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曾国藩一生信奉低调处世、正确认识自己。他出生于封建社会末期，那时的清王朝已经快走到了末路，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忍受着欺凌和残酷的剥削。在这样一个乱世的环境里，想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还是只能走科举考试的老路，这也是那个年代读书人实现人生飞跃的唯一途径--学而优则仕。每次考试发榜，总有一些落榜的考生愤愤难平，破口大骂，不是骂考官，就是骂考题，反正总有得骂。无非是自己如此优秀，竟然不入那些考官的法眼，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空有一脑袋的学问却是怀才不遇。这件事给曾国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曾国藩还常常想起这件事情，有一次在给他四弟的信中，他写到：“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能，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持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已，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不是曾国藩每次考试都能高中，他虽然满腹经纶，也一样有落榜的时候，但不同的是他很少心生怨言，更不会感叹怀才不遇。他知道，考试失败的原因在自己，是自己学识不足，还没有掌握应有的知识，并且深深地自责。为此，他一直鞭策自己不断地丰富学识，完善自己，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由此我们也看到，无论你的学识有多么高，都会遇到无法施展的时候，如果你因此心生抱怨，那就既浪费了你的才华，也会让别人看到你修养的缺乏而由此看轻你，那你无形中就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如果你选择积极改变，那么你会发现你很快就会抛弃怀才不遇的想法。
所以，当你也产生怀才不遇的想法的时候，学学曾国藩，学着从自身入手去改变让你憋闷的现状。可以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先客观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看是不是自己把自己高估了。同时，最好听听身边朋友、同事等对自己的评价，这样尽可能客观一些，也更有助于做出准确的判断。听完，无论朋友、同事对你的评价是高还是低，你都要虚心地接受。
2. 从自身入手，寻找不能施展能力的原因，是一时没有恰当的机会？是大环境的限制？还是人为的阻碍？如果是机会的问题，那在继续等待的同时，应该做好积极的准备；如果是大环境的缘故，那只好积极去适应，如果实在适应不了，可以考虑换个环境；如果是人为因素，那么就要诚恳地沟通，看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如果有就要想办法疏通。
3. 展示你的特长，有时候是你没有展示出来，而不是不让你展示。另外，还可以考虑拿出其他专长。有时“怀才不遇”是因为错了专长，如果你有第二专长，那么可以抓住机会展现出来，说不定会就此打开一条生路。
4. 营造更和谐的人际关系，不要成为别人躲避的对象，用你的才干协助其他的同事；但要记住，帮助别人切不可居功，否则会起到反作用。此外，谦虚客气，广结善缘，这将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助力！
5. 继续强化自己的才干，当时机成熟时，你的才干就会为你带来耀眼的光芒！
一日一心得
导致“怀才不遇”局面的原因有很多，而自身以外的因素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原因，比如：能力不够、没有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了但是没有好好努力、粗心大意、自视甚高等等。所以，千万不要有“怀才不遇”的想法，否则你就会忽略自身的不足，堵死了自我提升的机会。
耐其心才能解其烦
曾国藩语录：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一个人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的烦心事，也需要解决很多的烦心事，如果不能耐烦，那这些事情就会解决不好。尤其是在官场中，很多的事情简直是千头万绪，有的甚至是你非常反感的，但是却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有的人解决掉一件烦心事还可以，两件也还凑合，到了第三件准暴躁不已。有的人对付小麻烦可以，遇到大麻烦就束手无策了；有的人替别人解决麻烦事很应手，但是一旦遇到自己头上就傻眼。这样就有可能心浮气躁，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来，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身在官场，这样对自己是很不利的。
曾国藩以忍见长，隐忍成就了他的辉煌。他认为，为官之道，首在耐烦，也就是要忍别人所不能忍。有人曾经告诫曾国藩：“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觉得这句话非常正确。他说的耐烦，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要遇事冷静，不可急躁行事。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在曾国藩看来，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当然包括那些英雄们，大多数都是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耐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够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曾国藩还引用庄子的话“美成在久”，意思是“美名成功在于时间的积累”来教导身边的人。
他对大家说：骤然为人信服的人，他所得到的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因为一个人如果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但他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却由于花果的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靠时间积累出来的美名是最结实的，是最吸引人的，但是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耐烦的人是做不到的。
曾国藩的仕途正体现了这一点。他一生经历了官场内部的无数排挤、诽谤和攻击，顺利的时候少，不顺利的时候多。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他被京师的高官责骂；咸丰三年、四年，他在长沙挨骂；咸丰五年、六年他在江西被人责骂；加上来自清廷的种种猜疑和顾忌，来自官场同僚的攻击，再加上岳州之败、湖口之败、靖江之败……他的一生可谓坎坷。但就在这样的人生境遇里，他还是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忍”功。
湘军和太平军作战初期总是败多胜少，而且还要面对地方官员的不支持、同行的讥讽、粮饷自筹等问题，但是这还不算最坏的，曾国藩率兵从衡阳出发打到武汉，由于指挥不当导致湘军损失惨重，他也有过投水自杀，这更引得湖南军政各方的讥讽，甚至在长沙城被闭门不纳羞辱。后来打下武汉，算是喘口气，结果江西的战事很快又处于胶着状态，近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在江西、安徽一带发起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这期间，曾氏遭遇到了地方政府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等种种磨难，走投无路之下，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这一切的一切，曾国藩都忍过来了，他知道只有忍过这些，他才能站稳脚跟，才能有政治资本。
