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篦溢彩
梳篦，统称栉，栉下面有齿，上面有背，齿有疏密，疏者称梳，用以梳理头发，密者称篦，用以篦除发垢。《释名·释首饰》曰：“梳，言其齿梳也。数言比（篦），比于梳其齿差数也，比言细相比也。”栉也可以直接戴在头上作为装饰。《礼记·内则》曰：“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昧爽而朝。”这是说未成年的孩子要在鸡叫时分就起来盥洗。栉作梳发。
是束发的黑帛。拂去发上的尘土，将头发梳成两个向上分开的发髻，其余头发分垂两边，下及眉际。腰间系上彩色丝带，佩戴以布帛制成的装香料的香囊。唐李贺《秦宫》诗曰：“鸾篦夺得不还人，醉睡氍毹满堂月。”王琦汇解：“篦，所以去发垢，以竹为之，鸾篦必鸾形象之也。”
我国早在夏、商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骨梳玉栉。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镂空的漩纹骨梳约为14至16齿。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在4000年前，我们的祖先便有插梳的习惯。当时，虽不完全是为了装饰（有的和宗教、葬俗有关），但却是后世插梳习俗的源流。春秋以前的梳子，不论形制多么复杂、装饰多么考究，它们的外形特征基本一致，都是直竖形，梳把较高，横面较窄，很少作方形或扁平的。
从战国到魏晋南北朝，梳篦的材料一直以竹木为主，尤以木料最常见。梳篦的造型多上圆下方，形似马蹄。中国自古便注重礼仪，人们对自己的仪容装饰十分重视，梳篦在古时是人手必备之物。尤其是妇女，几乎梳不离身，时间一久，便形成插梳的风气。晋傅咸《栉赋》曰：“我嘉兹栉，恶乱好理。一发不顺，实以为耻。”魏晋时期妇女尤为喜好将梳插在头上，并逐渐变成一种头饰。这种情况至唐更盛，梳篦常用金、银、玉、犀等高贵材料制作，插戴方法在唐代的绘画如张萱的《捣练图》、周《纨扇仕女图》及敦煌莫高窟唐代供养人壁画中均能看到。元稹在《恨妆成》中描写道：“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王建的《宫词》中也有“归来别施一头梳”的描写，这些正说明这种插梳的风尚。隋唐五代的梳篦多做成梯形，高度明显降低，其质料及装饰视用途而别。宋朝以后，梳子的形状趋于扁平，一般多做成半月形。明清时期的梳篦样式基本保持宋制。
宋代宫中妇女也多在饰冠上安插白角长梳，后来传至民间。宋代城市经济发达，奢靡之风盛行，反映在妇女的发式上表现为城市的妇女特别喜爱高冠大髻大梳。其冠甚高，以漆纱、金银、珠玉等制成，两侧垂有舌状饰物，用以掩遮鬓、耳、顶部缀的朱雀等形首饰，并在四周环插簪钗，于额发与髻侧插置白角长梳，其数四六不一。传世的宋人《娘子张氏图》中有这种“冠梳”形象。后因饰冠过高、角梳过长，这种发式曾被下令禁止。然直至南宋，民间犹有高髻插梳之饰。《太平广记》卷三二二引《志怪录》曰：“彩衣白妆，头上有花插及银钗象牙梳。”宋王《燕翼贻谋录》卷四说：“旧制，妇人冠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仁宗时，宫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议者以为妖，仁宗亦恶其侈，皇元年十月，诏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陆游《入蜀记》也说：“未嫁者率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大象牙梳，如手大。”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一四《王礼考》中也记载：“皇元年……先时宫中尚白角冠梳，人争效之，谓之内样。其冠名曰‘垂肩’，至有长三尺；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故禁止焉。”这种习俗至明清仍然存在，只是梳篦形制较前更为小巧、精致。
高贵女冠
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首服是最具有权力象征意味的服饰，女性的冠冕只是一种附属品，装饰的意味更多一些，并且一般只有上层贵族女子才可佩戴。如河北平山三汲战国墓出土的戴牛角形冠的妇女，从冠的形状来看，还带有浓厚的原始崇拜的意味。
