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共分六章。前四章是伏尔泰的生平、思想及17—18世纪的欧洲与法国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的介绍。第五至六章是对伏尔泰接受孔子思想的过程、表现与作用的分析研究，应是全书的中心部分。作者从宗教观、道德观、政治观三个方面论述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认识与理解的过程。她认为，从宗教观角度来看，在伏尔泰的笔下，孔子俨然就是中国正统宗教的教主，这也许太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但似乎又是一种必然，因为孔子思想符合伏尔泰理想的“自然宗教”的理想。孔子的儒教“这个尊崇上帝、注重道德的宗教既简朴、又崇高，实在太符合自然宗教的理想模式，且雄辩地证明了自然神论的古老性和普遍性。
于是，伏尔泰毫不迟疑地全盘接受了耶稣会士的观点，将他们对‘儒教’的介绍如实转述到自己笔下，从而塑造出了一个中国正统宗教教主的孔子形象”。从道德角度看，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而伏尔泰则把儒家的“仁”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并努力以此为参照建立他的人本主义理想。孟华还以伏尔泰根据元曲《赵氏孤儿》改编的五幕悲剧《中国孤儿》的分析研究为中心，阐述了伏尔泰在剧作中所表达的政治与道德理想，指出：伏尔泰把元曲中的家族复仇的故事主题，改写成了中国文明征服野蛮的鞑靼这个主题，从中表现出了伏尔泰的“文明战胜野蛮”的观点。
同时，伏尔泰自称这个剧本是“五幕道德戏”，表现了他对孔子的“仁”的思想的认同。总体看来，《伏尔泰与孔子》一书是迄今在伏尔泰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比此前乃至后来关于这个话题的所有论述都要深入些。当然，也许由于篇幅的限制（收入该书的《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每种均限制在十万字左右），本书的中心部分，即最后两章似乎还有进一步展开的余地；同样适应了这套丛书在风格上的总体要求，本书显得亲切、平易近人，笔调深入浅出，轻松洒脱，颇有可读性。
《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一书，是金丝燕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是在法国通过答辩并获得学位的。这本书所研究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介绍、评论及对中国诗歌的影响。该书给人突出的印象是高度体现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思路与风格。
作者采用的是历史文献学的方法，以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的爬梳、资料的统计分析及数据来说明问题，而很少时下在中国流行的那种玄言和空论。全书所研究的是1915—1925年间中国翻译界、批评界对外国文学以及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情形，接着是1926—1932年间中国象征派诗人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在中国象征派诗歌及其与法国的关系研究方面，此前孙玉石在《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已初步涉及，金丝燕的这本书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所展开，在文献学的实证研究上发挥得很充分，并由此显出了自己的特色。但同时也存在着宏观概括乏力、理论气势疲弱和精彩点染缺乏等问题。
和上述金丝燕的著作一样，杜青钢的《米修与中国文化》一书也是在法国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修改加工而成的。该书研究的对象是法国现代诗人、画家亨利·米修（一译米肖、米硕，1899—1986）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书后附录《米修与中国文化相关诗文选译》（约四万字）。作者在“前言”中交代了自己的研究宗旨和研究方法，他写道：“我力求以中国文化、中国诗学为参照，以感悟式批评为起点，借助符号学、主题学、形式批评等方法，对米修与老庄及中国艺术精神的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将总体把握与深入确切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通过两种文化和诗学观的双向观照和互释，揭示米修在两种文化的交融中运笔、创新的特点及其幽妙和独特之处，努力展示东方与西方诗学相撞互补的某些景观。”
杜青钢通过对米修有关作品的细读式的文本分析，探幽发微，指出了中国文化在米修创作中的作用。例如米修对中国绘画艺术中“线”的特性的阐发，对中国戏曲中的象征与虚拟手法的推崇，对中国诗歌中的虚静的意境和禅意的体会，对于汉字的象形、会意及模糊之美等特性的理解，都表明了米修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深刻把握。而杜青钢更是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指出了老庄的道家哲学对米修的深刻的浸润。
除了上述的三部专门著作以外，还有一部书值得一提，那就是《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99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一部题为“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论文集，由钱林森与法国学者克里斯蒂昂·莫尔威斯凯联袂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研讨会上提交论文的有法国与中国的有关专家学者20多人。中方学者中包括了许多在法国文学研究及中法比较文学研究中年富力强的活跃人物。文集中的钱林森、段映红、许钧等人的论文在选题上是新颖的和有创意的。如许钧的文章从翻译文学史的、宏观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及其特点。