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的三十年间，中国再次处于与主流世界封闭隔绝的状态，而倡导世界意识和开放精神的比较文学，就显得不合时宜，而处于沉寂、滞缓状态。从整个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看，这三十年显得格外寂然和萧条，研究者不敢不能公开倡导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上没有作为，教学上完全停顿，学科理论上没有声音，学术成果也稀疏寥寥，不成规模。除了翻译文学的评论与研究小有声势外，其他方面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整个学术研究中几乎没有自己的地位。虽然极少数学者的文章现在看来属于比较文学研究，但相当一部分文章从选题到观点结论都带上了服务于时代与政治的明显印记。与此同时，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台湾和香港地区，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的影响下，比较文学率先崛起。
（第一节）沉寂期的形成及其原因
一、沉寂期形成的内因和外因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三十年的沉寂，有着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原因。
先看内部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头一个五年计划中，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恢复和起步，但人民的精力贯注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学术研究一时难以彰显。特别是作为纯学术的比较文学难被充分重视，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学术研究基地的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处在大学国有化的改造与调整中，缺乏学术研究的稳定环境，到1954年，各大学的合并和院系调整才算基本完成。1950年，国家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含社会科学）组建成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但好景不长，从50年代前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终于演变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许多知识分子在那场运动中或被审查批判，噤若寒蝉，或被打成“右派”，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起码条件乃至人身自由。有学术研究条件的学者，也碍于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文学的跨文化的涉外研究，稍有不慎，即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相牵连，不敢问津。
而且，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纯学术的研究，也因难以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而显得无足轻重。由于种种的原因，1920—40年代那些有过比较文学研究经验的学者，在这一时期大都疏离了比较文学。例如，像梁宗岱那样富于才情、在比较文学方面深有潜力的学者，却在40年代后期回故乡子承父业研究中草药，1956年复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后，在比较文学及学术研究方面却没有什么作为；像茅盾、郑振铎那样的中国比较文学开创者，均走向政坛，忙于行政事务，无暇过多顾及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纯学术研究；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则将主要精力投注于“以诗证史”的中国历史研究，却未能利用他的中西兼通的优势进行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时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的朱光潜先生，为了赶得上时代步伐，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学术，以主要精力投入1950年代的美学大辩论，后又贯注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与翻译，而没有在40年代《诗论》的基础上将他擅长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进一步展开。
1946年写出《文学论》那样的高水平的比较文学论著的李广田先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在这种大环境下，此时期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是克服了种种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取得的。例如，1950年代年富力强的季羡林先生在1957年之前难得的相对宽松的岁月里，出版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也是这一时期难得的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著，接着他就被送进“牛棚”，无法继续研究；稍稍“幸运”的是钱钟书先生，他因在50年代受命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而得到了一般学者没有的优越待遇与工作条件，使其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得以读洋文，看古书，并写出了几篇精彩的比较文学论文。但即便如此，钱先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也曾被批斗，下“干校”劳动而未能写一篇文章，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偷空写作《管锥编》。
再看外部条件。1950年代后，国际比较文学的中心由欧洲移向北美。而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由于美国的反共扶蒋（介石），由于美国入侵朝鲜和中国的抗美援朝，由于中国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两国处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敌对状态，没有正常交流和交往的条件。当时比较文学“美国学派”提出的理论主张，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活跃状况，我国没有、也不可能有所介绍。在国际上，1950年代中国是自觉而积极地向前苏联学习的，在学术上也紧跟前苏联。我国当时对比较文学的冷漠，与前苏联的影响自然颇有关联。前苏联的比较文学状况如何呢？前苏联是较早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国家之一。早在1833年就出现了雅基莫夫的《论罗蒙诺索夫时期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特点》那样的比较文学性质的著作。批评家别林斯基在1841年写的《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一文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思想。
1869年，俄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维谢洛夫斯基在彼得堡大学开设“总体文学”的课程，带动了俄国以总体和联系的观点对欧洲文学及欧洲和亚洲文学的研究。19世纪末，俄国的文学及文艺学研究中形成了“历史比较学派”，并在20世纪头30年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法国学派之外独树一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俄国的比较文学对中国比较文学不可能产生明显的共时性的影响。而到了19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当中国学术界有条件接受前苏联影响的时候，前苏联却否定了比较文学。从1946—1948年，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就文艺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强调要肃清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比较文学则被视为“与世界主义的反动思想体系有着密切联系的反动流派”而遭到否定，并组织了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著作的讨论和批判，认为他“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向西方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后来，这些否定比较文学的言论也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中国，如1959年《学术译丛》第12期上，刊登了石军编写的《苏联学者讨论比较文学研究问题》，正面介绍了前苏联学术界对比较文学的否定与批判。直到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清除个人迷信和文艺界的“解冻”，比较文学才有所复苏，但那时中国国内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革命”已经发展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那种情况下，前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那时虽正在复苏，但作为非主流学术，也难以直接影响到中国。进入60年代，前苏联的比较文学研究由复苏而获得初步发展。
