的实施情况、报销情况等。总之，现在村民对这个合作医疗都很认可了，我们J市农民参合率达到百分之百。
[案例19] D镇Z村村民主任L
以前是旧的合作医疗，旧的合作医疗就要靠政府比较大的财政支出，当时政府压力比较大，就推行不下去，无法实行。所以新合作医疗一开始推行的时候，有些农民会排斥，老百姓他会想他们自己得不到好处，一开始是交20块钱，也有一些不交的，政府有时会采取强制性的行动，而且农民这个小农意识比较强，他们对新事物比较难接受，还有老人想，我有病我要参加，你们年轻人没有病就不用参加，也有这样想的。老百姓就是要得到好处才行，比如这个玉树地震捐款，村民都没人捐，只有我们村干部捐一些。其实合作医疗也是一样，比如你生病的时候，相当于别人帮你，家家都有病人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生病了，但有的村民就等自己真生病了才想参加合作医疗，这肯定不行嘛，不行他就闹，他说我们当时没有通知他参合。怎么可能呢？一开始推行合作医疗时有时候也不得不用一些强制手段，因为要达到上面布置的参合比例，而只靠给农村宣传又不行，他们意识不到这个政策的好处，所以先以强制手段强制他们参加以后，他们拿到实际的好处后就会自愿参加，也就会认可这个政策了。
从案例18和案例19可知，J市负责在农村推行新农合政策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村干部都主动承认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适度采取了强制性行动，按照上级规定的参合比例，强制农民参加新农合。Z村主任L谈道，“我们当时挨家挨户通知的，还让组长把组里不参合的人告诉我们，当时他们组组长就说他不参加，就是不参加”，村干部试图针对各个不参合的农民，一一攻破，但农民的立场很坚决，因此双方达成一致的方式就是村干部强制村民交钱参加或者村干部帮村民垫上钱，等待村民“回心转意”。L主任谈道，“先让他们交上钱，一年后，他们真的因此获利了，之后就慢慢接受了”，仅仅向农民讲解新农合的好处和性质并不能让农民主动“买单”，农民必须尝到实际的“甜头”，才能真正达成其行为的实施和态度的改变。
在农村的治理中，村干部促进国家政策的实施是干群互动、精英传播的主要体现，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体制精英除了需要进行大量宣传让农民形成对该政策的基本认知外，还要使得农民获得切身利益，用利益的驱动力促进农民转变态度、切实参与并形成持续的行为选择。
[案例20] W镇Y村村民：
2007年爸爸得了颈椎增生症，当时就有新农村合作医疗了，报销了11000多。一共花费34900元。到镇上，拿着费用单就可以了。当时是在扬州市苏北医院治疗的，当时是在那家医院查出这种病的，然后就直接做手术了。刚做完手术复查过，现在已经不用复查了。幸亏参加了这个合作医疗，报了不少钱，政府推行这个政策好啊，真能为老百姓办实事。
[案例21] D镇Q村村民
这个钱（新农合参合费）该花，说不定你会得什么病呢，农村生大病还是看不起啊，合作医疗可以报很多钱的。现在也不会有村民认为交的保险费就亏了，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大病，就当互相帮助了。即使是别人生大病受惠了，那我也不希望是我自己（生病）。
传播学者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一书中指出，扩散是一个创新技术通过一定的渠道随时间在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间的传播过程，新农合政策在我国农村的推行即可视为一个创新扩散过程。罗杰斯把个体创新采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获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使用阶段、确认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是指强化或撤回关于创新的决定，即在使用创新技术的基础上决定是否维持使用或者转而抛弃的阶段。在新农合政策推行过程中，村干部在获知阶段主要采用人际传播对村民进行信息传播，“挨家挨户上门讲这个政策”；而在说服和决策阶段，村干部选择用行政权力干涉农民的选择，迫使农民选择参与这项政策，在这个阶段，有些村干部工作方法不当就会跟农民之间产生矛盾，农民会认为“村干部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村干部肯定会在里面捞好处”；在使用阶段，部分农民遇到大病并通过新农合报销了医疗费用（如案例20），得到了利益偿还，再通过农村的人际传播影响，让更多村民了解到这一政策的风险投资和利益回报机制（见案例21），认同村干部推行此项政策的行为；在确认阶段达到认知和行为的统一，形成对体制精英传播行为的响应。
因此，农民对体制精英传播行为的响应是基于“传播行为符合农民利益”的前提条件，而后者究其根本就是体制精英传播的国家政策要让农民真正受惠，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国家制定三农政策就是从农民根本利益出发，按理应该都会受到农民的响应，为什么农民不接受甚至反对其中某些内容？从农民角度考量，绝大部分农民没有宏观性和整体性的思考维度，他们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现阶段的利益需求，由此，他们认为有些政策尤其是落实到基层的政策已经“变了味”，这些政策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利益。因此，国家在推行三农政策可更多地从立即见效的实际利益点切入，用利益的驱动力促使农民形成对该政策以及体制精英传播行为的响应。