冠服制度至周逐步完善。女子加冠最早的记载是在秦朝，《中华古今注》云：“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嫔当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罗为之。”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主要冠饰为笼冠，以黑漆细纱制成，罩于冠帻之外，男女兼服。
唐代，尤其是唐玄宗时期，女服男装，因此也出现了模仿男子的冠帽。幞头袍衫虽是唐朝男子的主要装束，至天宝年间，妇女也模仿穿着。先是在宫中，多为宫女穿着，后来传入民间，成为普通妇女喜爱的服饰。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的一种时尚。
至宋朝才出现了真正的女子朝冠——花钗冠。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年）规定命妇首饰为花钗冠。据《宋史·志一百四·舆服三》载：“花钗冠，皆施两博鬓，宝钿饰。翟衣，青罗绣为翟，编次于衣及裳。第一品，花钗九株，宝钿准花数，翟九等（即衣上的翟纹有九行）；第二品，花钗八株，翟八等……第五品，花钗五株，翟五等。”花钗冠乃皇后、皇妃、公主等命妇之首服，以冠的佩饰细节做等级区别，如冠上花株之数，有九、八、七、六、五等规定，以示身份。宋王《燕翼诒谋录》卷四也载：“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仁宗时，宫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
花钗冠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龙凤饰。南宋时，贵妇所带的凤冠增加了龙的形象，名曰龙凤花钗冠。
除此之外还有花冠，初以纸、绢、通草等为材料制成，后则簪戴真花，至宋代，插戴花冠习俗尤为流行。花冠，是一种用花朵串成冠状的头饰，始见于唐代，不限于妇女，男子亦爱戴饰。唐张说《苏幕遮》就已经有“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骑舞借人看”的记述。唐张《朝野佥载》卷三则记载了宫中女子着花冠的情况：“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白居易《长恨歌》中也有“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的描写。传世的麦积山五代壁画、宋人《宫乐图》、《女孝经图》及南薰殿旧藏《历代帝后像》等绘画中皆有当时妇女戴花冠的情状。宋杨万里则描写宋代男子着花冠的情况：“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也对宋代花冠作如下描述：“正月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迎祥池，有对御。至晚还内围子，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簪花……”
辽代的妇女也喜好戴冠，已发现的实物有辽宁建平张家营子一顶鎏金银冠，这种冠以较薄的银片锤结而成，形似帽箍，上饰镂空雕刻的花纹。
金、元贵族妇女所戴的冠式称“顾姑”，亦写作“姑姑”、“故故”、“固姑”、“罟罟”、“古库勒”等。大约高二尺许，形圆，以铁丝或桦木为骨，外包红罗，缀以珠翠等。今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元代壁画及传世南熏殿《历代帝后像》图中均有具体描绘。宋孟珙《蒙鞑备录》记录：“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戏青绒饰。”《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故名‘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回。”明叶子奇《草木子·杂制》则说：“元朝后妃及大臣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
明恢复宋代旧制，洪武三年定制，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着最高级别礼服的冠饰为九龙四凤冠，上饰大小花树各十二，两博鬓、十二钿（短头大花的花簪）。永乐三年略加改动，为三博鬓。公主和皇妃则用九（山雉）四凤冠。
清代后妃参加庆典俱戴朝冠，这种朝冠也是一种凤冠。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后朝冠，冬用薰貂，夏以青绒为之，上缀朱纬。顶三层，贯东珠各一，皆承以金凤……朱纬上周缀金凤七，饰东珠九，猫睛石一，珍珠二十一。”
