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没有受到西方直接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比较文学也开始萌生。从起源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并非直接来自于西方，而是在中外文化冲撞与交流的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基于中外文学对话与中国文学革新的内在需求而发生的。
尽管有人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
然而19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
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首先就是因为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并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
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文化对话”对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来说，常常不可回避。这种“对话”（抑或“争吵”）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战争、宗教等途径和方式进行着。
历史上汉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过多次的“对话”或“争吵”，而相对而言，作为“文化对话”之组成部分的“文学对话”，则往往并不是文化“对话”的必需方式。“文化对话”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但有了“文化对话”未必一定就能够进行“文学对话”。
“文学对话”需要更具体和更复杂的话语平台，即“对话”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异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而恰恰是这种能力的缺乏，使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学对话”。试看在漫长的古代汉文学史上，有几个文学家掌握了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除了宗教信仰的动力促使一些人学习并掌握了梵语等印度语言外，似乎没有一个诗人、作家和文学研究家有足够的动力和条件，为着纯文学的目的来学习一门外语。如此，“文学对话”从何谈起呢？“比较文学”缘何成立呢？
到了晚清时期这种情形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晚年更哀叹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许慎《说文解字》释“比”字为“反从为比”。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从”（不同），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可能。于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苏曼殊、侠人、黄人、徐念慈、周桂笙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
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文学比较”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这一点与欧洲比较文学也有明显的不同。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
中西比较文学发生学上的这种不同，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与西方比较文学之间所具有的更深刻的差异，也体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又一根本特征。这一深刻差异在于：欧洲比较文学是在欧洲文学、乃至西方文学这一特定的区域文学内部进行的，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比较文学；而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上发生的，而且一开始就跨越了东西方文学，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
诚然，欧洲人靠着新大陆的发现、奴隶贸易、资本的输出和殖民地的建立，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比中国人更早具备了世界视野，但从文学上看，当比较文学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作为一门学科产生的时候，其基本宗旨是清理和研究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梵·第根在其《比较文学论》中将法国的比较文学实践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的时候，视野仍然囿于欧洲文学之内，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学科界定为文学关系史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只有在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才能进行；超出欧洲之外，则当时文学交流与传播的事实的链条尚未形成，至多正在形成中，还不能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
而且，以当时法国人及欧洲各国比较学者的语言装备来看，通晓欧洲之外的语言、并具备文学研究能力的学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而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欧洲文学之外，对他们来说即使有心，也是无力。以“欧洲文化中心论”为思想基础的西方比较文学，也难以成为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比较文学。到了1950年代崛起的美国学派那里，虽然由于非欧美血统的学者的加入而使美国学派具有了更多的世界性因素，但由于美国文学历史尚浅，与外国文学的渊源关系的清理和研究并非美国学派的急务和专擅，美国学派对各国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在理论上不提倡，不重视，在研究实践上成果也不多。因而，与其说美国学派比法国学派具有了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不如说美国学派开拓了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空间。法国学派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的地理的视野，美国学派则注重一种学术思维的多维空间。美国学派的贡献在这里，局限也在这里。
将中国比较文学与西方比较文学起源时期加以比较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当初在法国及欧洲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纯学术现象，一种“学院现象”。而20世纪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就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而发生的，毋宁说真正意义上比较文学学术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才得以形成。中国比较文学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人文现象，它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中，标志着中国文学开始尝试与外国文学进行平等的对话。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比较文学在中国兴起的重大意义与价值。
二
中国比较文学在20世纪头二十年的发轫后，作为一种学科开始孕育成长，其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进程。
1920到1940年代的三十年间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胡适、郑振铎的言论为代表，比较意识进一步提高，世界文学观念更为强化；以实证研究为主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在中外文学关系、特别是中印文学关系领域开始起步，从而由“比较文学评论”上升为“比较文学研究”；在中西文学研究领域的“平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中西近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也有所收获；随着翻译文学的繁荣，翻译文学的理论论争与学术探讨十分繁荣，成为此时期中国比较文学中较为活跃的部门。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的三十年间，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渐使中国再次处于与主流世界封闭隔绝的状态，而倡导世界意识和开放精神的比较文学，就显得不合时宜。从整个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看，这三十年显得格外寂然和萧条，研究者不敢不能公开倡导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上没有作为，教学上完全停顿，学科理论上没有声音，学术成果也稀疏寥寥，不成规模。除了翻译文学的评论与研究小有声势外，其他方面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整个学术研究中几乎没有自己的地位。虽然极少数学者的文章现在看来属于比较文学研究，但相当一部分部分文章从选题到观点结论都带上了服务于时代与政治的明显印记。与此同时，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的影响下，比较文学得以率先崛起。
1970年代末，大陆地区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确立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工作的改革开放政策，此后国家的政治环境逐步有所改善，经济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教育、文化、科技和学术事业也开始复苏，并渐渐步入正轨。大陆学界被压抑了多年的学术热情和创造力，像井喷一样迸发出来。在港台地区及外国比较文学的影响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最具开放性、先锋性的学科之一，得到了迅猛发展。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随之进入了繁荣时期。此时期繁荣的起点是钱钟书的《管锥编》的出版。随后，学科意识的强化、学术组织的形成、学科体制的确立、学术队伍的壮大、学科理论问题的讨论与争鸣、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及比较文学课程化，都成为此时期比较文学繁荣的保障与崛起的表征。
纵观20世纪一百年间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演进历程，可以看出百年学术史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
二十年（1898—1919）发生
三十年（1920—1949）发展
三十年（1950—1979）滞缓
二十年（1980—2000）繁荣
这个结构的形体就像是一个“酒葫芦”：发生期的二十年是葫芦尖，发展期的三十年是葫芦上半部分的“小肚子”，滞缓期三十年是小肚子下面的葫芦细腰，最后二十年的繁荣期是葫芦的下部的“大肚子”，也是容积最大的部分。这种酒葫芦状的史态描述，可以反映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形。前三个阶段共八十年，是最后二十年崛起与繁荣的漫长的前奏；最后二十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与繁荣，才是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学术史的重心之所在。
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如此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不仅契合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也契合了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思想解放的需要。当西方的比较文学由于研究资源逐渐减少，已从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逐渐淡出的时候，当欧美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训练的限制还很难深入进行跨东西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正是欧美比较文学最近发展不够迅速的原因——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却取得了高度的繁荣。
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中国学者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欧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学者的外国语言文化和学术修养，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特别是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沟通与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学术优势。这一切，都自然地、历史地决定了世界比较文学学术文化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到中国。可以说，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称第三个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展开。如果说，欧洲比较文学代表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和繁荣的第一阶段，美国比较文学代表了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二阶段，那么，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则明显地转移到了中国。中国比较文学显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代表。
我们说中国比较文学是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代表，绝对无意贬低其它国家的比较文学及其成就。我们也知道，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国家虽然有一些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本身提出过质疑，但毕竟更有大批学者长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而且推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比较文学在欧美学术界仍然是一门不可忽视的学科领域；我们也知道，在亚洲，我们的东邻日本早在1890年就有坪内逍遥博士讲授“比照文学”，而且今天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比较文学”这个汉字词组本身就是由日本人创制的，日本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发展和推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