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申非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期刊中，发表《〈平家物语〉与中国文学》、《〈雨月物语〉与〈剪灯新话〉》（均1985年）等文章，吉林大学赵乐甡（1924—）在中日比较诗学方面发表了若干有分量的论文，如《日本中世和歌理论与我国儒、道、佛》（《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和歌理论的形成和我国诗学》（《日本文学》1987年第3期）等。后来，这些论文被编入了赵乐甡主编的论文集《中日文学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福祥（1934—）编著的《日本汉诗与中国历史人物典故》，以中国历史人物为切入点，选出含有中国历史人物典故的汉诗四百七十六首，并对诗人生平略作简介，既是一部独特的日本汉诗选集，也是一部有特色的中日比较文学的专著，在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五六种日本汉诗选集中，独具特色。武汉大学历史系的覃启勋（1950—）专著《〈史记〉与日本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以十六万字的篇幅，全面梳理了《史记》在日的传播与影响的历史，包括《史记》何时传入日本，何时盛传于日本，《史记》传入日本的种种原因，《史记》对日本政治、日本教育、日本史学、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及日本学术界对《史记》研究的成就及特点等，都做了细致的分析论述。
虽然该书印制粗陋，但学术价值不低，填补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处空白。吉林大学于长敏（1951—）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漫笔》（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收集了作者二十多篇有关的文章和随笔，这些文章分为“中西文化篇”、“中日文化篇”和“中日文学篇”三组，其中“中日文学篇”中的《几组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较有新意。后来，作者将这个课题做了深入研究，写成了《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该书分神话和民间故事两编。在第一编中，作者分析了中国的盘古神话、伏羲兄妹的神话、女娲造人的神话对日本神话的影响，同时，也分析了为什么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神话没有对日本神话造成影响。他认为这反映出中日两国民族性格的差异，与日本人性情急躁、缺乏韧性、讲求功利、顺从自然的民族性格有关。
在第二编中，作者按通常的故事类型划分法将中日民间故事分为天外赐子型、贪心型、羽衣仙女型、蛇郎型、灰姑娘型、动物报恩型、弃老型、解释存在型、难题求婚型等类型，进行比较分析。有些结论是有启发性的，如认为日本民间故事，在对立的矛盾中，不是以武力消灭对方，而是感化对方，所表现的并不是对立的阶级性，而是人类的共性。关于中日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在此前虽有不少单篇文章，但作为系统的论著，该书还是第一部，是值得注意的。杭州大学的路坚与日本学者关森胜夫合作撰写的《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关于松尾芭蕉文学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该书副标题文法上稍有不通），对松尾芭蕉的一百余首俳句做了汉译、赏析，并指出所受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影响，虽缺乏理论性，但在微观赏析上有其特色。
山东大学的高文汉（1951—）的专著《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涉及中日整个古代文学史上各个时代的带有通史性质的著作，全书以论述日本汉文学的发展及重要作家作品为主，评述了日本的汉诗、汉文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同时也涉及日本物语文学《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对中国文学的吸收与借鉴。虽然大量的文学史实、作家作品的背景资料占了书中的很多篇页，一定程度地冲淡了论题的集中和比较文学应有的理论个性，但对于一般读者还是有益的。
二、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只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各学术期刊及有关论文集中公开发表的论文有三百多篇，正式出版的专门的论文集、研究专著有十几种。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现状，其中不乏精彩的篇什和出色的见解。
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中最早被重视、成绩最突出的，是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研究。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有关刊物上发表的这方面的文章，每年都有几篇乃至十几篇。当时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中“左”倾的甚至是极左思想的影响，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有突出表现。许多问题、许多作家作品的研究都是禁区。但是鲁迅及其创作无论是在极左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都一直得到极高的评价。这是当时鲁迅研究相当热门的外部原因。就中日现代文学关系而言，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也非常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林焕平、戈宝权、吕元明、孙席珍、刘伯青、温儒敏、程麻等，都发表了有关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的文章。到了1985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也出现了。那就是刘伯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程麻的《鲁迅留学日本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