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留法学者程抱一的《法国当今诗人与中国》，该文介绍了活跃在法国当代文坛上的几位诗人与中国的关系，所提供的材料均来自作者对诗人的采访，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单篇论文方面，80—90年代，我国各学术期刊发表的有关中法文学关系与中法文学比较研究的单篇论文约有300多篇。发表论文最多的有钱林森、葛雷、孟华、苏华等人。发表此类文章较多的期刊有《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比较文学》等。其中，北京大学主办的《国外文学》杂志在1991年第2期推出了一个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专刊，所刊论文是1990年7月在天津举行的“中法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法学者发表的论文。这个专刊从一个侧面展现了80—90年代之交我国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阵容与成果。
（第四节）中国与德国等欧洲其他国家文学关系研究
一、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
中德文学关系及中国文学在德国传播与影响研究的奠基之作是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36年）。《中德文学研究》问世后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一直没有多大进展。直到199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卫茂平（1954—）的《中国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出版，才标志着该领域的研究得到了拓展与深化。
从内容上看，《中国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史述》涉及的内容除纯文学外，还大量涉及哲学、思想、宗教、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可以说本书所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学概念。这与陈铨的著作所采用的纯文学概念有所不同。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据说德国学者早在一百年前就陆续写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卫茂平在本书的“引言”中提到了几部重要的著作，如利奇温的《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23年该书已有中文译本）、奥里希女士的《中国在十八世纪德国文学中的反映》（1935年）、查尔讷的《至古典主义德国文学中的中国》（1939年）、舒施特尔女士的《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890—1925》等等。卫茂平去德国“运回”了“百来斤资料”，为写作本书打下了基础。事实上，这部书最大的优势也是资料的丰富。作者以自己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了解，对那些德文材料进行了鉴别、分析和充分的利用。
全书按德国文学的发展线索来安排章节结构，从骑士文学和巴洛克文学与中国的关系讲起，分十二章依次评述了德国启蒙文学运动、狂飙突进运动、浪漫主义和“青年得意志”、毕德迈耶尔派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印象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内心流亡”文学、“流亡文学”、“现代左翼文学”、战后文学等文学史上的不同阶段、不同思潮流派的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关联。作为一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影响德国文学的通史性质的著作，卫茂平教授的这部书在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范围拓展了，研究对象增加了，而且在许多方面将研究深化了。当然，比起陈铨的著作来，个人的学术锋芒、独特见解在书中所占的比重不是那么多。这大概是不得不大量利用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即第二手材料的缘故。在这样一部跨度很大、涉及面很广的著作中，这是正常的。而对个案问题的更细致的研究，则需要更专门的著作来完成。卫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表示将对本书的论题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也是读书界和比较文学界所期待的。
曹卫东（1968—）的《中国文学在德国》，是乐黛云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之一种。该书早已完成并交稿，只是一直到2002年才得以出版问世。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分六章评述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研究和接受情况，包括德国人写的四种《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诗歌、小说、戏剧、古典诗学在德国的译介与流传与接受，即从译介学角度对中国文学在德国的传播流布情况做了概述，也从德国人对中国文学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中，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深层接受。
