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银行的常规业务之外，“北四行”还涉足贸易、保险、信托、工业管理等行业，比较有名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就是金城银行创办，后来又联合中南、大陆、交通、国华五家银行一起投资经营的。黄奕住还兼任了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将其业务覆盖到了全国各主要省份以及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北四行”的联合经营无疑是一个创举，这不仅壮大了四家银行的资金运作实力，提高了其在中国银行界的地位，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银行业向前发展。因为这种联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正倾向于资本主义银行业的联合、集中经营模式。
说起“南三北四”，其实二者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毫无关系的。北京政府名义上属于北洋军阀，但是各派系之间明争暗斗，互相牵制，说是政治中心其实已经名不副实。但是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却是货真价实的，江浙财团的实力在全国来看也是最为雄厚的。这不，北方的银行家们明白过来之后纷纷把工作重心南移，汇合到上海来。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先是由浙江吴兴人钱新之担任，钱新之高升到北京总行做总经理之后，改由原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盛竹书担任。如此一来，交通银行和江浙财团很自然地融合到一起，况且交通银行的大股东们也多是江浙籍的富商。“北四行”的总行逐渐都转移到上海后，四行联合准备库拉拢从交通银行离职的钱新之担任主任，主持四行在上海的一切经营活动，从此“北四行”和江浙财团也拉上了关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早在1916年就是半独立状态，与北京总行联系不那么紧密，总负责人又是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张嘉璈，中国银行的情况和交通银行非常相似。
这样一来，为了共同的利益，“南三行”和“北四行”实际上已经结成了经济同盟。
春天里的金融大戏
中国近代银行业在20世纪早期，按照地区的分布，自然地形成了几个资本集团，包括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资本集团、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还有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华南资本集团等。
除了赫赫有名的官办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资金雄厚的“南三行”、“北四行”之外，中国大地尚有很多外商银行的在华分行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私人银行、军办银行等。在民族工商业短暂的春天里，各家银行竞相登场，在百年前的中国上演了一幕幕或张扬或低调的金融大戏。
先说华北集团，北洋政府定都在北京，这里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对于银行发行政府公债来说有先天的优势。很多大官僚、大军阀都住在京津地区，对于吸收大额存款也不成问题。这里不仅有两家国家银行的总部，还有“北四行”以及东莱银行和边业银行。
位于山东半岛南端的滨海城市青岛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在1897年被德国强行驻兵，“一战”后，德国兵败，这里又被日本侵占，所以青岛早期的金融业几乎被外国银行所垄断。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们在其他城市积极行动时，青岛本地银行家也开始在夹缝中求生存。1918年，青岛富商刘子山与成兰圃、吕月堂共同出资200万，创建了东莱银行。东莱银行在青岛可是大大有名，老一辈的当地人都知道这是青岛境内最早的华人银行。经理刘子山经营有方，东莱银行的存款额有几年比“北四行”的金城和大陆银行还要高出一截。
1928年，北方政局不稳，山东饱经战乱，青岛的投资环境恶化，东莱银行总行迁到了北方地区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天津，把青岛的银行改为分行。等到上海明确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之后，东莱银行又一次将总行迁到了上海，惨淡经营。新中国成立后，东莱银行被公私合营改组为青岛分行。
边业银行是西北筹边使徐树铮于1919年设立的，取“开边创业”之意，总行最早设在库伦，后迁到北京。军阀打仗内行，经营银行可就外行了，所以经营上一直不太理想。后来边业银行被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控制，重新打理后在天津开业。随着奉系军阀的实力大涨，银行经营也是水涨船高，日益兴旺。西安事变之后，边业银行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20年代，还涌现了一批很有特色的军办银行。最早的一家是1922年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在重庆开设的中和银行，主要负责筹备第二军的军饷。刘湘在重庆站稳脚跟之后，想方设法拉拢当地的富豪，以获取经济上的支持。他觉得开银行就是种下一棵“摇钱树”，开动印钞机就会财源滚滚来。可是当地老百姓不认同他的中和银行，刘湘只好军商合办，请了当地名人温友松出任经理。