刘伯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作为我国第一部同类著作具有开创性。书中涉及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包括《鲁迅早期思想与日本》、《早期鲁迅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鲁迅与夏目漱石》、《鲁迅与白桦派作家》、《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与日本新思潮派作家》、《鲁迅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二三十年代日本的鲁迅研究》、《鲁迅·摩勒伊爱斯·正宗白鸟》、《野口米次郎的〈与鲁迅谈话〉》、《战后的鲁迅研究》等，虽然都是曾经单篇发表过的文章，但作者基本上按历史线索编排，前半部分讲的是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后四篇文章讲的是鲁迅在日本的反响或影响，因此全书仍能见出系统性。对于该书的贡献和特色，蒋锡金在“序”中说：“开拓性的工作是不容易做得圆满的，但我以为柏青同志对开拓鲁迅研究的境域这一点上是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对‘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鲁迅的整体理解。”现在仍然可以把这几句话看作是对本书的恰当的评价。
程麻的《鲁迅留学日本史》以翔实的文献资料，梳理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生活与创作、特别是与日本人交往的史实，可以说是一部特定角度的鲁迅传记性的著作。程麻的《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是对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做细致研究的著作。该书在“内容提要”中介绍说：“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分析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深层关系，是本书的特色，作者既分析鲁迅与日本文学的直接联系，又考察日本沟通鲁迅与西方文化的中介桥梁作用，在辨析文学交流的复杂关系中间，对文学的现代价值观、人的本体性质、伦理功能优势，创作心理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比较文学研究的观点与方法，引申出发人深思的理论见解。”可以说，这本书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目标。该书的特色在于它的微观的研究，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发微”。在行文中，不是直奔主题，而是在主题周边迂回曲折，将背景知识、相关的一般理论问题、相关材料和话题也充分展开，这样做的好处是读者——特别是一般读者——读起来，不会感到理解上的困难，但也会给人拖泥带水、过分繁冗、枝蔓过多的感觉，从而或多或少地削弱了理论著作应有的洗练。
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辽宁大学教授彭定安主编的《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这是鲁迅与日本文化、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集大成的学术著作，全书规模宏大，凡九十多万字，执笔者均为辽宁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东北高校的专家教授，包括彭定安、武斌、王俊儒、王建中、马兴国、刘立善、李春林、吕元明等，集中了东北地区的日本文学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优势力量，体现了东北地区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力和丰厚积累。
全书除绪论和结束语部分外，共十五章，其中涉及鲁迅与日本之关系的时代与文化背景（第一、二章）、鲁迅在日本的留学史（第三、四、五章）、五四时期和30年代的鲁迅对日本文学的接受及他与日本友人的交往（第六、七、八章）、鲁迅的日文翻译（第九章）、鲁迅的日文作品（第十章）、鲁迅对日本人、日本社会与文化的观照（第十一章）、日本对鲁迅的解读、诠释、研究与接受（第十二、十三章）、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鲁迅研究成果的介绍、评论与借鉴（第十四、十五章）等。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鲁迅为纽带的中日文学、学术和文化的交流史。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先有日本对鲁迅的影响，再有鲁迅对日本的影响；这种交流又是互动的——日本人对鲁迅的研究、中国人对日本鲁迅研究的研究。本书在这种双向、互动、回返的交叉关系中，建立起了以鲁迅为基轴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
全书资料弘富，视野开阔，充分吸收消化了中日两国鲁迅研究的成果，并将有关成果纳入全书的宏大结构中。有些章节，如第十一章对鲁迅的日本文化观的梳理与评析、第十二至十三章对日本鲁迅接受、评论与研究史的总结与评述，都相当具有学术价值，此前我国对有关问题的论述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本书的这些章节以其系统性、全面性，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书后的几个附录《鲁迅与日本大事系年》、《日本鲁迅研究论著系年目录》等，对于读者也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中日近现代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在这方面的著作有孟庆枢主编的《日本近代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何德功的《中日启蒙文学论》和秦功的《觉醒与挣扎——二十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均东方出版社1995年）。其中，《日本近代文学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是孟庆枢（1943—）主持的国家“七五”社科研究课题，执笔者除孟庆枢外，还有张福贵、陈泓等。