2.对体制精英传播行为的消解
斯科特使用“公开的文本”作为便捷方式描述从属者与那些支配他们的人之间公开的互动。在J市推动全面小康建设的过程中，村组干部悉数出动上门宣传“全面建设小康知识”，发放程序化的宣传材料（如《致S村村民的一封信》），并且与村民进行“预演”，企图用“公开的文本”让农民实现统一“口径”的回答。
[案例22] 致S村村民的一封信
尊敬的村民：您好！
您知道吗？我们J市已经建成了全面小康。
那么，什么是全面小康？全面小康是指以全市为单位的小康，是绝大多数家庭的小康，而不是家家户户达小康、人人达小康。
对照江苏省规定的全面小康25项指标，J市总体上已经达到全面小康水平。下一步将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届时，人民生活会更加美好。今年年底我市将接受省全面小康验收，你家可能收到省全面小康验收组的电话民意调查，届时，请你配合，因为，只有60%以上接受电话访谈的居民认可小康，我市全面小康验收才算通过。电话访谈中有3条是必答题：
（1）提起小康社会，您是否认为J市已经达到小康生活标准？
（2）您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算不算小康？
（3）2009年，您全家人均年收入是多少？
如果您的家人接到省验收组电话访谈时，对必答题可作如下回答：
第1题，建议回答“是”，因为这一条是衡量群众满意率的直接依据，对照25项指标，届时J市已经全部达标。因此，全体J市人民应理直气壮地回答。
第2题，小康就是吃穿不愁、住房宽敞、出行方便、环境整洁、医疗便捷。与过去相比，我们J市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议如实回答。
第3题，对照小康指标，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不少于8000元，建议如实回答。
我们相信，具有强烈主人翁意识的S村村民一定能积极协助，配合完成验收任务。如果验收合格是全体J市人民的荣耀——也是您的荣耀。
此致
敬礼
S村党支部村委会
2009年8月19日
然而这一“公开的文本”不可能讲述权力关系的完整故事。原因在于：首先，“公开的文本”并不表现从属者真正的观念，它可能只是一种策略。“我们村有些硬件设施确实达到了小康的标准，但是，其他方面并没有达标，从心理上讲，我们也想要实事求是，材料里的并不是事实的情况”，“公开的文本”并不是农民真实想法的呈现，而只是村组干部为了迎接上级检查而实行的应急策略。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参与者会意识到“公开的文本”只是一种表演，其可靠性会大打折扣，S村村民感慨道：“小康？共产党吹牛皮！比如上面下来调查，干部其实已经提前安排好人了，不能说鬼话，要说好话，都前呼后拥的。”他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用以讽刺此公开化文本的虚假性：“S村牛皮大，户户有电话。S村牛皮大，庄前屋后都是硬质化。S村牛皮大，农村城市化。”最后，“公开的文本”的真正意义是成问题的，它表明在权力关系中，关键的角色是由伪装和监视扮演的。可以看出，“公开的文本”会因为支配者和从属者双方的利益而在错误表述上达到默契。而且，支配者与从属者之间的权力差距越大，这一权力行使得越专横，这种“公开的文本”就表现得越程式化和仪式化。换言之，权力的威胁性越大，伪装的面具就越厚。
事实上，虽然法律、村民自治等正式制度文本的嵌入为村民表达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是可能真正指导农民日常生活的是村落社会的日常规范，是隐藏在合法性背后的一套隐性逻辑，这种非正式的利益表达被斯科特（Scott）称为“隐藏的文本”（12）。普通村民的利益与价值正是通过这种“隐藏的文本”将个人利益合理化和公平化地表达出来，而这种日常逻辑中包含的理念价值与乡土知识是极具道德感召力和感染力的，即便是在博弈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乡村干部也不得不慎重对待，因为这种地方性知识一旦在村庄中引起共鸣，将对干部“公开文本”中的官方话语权威和权力手段形成巨大挑战。
应当说，碍于乡亲情面，普通村民很少在公开的正式场合（如村民大会）公开表明个人的政治态度和利益取向，而是委婉地、含沙射影地提出自己的主见或中意人，甚至多半的村民在公开选择中是保持沉默，只在私下里发发牢骚或在执行中借故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以谩骂的方式指桑骂槐来宣泄利益表达受阻的不公平。这种表达或者是愤慨的发泄，或者是揶揄、嘲讽。就本案例而言，S村村民内心对村干部的虚假行为存在较多讽刺与不满，但就实际行为而言，大部分村民对这一公开的文本最后实施的行为是一种妥协式的阅读：“如果上级下来检查，我们还是要按照他们说的那样回答，反正对我们也没什么损失，何必跟他们过不去呢？”在这个“公开的文本”中，角色扮演和权力关系是虚假的，事实和传播是伪造的，作为公开文本的配合者农民，他们选择明哲保身，“我会按照村干部的要求去做，否则人家是干部，想报复我们老百姓还不容易”，“我只想跟村干部和平相处，不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干部对农民，那就像家长对孩子。孩子要是不听话，他就打孩子”。他们不会激烈反对，也不会积极参与，只是“事情落在自己头上时，不要惹出麻烦”，这是一种传播的妥协，是农民对体制精英话语的消解式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