平凡便帽
帽子的出现比冠要早，据考古证明，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帽。因古时女子多梳辫和髻，因此帽子更多是出门时避风寒所用。具有这种功能的帽子主要是唐代的幂帏帽和帷帽。
幂帏帽，又称幂篱，帽子与衣连为一体，在护头的同时也用以遮面，是一种西域少数民族的装束，男女皆可用。传入中原后，在唐武德、贞观时开始流行。幂篱其实就是一种大幅方巾，用轻薄透明的纱罗制成，戴时从头披下，几乎可以遮住全身。骑马时戴这种幂篱，既可避人眼目，又可阻挡风尘，十分实用。
唐永徽年间，取代幂篱的是一种叫做“帷帽”的帽子。帷帽初创于隋代，是用皂纱缀于帽子或毡笠之前，长度及颈，以蔽风沙。武则天之后，帷帽开始盛行。帷帽的前身是围帽，是一种在藤编成的笠帽上再围上一圈丝网的帽子。唐刘存《事始》引《实录》所说：“以故席为骨而鞔之，谓之席帽。”晋崔豹《古今注·席帽》言：“本古之围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韦之四周，垂丝网之，施以珠翠。丈夫去饰……丈夫藤席为之，骨鞔以缯，乃名席帽。”帷帽多用藤席或毡笠做成骨架，糊裱缯帛，有的为了防雨再刷以桐油，然后用皂纱全幅缀于帽檐上，使之下垂以障蔽面部或全身。与幂篱相比，帷帽具有戴卸方便的特点，同时比幂篱更加“浅露”，更加显示女性的柔媚。
至开元年间，胡风开始在女性中盛行，妇女皆着胡服胡帽，帷帽也被淘汰。《旧唐书·舆服志》中称：“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
胡帽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蕃帽，来自西域石国，唐诗《王中丞宅夜观胡舞腾》中曾有相关记述，“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的描写简述了蕃帽的特点。这种帽子一般用彩丝和金线织成，也有用羊毛为原料的情况，纹样精美，色彩艳丽，而且厚实保暖，具有实用和美丽的双重效果。第二种是花帽，王建《宫词》中有“玉箫改调筝移柱，催换红罗绣舞筵。未戴柘枝花帽子，两行宫监在帘前”的描述。这种帽子除了有漂亮的纹饰和精美的缀珠之外，最大的特点是在帽子的沿口有卷起的帽檐。第三种是风帽，有御寒和美观两种形式，御寒的风帽一般比较厚实。
还有一种一般没有骨架，依着发髻的形式而来的帽子，又名盖头。这种帽式在宋代比较流行。据宋周之《清波杂志》记载：“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谓之盖头，盖唐帷帽之制也。”北宋中期，司马光曾记载当时士大夫家的女子到官府打官司，“蒙首执牒，以争家资”，说明这时女子出门戴盖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司马光提倡“男治外事，女治内事”，主张“妇女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南宋高宗时，朱熹任泉州同安县知县，见到妇女抛头露面，往来街上，下令以后妇女出门必须用花巾兜面，后人称为“文公兜”。由于士大夫的提倡，宋朝女子出门戴盖头者日益增多。汴京的妓女出门都将盖头背系在冠上。替官员和贵族说媒的上等媒人一般着紫褙子，戴盖头。元夕节观灯，妇女多戴“幂首巾”上街，若入曲巷酒店饮酒，仍以巾蒙首。宋代以后，一般男女成婚也戴盖头，以红色为主色，由男方在结婚前三天送至女方家中，女方在结婚当天需披戴，并在举行完仪式之后由新郎亲自揭开。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典雅头巾
妇人扎巾大约始于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渐已普及。古时候的贵族妇女常在举行祭祀大典时戴一种用丝织品或发丝制成的头饰，这种头巾式的头饰叫巾帼。《玉篇·巾部》中有“帼，覆发上也”的记载。一般巾帼上还要装缀一些金珠玉翠制成的珍贵首饰。因只有女子戴这种头巾，且巾帼这类物品是古代妇女的高贵装饰，所以后人便将女中豪杰称为“巾帼英雄”。《后汉书·乌桓鲜卑传》曰：“妇人至嫁时……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同帼）、步摇。”《后汉书·舆服志下》也记载：“二千石夫人，绀缯……”巾帼的种类及颜色有多种，如用细长的马尾制作的叫“剪耄帼”；颜色黑中透红的叫“绀缯帼”。
《晋书·宣帝纪》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之饰。”诸葛亮与司马懿交战过程，司马懿避而不出，诸葛亮就派人给他送去巾帼，意在取笑他像个女人。