曾国藩认为，历来古之英雄豪杰最忌“难禁风浪”，因此他在官宦生涯中，随时提醒自己要有耐烦的功夫，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苏轼在他的著名文章《留侯传》中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之不足为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曾国藩晚年的时候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路时曾感慨地说：“天下绝对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大致上，出来为官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受到人们的称赞，而没有被某些人所诋毁的，或者只有人感恩，而没有人抱怨的。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须从‘耐烦’两个字上痛下工夫。”
做自己情绪的主人，你才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才不会逞匹夫之勇，使局面不可收拾。曾国藩修身养性主张一个静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只有耐下心来，才能保持头脑清醒，头脑清醒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有助于很好地解决掉烦事。
一日一心得
耐烦其实是讲求细节的功夫，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是细节决定成败，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个人做事，都不只要抓对方向、抓对大原则，更是要讲求细节；对于做事的细节不可轻视，才能维持水平与竞争力，注重细节，从细节入手都是需要耐烦功夫的。
敬畏之心，惜福之道
曾国藩语录：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
当一个人忘乎所以，或者得意忘形的时候，就该是倒霉的时候了。一个人在身处逆境时，存有敬畏之心，那是一种认真的态度，有利于抓住机会脱离逆境；当一个人身处顺境时，而且还不断攀升的时候，存有敬畏之心，一方面可以让这种“得意”更持久一些，另一方面体现的是一种处世的大智慧。
敬畏不是胆小，不是畏畏缩缩，也不是妄自菲薄，更不是缺乏自信、奴颜婢膝，而是踏踏实实，是对功名利禄的淡泊，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是对世人的尊敬，是对人生的明智体悟，是一种更接近客观世界的本性，也是对天命抱有的一种态度。
曾国藩就在浩渺的宇宙万物之间，觉察到了人类的渺小。他曾说过：“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其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夜晚好比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的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过如沧海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人的生命无比短暂，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的事。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广阔，而自己在大地上的位置却非常之小，那么遇到名利的事情，就会主动避让三分，恬淡处之。知道古往今来的著述无穷无尽，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薄，那么就不会再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夸，应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大的功业。”
这段话体现了曾国藩的敬畏之心。曾国藩一生都在谨慎、如履薄冰地为官、做人。曾国藩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其实，我们能从他的总结中看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有个幕僚叫李鸿裔，曾国藩很钟爱他，把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密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
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好来了客人，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闲来无事，便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所谓“三圣七贤”中的一个写的。这“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因为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进来。但是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李鸿裔看到诗文中有一段说：“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
李鸿裔年轻好盛，看到这里，觉得十分可笑，就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掷笔而去。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见到所题的文字，说了一声“这小子”，便让左右叫来李鸿裔，对他说：“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分，言行也不见得一致，我也是知道。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破它，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语言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都隐伏在里边了！”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此以后便深深地收敛锋芒，不敢再出言无状、行为放荡不羁了。
身处官场，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惧。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长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长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所以，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时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他还劝勉弟弟曾国荃也要有敬畏之心，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要多说一句话。人在官运极旺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但这也是最容易生出闲言碎语的时候，怨恨和诽谤也会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在极盛的时候要预先想到衰落之时，在百事平顺之际想到百事拂逆之时。老弟你以后如果回湘乡，切记要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发自肺腑的劝告，你一定要铭记在心。”他还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与兄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