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滁县地区农业生产获得空前大丰收，前王生产队的群众生活有了好转，不用外出讨饭了。社员们见地区的干部来到队上，便热情询问：“现在俺们的生活好了，老王怎么不来了？俺们挺想他呢！”地区的干部说：“王书记不是来了吗！”前王的社员说：“俺们问的不是地委的王书记，是前年腊月二十七来看俺们的省委王光宇书记，那时俺们大伙的心情不好，连碗水也没有给他端。”
1979年，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12488公斤公粮。
每年都向国家打报告要救济粮的安徽省肥西县，这一年却打报告要求扩建粮仓，他们有四分之一的粮食没处存放。
丰收以后，滁县地委在凤阳县召开了一次“不讲话的现场会”，全地区四级干部参加。与会者在小岗村和其他几个村愿看哪家就看哪家，愿找谁谈就找谁谈。结果可想而知，分歧统一了，争论平息了，犹豫者坚定了，大包干在滁县地区乃至整个安徽很快推广开了。
1979年12月1日，万里在安徽省军区第六次党代会上讲话时指出：“对包产到户到底应该怎么看，至少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用不着听见这四个字就头皮发麻。”“少数地方搞了包产到户，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12月25日，他在省第五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并说：“实践证明，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
1980年1月2日至11日，安徽省委召开了有********参加的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这次会议采取发扬民主、敞开思想、专题讨论、集思广益的方式进行，经过热烈争论取得一致认识，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有一个飞跃，为全省推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条件。
在这次会上，万里第一次听到小岗包干到户的事情。万里表示要到小岗看看。
陈庭元闻讯万里要来小岗，嘱咐小岗的干部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省委扩大工作会议后，万里到了小岗，社员们向他讲实行包干到户后由困难队变成了冒尖队的经过。万里听完社员们的介绍，指着县社的干部问小岗人：“他们给你们念‘紧箍咒’没有？”社员们说：“还要我们并起来哩！”万里对县社的干部说：“不要再念了，叫他们搞吧！”社员们听了又感激又快活，有的到家里拿来炒花生，对万里说：“万书记，你们吃吧！你们今年来，我们有了花生给你们吃，去年还没有哩！”
万里说：“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万里问小岗人：“这样干是否有把握？”
生产队干部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万里表示：“能干啊！地委批你干三年，我批你干五年。”
万里临走时，生产队长严俊昌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万里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作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万里要走了，有个社员端着一瓢葵花籽跑过来，连连往万里穿的大衣口袋里塞，有个社员将一张报纸包着的花生塞进他们坐的汽车里。
来安县群众开始实行责任制时，********王业美曾经给以坚决的支持。当时，有些人议论说，王业美要犯大错误倒大霉，群众知道了以后说：“如果王书记为俺们过好日子受处分，俺们就都到上边给他讲情去！”在选举县委领导人时，半塔区的一个代表说：“如果允许给一个人投两张票的话，我就代表农民兄弟在王业美名字底下画两个圈。”
凤阳县委一位前任书记讲了他的一些感受：“****”时，凤阳县考城大队的农民到山上采石头搞副业，县委根据当时的政策，派工作组去考城大队搞“路线教育”，斗了“暴发户”，批了采石头的。那时候，在群众心目中，县里的干部到生产队去是专门找岔子的。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以后，他遇到一个那时被当作“暴发户”批斗过的农民，自觉有些尴尬。可是，那位农民却亲切地把他拉到家里，一边述说联产责任制如何如何好，一边端出咸肉和烧酒请他吃。那农民见他不动手，便说：“你要再不吃，我就是个‘驴’！”这位前任********说，到生产队，过去是干部请吃饭，现在是社员请吃饭。要是社员请，你不吃还不行哩！他们会认为你瞧不起人，不与他们共欢乐。他感慨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的错误，不只是解放了群众，也挽救了干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中央文件开的口子慢慢变大，更由于地方官员们明里暗里的支持，除了安徽、四川之外，在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南、广东的一些地方，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实践。在贵州，1979年底已经有10%的生产队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省委派员去纠偏，结果被纠偏的队减了产，没有纠偏的队增了产，省委于是下决心大范围搞包产到户。可省里有的领导害怕超出了中央文件的规定，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说：“既然中央派你在贵州做领导，就要敢于从贵州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出决定，要结合贵州实际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不然，什么都等中央文件说了才办，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啥！那不如找一个识字的中学生，在贵阳市大十字街口摆张桌子，天天念中央文件就行了。”到1980年底，贵州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经接近80%。
1979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给中央写报告，请中央同意自治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但没有得到批准。
周惠就变通了一下，把“借地”改成借给农民“口粮田”。这是与安徽同步在内蒙古农村农民自发进行的变相包产到户，把集体的土地以口粮田的形式转包给农民耕种。后来胡耀邦称周惠是“中国最先搞包产到户的三个********之一”。
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问副总理李先念：“中央对这种模式是不是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了一会儿，回答说：“如果是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但不要提包产到户。”
在广东的湛江、惠州等地，包产到户在1979年就出现了，到了1980年秋天，已经有10%的生产队分了地。省委派工作组下去纠偏，可越纠越多。省农委主任杜瑞芝很快意识到，纠不过来不如顺着办，********习****表态坚决支持。偷着包就变成了明着包，到了年底，全省已经有40%的大田实行了包产到户。
1979年3月中旬，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有七个省代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发生了激烈争论。
《人民日报》3月15日头版头条刊登了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并加了编者按，其中强调“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要求“坚决纠正”已经出现的“错误做法”。这封“读者来信”又引起不小的震动。
安徽省有人为此请示万里。万里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一广播，有的地方就动摇了。正确不正确，你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不看群众，不看实际？”“作为报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他强调春耕大忙已经开始，政策决不能变来变去，看准了就定下来，就干，秋后再总结经验教训。
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读者来信”：《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编者也写了按语：“本报3月15日发表张浩同志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语，目的是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分队现象和影响春耕生产的不正确做法加以制止。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这封“读者来信”还提出：“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形式和办法，不要再轻易变动。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对夺取今年丰收有重要意义。”
1979年国庆节前夕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根据试行中各地反映的意见，对1978年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正式公布。其中有两处关系特别重大：一是重申坚决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提出“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二是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