1960年，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召开了题为“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学术讨论会，强调前苏联的“历史比较研究法”的正确性，对西方的“比较主义”的方法提出批评，使前苏联比较文学的特色再次突显出来。对前苏联比较文学界的这些情况，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也有所反应，如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4辑）便译介了前苏联的一组比较文学文章，包括日尔蒙斯基（1896—1971）的《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康拉德（1891—1970）的《现代比较文艺学问题》及前苏联比较文学后起之秀聂乌波科耶娃的《有关研究各民族文学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一些问题》、萨马林的《外国比较文艺学现状》、古德济的《革命前俄国学术界文学的比较研究》等。然而，这种介绍毕竟是个别的、暂时的，而正是在60年代后，中苏关系进入了敌对时期，前苏联的东西都被视为“修正主义”而遭到排斥，与前苏联的一切交流也很快停止了，前苏联比较文学的学术信息也不可能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特别是在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反帝反修”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极端的闭关自守主义和文化专断，既切断了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也切断了与共产党国家苏联的联系，几乎所有的有价值的外来文化信息的渠道都被堵塞了，世界比较文学学术状况如何，当然无从得知。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比较文学进入了萧条、滞缓和沉潜期。像比较文学这样的纯学术的研究，必须有大学及专门的学术机构作为体制上的依托，才能有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空间与平台。20世纪30—40年代，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曾有过比较文学课程建制，而此时期比较文学在高等院校则没有任何位置可言。不光大学中没有比较文学方面的课程建制，研究院所也没有比较文学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可以说，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方面，这30年中不但没有进展，反而有所后退。学术界及有关研究者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则近乎零，只有极少数学者（如范存忠）在有关论文中表现出了明确而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而绝大多数学者即使也写作比较文学的文章，在学科意识上却偏向于依托其他相关学科，如中国文学史、鲁迅研究、翻译研究等。学科本体意识的缺乏和淡漠，使得这一时期本来就不丰富的比较文学成果，总体上依附于其他学科。有的研究者明明做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当然不只是比较文学研究），却一直不认为或不承认自己是在搞比较文学。这些与同时期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比较文学的繁荣状况形成强烈反差。
二、沉潜期的特征
沉潜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萧条和滞缓，明显地表现在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据《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的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有关比较文学方面的文章仅有一百四十余篇，1966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比较文学的文章则是一片空白。徐扬尚在《中国比较文学源流》一书中谈到这些文章时说：“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都毫无可读性：或作应景文章，或互相抄袭。”此话讲得虽过于严厉和绝对，因为作者的写作态度一般还都是严肃认真的，但用今天的学术水准来看，这些文章的确大都流于表面化，研究深度不够，算不上是严格的“论文”，而只是通俗的学术性文章。除季羡林、戈宝权、朱维之、范存忠等人的有关文章外，大多数篇什在今天已失去了学术生命力。研究深度的缺乏，还表现在成系统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除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本论文集单篇论文中显出一定的系统性，具有学术专著的品位之外，严格意义上的、系统的比较文学方面的学术专著付之阙如。
研究的对象领域也较为单一。三十年间文章的论题均集中于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方面。而在选题上显然是受着政治与时代环境的严重制约的。这主要表现在，与俄苏文学的关系研究最受重视。特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中外文学的交流史研究中，中国与俄苏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又占大多数。这显然是以50年代中苏友好关系、中国向前苏联“老大哥”学习为基本背景的。
自然，涉及的那些俄苏作家也大都是列宁等前苏联领导人及前苏联的文学史著作肯定的那些作家。除了与俄苏文学关系的研究之外，涉及的其他西方国家作家作品，大都集中于莎士比亚、易卜生、裴多菲、拜伦那样的受马克思、恩格斯赞赏的作家或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而为马恩列斯所不喜欢的或否定的作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者们显然不敢涉及。如五四时期至30年代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的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等对五四文学的重要影响等，研究者们则完全回避。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以鲁迅与外国文学之关系为对象的又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主要是由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所决定的，也与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定位密切相关。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这些文章，均以呈现和描述史实为主，属于实证性的传播研究。因而这类研究一般并不包含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研究者显然把这些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史、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来看待的。
从研究对象上看，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较为活跃。这是此时期比较文学的一个亮点。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是与1950年代的文学翻译的繁荣状况相适应的。翻译家和理论家们对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包括翻译的原则标准、翻译批评的方法、翻译文学的风格问题、翻译文学史的研究等，展开了探讨和争鸣，而且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初步构想。这些都在1920—40年代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但是，毋庸讳言，此时期人们还没有把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研究这样的跨文化、跨语言的文学研究，自觉地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将翻译文学及文学翻译纳入比较文学的视域内，已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研究上受到极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是此时期比较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除了少数文章外，大多数文章概莫能外。这些文章自觉地以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思想，这本身并没有错，但人们常常不免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列主义，把马恩列斯毛的个别语句当作理论依据和评判标准，不是将学术研究的目的定位为探索未知、寻求真理，而是用学术手段来一再反复证实马列主义的绝对真理和普遍有效性，使学术研究成为马列主义的简单的注脚。特别是从“政治第一”的标准出发，对文学史和学术史上“政治先进”的人，受到革命导师表扬和赞赏的人，予以无节制地拔高；对非共产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给以苛刻的、有失公正的、甚至完全否定的评价，从而丧失了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也使得许多文章成为时局与政治的点缀，在今天看来已不再有什么学术上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