下编的七章从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的角度，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中国观”。这里既有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描写，也有广义文学——包括哲学、历史学等学术著作——中对中国的议论和看法。较之卫茂平的《史述》，曹卫东的这本书对有关材料的梳理更加系统和条贯，上下两编所取的两种视角，是中德文学、文化关系的两个基本的视角，以此来统驭史料，使论题显得十分紧凑，焦点也相对集中，作者的学术鉴赏力和理论分析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歌德是德国文学的代表，是最早注意中国文学、正确理解中国文学并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德国作家，也是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德国作家。因此，以歌德为中心进行中德文学的比较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都受到重视。在德国，据说，早在一百多年前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就有人开始研究歌德与中国的关系问题，陆续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1982年，在德国海德堡举行了“歌德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见国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国学者、歌德翻译家杨武能教授等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在此前后，杨武能陆续发表了《歌德在中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歌德与中国现代文学》（《读书》1982年第3期）等文章。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他的专著《歌德与中国》（“读书文丛”之一），集中反映了作者的研究成果。该书分为“歌德与中国”和“中国与歌德”两部分。作者在“引言”中援引德国一位教授的话说，关于“歌德与中国”的话题“要研究的问题几乎都研究过了，要讲的话几乎都讲完了”。因此，杨武能表示对于这一部分内容“只准备将前人重要成果加以归纳总结，系统地介绍给我国读者，并在必要时做一点分析评论”；关于下一部分内容，即中国与歌德的关系，则尚缺乏系统研究。
事实上，这部分内容占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也更多地反映出了作者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和运用。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首先系统地梳理了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一百年间中国的歌德接受史。从晚清出洋考察的李风苞在《使德日记》中第一次提到歌德，到辜鸿铭对《浮士德》中的“自强不息”精神的理解，再到马君武首次译出歌德的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一节《米丽客歌》（即《迷娘歌》），歌德在中国开始为人知晓。五四时期的田汉、宗白华、郭沫若在《三叶集》中，表现了三人对歌德的倾慕、理解和评价。杨武能通过对《三叶集》的分析认为，《三叶集》的确是以歌德为中心的。认为它对研究歌德对中国的影响是一本十分珍贵的文献。以“歌德”这个至今通用的译名来说，就是田汉在《三叶集》中最早使用的。《三叶集》的出版是中国的歌德译介进入繁荣阶段的预兆。到1932年歌德逝世一百周年时，更形成了空前的高潮。这当中，最重要的是郭沫若对《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翻译。
作者指出，这个译本自1922年4月问世后，在中国引发了一股“维特热”，由“维特热”进而发展为“歌德热”。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歌德的重要作品在中国几乎都有了译本，有的作品，如《浮士德》，则有郭沫若译本等四种译本。在歌德研究方面，在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的1932年前后，各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后来在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又编辑出版了《歌德论》（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和《歌德之认识》（钟山书店1933年，后更名为《歌德研究》，中华书局1936年）两部文集。尤其是后者，杨武能的评价是“内容充实，意义重大，学术价值也相当高”。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杨武能得出结论认为：“在郭译《维特》问世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十余年间，歌德在所有外国作家中似乎是最受中国文学界和读书界重视的一位；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普希金等后来才超过了他。”
而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歌德热”余热犹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歌德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是升降起伏，大起大落。在纵向地评述了中国的歌德接受史之后，杨武能又分专题就歌德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问题做了研究分析。他认为，歌德的《维特》对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的产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我国在《维特》传入前绝对没有做过写书信体小说的尝试”，《维特》译介后却出现了郭沫若的《落叶》、《喀尔美萝姑娘》、许地山的《无法投递的邮件》、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和《一封未寄的信》、王以仁的《流浪》、冰心的《遗书》、向培良的《一封信》、庐隐的《或人的悲哀》等一大批书信体小说。这些作品都一定程度地直接间接地受到了《维特》的影响。而在中国现代戏剧文学中，集中反映了歌德的影响的，是著名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