内容包含中日近现代文学思潮比较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的文章颇有新意与创见，如张福贵的《日本白桦派与周作人》等。但不同文章的质量颇有参差，如《日本新剧运动与田汉》一文，思路不清，结构混乱。有的文章在材料和观点上颇可商榷，如《日本唯美主义在中国：从引进到流失——以谷崎润一郎为中心》一文，由于对中日唯美主义文学的材料掌握和消化不够，便匆忙得出了结论说：“中国文学方面始终没有‘平行地’存在过即使是最低意义上的唯美主义流派或作家”，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也没有能够影响中国文学，日本唯美主义介绍到中国，接着又“流失”了。现在看来，这种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尽管有这类的问题，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同类著作，在选题上的开创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书后作为附录的《中国译介日本文学年表》，表明著者对有关资料的收集下了工夫，对读者也很有用处。
何德功（1957—）的《中日启蒙文学论》和秦弓（张中良，1955—）的《觉醒与挣扎——二十世纪初中日“人”的文学比较》，都是博士学位论文，是迄今我国出版的为数寥寥的有关中日比较文学方面的博士论文中的两篇。《中日启蒙文学论》选取“启蒙文学”这样特定的文学思潮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其中论述了日本政治小说与晚清小说界革命，诗界、文界革命与日本明治文坛，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夕的文学主张与日本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与日本白桦派，鲁迅、郁达夫与私小说等问题。就中国文学来说，著者的研究范围是晚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和五四时期以鲁迅、周作人为中心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日本文学来说，涉及日本明治初期的启蒙文学，并延伸到大正时代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可以说是在一种宽泛的含义上使用“启蒙文学”这一概念的。
在有关问题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看法。但在资料的收集和利用上，尚有一些未尽之处，限制了作者将论题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秦弓（张中良）先生的《觉醒与挣扎——二十世纪中日“人”的文学比较》，其核心概念似乎是“人的文学”。很大程度上说，“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是中日近现代文学的主导思想，涉及面相当广泛。秦弓的意图在于对中日两国的“人的文学”做“宏观性的比较研究”。全书分为“思潮研究”和“主题研究”两部分，对中日两国“人的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的“人的文学”对日本近代“人的文学”的择取、“人的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框架，“人的文学”的主题在创作中的表现等，都做了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中日两国人道主义文学对应发展的轨迹、规律和特色都有助益。
在中日文学思潮流派的比较研究上，刘立善的专著《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只选取了日本的一个文学流派——白桦派，并以此为中心，对中日现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此前都有不少的成果问世。刘立善的著作充分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多地收集材料，从而成为这个课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有关白桦派文学的背景材料，并对白桦派作家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梁山丁等作家的关系，做了细致的梳理。对长与善郎与中国的关系，也做了评述。虽然有些章节中直接从日文著作引进的材料显得过多，过琐细，但它作为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白桦派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最翔实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于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社会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著作有靳明全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该书试图全方位地描述“日本”对中国现代留日或旅日作家的影响。全书共分十八章，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四部分。一、中国作家对日本社会、日本人、日本文化的评论认识，主要以郭沫若和鲁迅为中心；二、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作家、日本文学之比较，如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丰子恺与夏目漱石、鲁迅与有岛武郎、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欧阳予倩与日本歌舞伎和中日新感觉派等；三、日本普罗文艺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胡风、李初梨、蒋光慈等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关联；四、对茅盾、巴金、冰心等中国作家旅居日本时的创作活动的分析。这些问题，有的是此前已经有人研究过的问题，有的是作者首次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哪种情况，作者都力图从事实材料出发，提出有益的见解。但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只是指出影响关系，而对中国作家与日本文化、日本文学的复杂纠葛缺乏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