汉魏时期流行一种纶巾，男女都可佩戴，这种头巾质地厚实，可以将头发扎得很紧，不易松散。山东沂南汉墓中出土的石刻中就有纶巾束首的妇女的形象。
唐代最著名的妇女头巾要属她们着男装时所戴的幞头。《旧唐书·舆服志》中记载当时女子“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这其中就包括幞头。从当时画迹来看，妇女穿着男装，并不都戴幞头，也有挽各种发式戴巾子的情况。
唐代妇女还流行一种裹法奇特的头巾，通常只裹住头顶，包住发髻，而将额发、鬓发露在外面，另外巾上还绘有花纹，类似于织锦。
由于其实用方便，巾在由宋至元的400年间一直十分流行，也变换出多种扎系的方法，形态各异，千姿百态。到明清时期又流行一种包头的习俗，清人叶梦珠的《阅世编》中说：“今世所称包头，意即古之缠头也。古或以锦为之，前朝冬用乌绫、夏用乌纱，每幅约阔二寸，长倍之。予幼所见，皆以全幅斜褶阔三寸许，裹于额上，即垂后，两杪向前，作方结，未尝施裁剪也。”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常有这方面的描述。如冯梦龙的《醒世恒言》第十六卷就有“可怜寿儿从不曾出门，今日事在无奈，只得包头齐眉兜了，锁上大门，随众人望杭州来。”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五卷中也有“吏典悄地去唤一娼妇打扮了良家，包头素衣……带上堂来”的描写。
明代的妇女还有戴头箍的风尚。当时的女子不论老少都喜欢戴上一块黑色的巾帕，叫“包头”，又叫“额帕”，多用纱罗一类的织物做成，每幅约宽四尺、长四尺。使用时对角斜折，从额头向脑后一绕，把巾角绕到额前打一个结，可以遮晒，又可以挡风沙。
包头在使用中逐渐简化，变成一种新的饰物——头箍。最初以棕丝为之，结成网状，罩住头发，后来又逐渐出现纱头箍和熟罗头箍。头箍的形式初期尚阔，后又行窄，即使在盛暑季节仍有人戴。这说明它的作用已不限于束发，也有很浓厚的装饰意味。据有关文献记述，头箍裹额的额帕冬季为乌绫，以为御寒，夏季改用较薄的乌纱，每幅阔约二三寸，长四至六寸；后改用全幅，斜折至阔三寸，由前向后，裹于额上，再由后向前方作结。至明末，额帕多用两幅，每幅方尺许，斜折阔寸余，一幅施于内，另一幅覆于外，又作方结加于外幅的正面。如此日日戴上卸下，显得有点麻烦，因此，妇女们便根据自己的发额头围的大小剪裁，夹衬较厚的锦帛，一般用乌绒、乌绫、乌纱等制作的头箍，又称为“乌兜”。使用时，一戴即可，一取即脱，极为便捷。明人沈石田诗中所描述的“雨落儿童拖草履，晴干嫂子戴乌兜”，即指此物。富贵权豪势要之家的妇女在戴头箍和乌兜时，常点缀金玉珠宝翡翠作为炫饰。冬季所用者除上述质料外，更多采用兽皮，考究者用貂鼠、水獭，俗称“貂覆额”，或称“卧兔儿”。清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就记有这方面的情况。
不同历史时期妇女的头式与头饰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经济状况，同时也是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缩影。经济越发达，妇女们所佩戴的头饰越多，制作工艺也越为精巧、复杂；社会政治文化越具有包容性，妇女的头式越是丰富多彩，富有想象力。当然头式与头饰更是妇女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后汉书·舆服志》所记载的皇太后入庙时所佩戴的首饰（“簪以瑁为……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结。诸簪珥皆同制，其有等级焉。”）就有六七种之多，而那些“平生不识绣衣裳”的贫家女子可能一生都没有像样的首饰。但不管怎样，她们在追求美的过程中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物质与精神遗产，华丽皇冠与典雅头巾一样美丽，高贵步摇与普通荆钗同样灿烂。
妇女的头饰是古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文明传承过程中我们汲取了很多，也舍弃了很多。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崇尚简洁的人们已不再佩戴那些繁复的头饰，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头饰已完全消失，而是被人们改造成符合现代审美、拥有实际功能的新头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