最大的军办银行当属冯玉祥开办的西北银行。西北银行随着西北军的势力扩张，在鼎盛时期一度成为西北五省唯一的一家军办银行，资金也有1000万元之巨，几乎可以和国民政府的央行分庭抗礼了。不过军办银行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命运，资金实力与军队实力成正比，注定无法长久。
100年前，中国兴起中外合资办银行的热潮，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是第一家正式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合资银行。这家原本是法国和俄国合办的银行，资金付出上法国人居多，但是实权操纵在俄国政府手里，总部设在俄国的圣彼得堡，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以丰沃的中国为侵略目标的殖民地银行。沙皇政府派人到北京游说，引诱清政府拨出500万两白银投资，以中俄合办的名义经营银行。说是“中外合资”，实际的话语权还是沙俄说了算。
因为有清政府的加盟，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分行如雨后春笋一般，西北、东北、内地开得到处都是，是同时代的外商在华银行中拥有分支机构最多的一家。
在开展业务方面，华俄道胜银行不仅代收中国的各种税款，还可以铸造、发行货币，代收中国政府的公债利息等。后又凭借帝国主义的特权，向旧中国提供铁路贷款，在中国获得了暴利。俄国十月革命后，圣彼得堡的总行被苏联苏维埃政权没收，只好改巴黎分行为总行。1926年，因为巴黎总行投机外汇失败殃及中国的几家分行，发行的巨额纸币成为废纸，使无数中国人倾家荡产。
1918年秋，北洋政府因国库空虚，以全国的烟酒税作担保向美国借款1000万美元，但是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中日合资的中华汇业银行就出主意，说不如由中美两国一起出资办一家银行，多给美国优惠条件，肯定能吸引对方来华投资。果不其然，美国在经过一番考虑后就答应了这个建议，并以“增加中美之间国家贸易”为创立宗旨，呈请北京政府财政部核准开中华懋业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后迁往上海，在天津、汉口、济南、重庆等重要城市都设了分行。
中华懋业银行的中方发起人是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前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以及北京政府总理钱能训，美方代表也都是上层社会的头面人物。根据双方签订的章程规定，银行主要从事国外汇兑业务，此外经财政部特批可以发行钞票和兑换券。中华懋业银行开业之初可是非常的风光。当时的媒体大肆报道这家中美合资的大银行，说什么“查上海有外国银行，有中国银行，从无中外大资本家合组而成此大银行者，有之自懋业始”。
后来通过大通银行的关系，中华懋业银行获得一大笔风投资金，开始大量承做中美两国的进出口贸易信用保证业务。但是由于受汇丰银行这样的行业龙头压制，该银行的收益并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后来天津的那起中国近代最大的金融诈骗案直接给了它一个重创。天津瑞通洋行诈骗案是一起策划周密持续3年的特大骗局，主谋是天津和美国的两个商人。他们用皮包公司诈骗了高达600万美元的巨款，波及天津、上海、汉口三地的金融业、货栈业和进出口贸易业。中华懋业银行首当其冲，损失惨重。新中国成立后，该银行被中国人民银行接收，1956年，结束其全部业务。
1912年，新成立的北京政府为了筹集战争经费，打压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方各省势力，兴起向外国银行借款的念头。袁世凯召集了幕僚商讨过后，决定以“善后改革”为由，以国家盐税为担保，向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团借款，款项高达2500万英镑，名曰“善后大借款”。外商银行哪是这么好说话的，他们提出借钱可以，但是要附加很多苛刻的条件，谈判陷入僵局。
时任财政总长的熊希龄既想得到外国的经济援助，又不甘心出卖国家那么多权益，一时一筹莫展。这时法国的银行家钻了空子，故意向熊希龄透露各国银行的隐情，提议不如中法两国合作好了，你给我政策优惠，我为你提供资金，进而成立一家中法合资银行吸引外国资本，不但能解决中国政府的燃眉之急，还能收获长远的利益。熊希龄听了法国人描绘的蓝图很是动心，双方开始了相关的合作洽谈。后商定银行由双方共同筹组，定名为中法实业银行，依照法国法律在欧洲注册，再报北京政府批准，成为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家合资银行。
但是在第一任董事团的12名董事中，只有一位华人。可见中法实业银行俨然是披着“中法合资”外衣的法国独立银行。因为北京政府的参与，中法实业银行享受到了种种特权，银行刚成立，政府就特许了它的纸币发行权，初期业务开展很顺利，分支机构也很快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起来。但后来因经营不善，违规开展投机业务而停业。
在中国银行业短暂的黄金时期，华商银行蓬勃发展，与外商银行、钱庄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在华商银行的冲击下，外商银行的业务有所减少，发展放缓，二者从竞争关系逐渐发展为合作关系。在长期被外商银行占据的中国金融领域，华商银行获得了应有的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