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开，比尔！走开一会儿。”比尔从饭篮子选了一块三明治，走过去看看钓竿。
（董衡巽译）
一天的等待
我们还没起床，他就到屋里来关窗户了。我看他好像生病了，他在打哆嗦，脸色苍白，走得很慢，好像一走就疼似的。
“孩子，怎么了？”
“我头疼。”
“那你最好回到床上睡去。”
“不用，我挺好。”
“你睡去吧。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等我下楼时，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坐在炉火边上，这个九岁的可怜孩子好像病得很重。我摸了摸他的前额，我知道他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我说，“你病了。”
“我挺好。”
医生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102度。”
下了楼，医生留下三种不同颜色胶囊的药，并附有服用法。一种是降低体温的，一种是通大便的，第三种是减轻酸性的。医生解释说，流行性感冒的细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生存。看来他对流行性感冒了解得很透彻，他说只要体温不超过104度就没关系。这是传染上了轻微的流行性感冒，只要不得肺炎就没有危险。
我回到屋里把孩子的体温记下，并写下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
“要不要我给你念点什么？”
“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孩子说。他的脸色异常苍白，眼窝底下发黑。他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上去对一切都心不在焉。
我高声朗读霍华德·派尔斯马的《海盗的故事》。可是我看他并没有听我的朗读。
“孩子，你觉得怎么样？”
“跟刚才差不多。”
我坐在床尾那头，朗读给自己听，等待着下次服药的时间。对他来说当然应该睡觉，可是，当我看他时，他却在看着床尾，表情有些异样。
“你怎么不睡呀？到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的。”
“我情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爸爸，如果你感到厌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了。”
“我并不觉得厌烦。”
“不，我的意思是，要是你会感到厌烦的话，你就不用在这儿陪我了。”
我想或许他的神经有点不太正常。11点给他吃了医生指定的胶囊后，我出去了一会儿。
天气晴朗而寒冷，大地的面上笼罩着一层薄冰，看上去好像所有光秃的树、矮树丛、灌木丛以及所有草地和地面都被冰打扮得亮光光的。我带着爱尔兰小猎犬沿着一个冻了冰的小河港散步，但是在那像玻璃一样滑的路面上很难站立和走动。那条红色的狗在冰上蜿蜒地滑行，而我则重重地摔了两跤，有一次还把枪摔在地上，在冰上滑出老远。
我们从一处高高的悬挂着灌木的河岸，轰出一窝鹌鹑，在它们飞越河岸上面逃走时，我射中了两只。有些鹌鹑栖息在树上，但是绝大多数分散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必须在坚冰覆盖着的灌木丛上跳跃几次，它们才会飞出来。它们出来时，你正在有弹性的、覆盖着冰的灌木上摇摇晃晃地维持着身体的平衡，因此很难准确地射击。我虽射中了两只，却飞走了5只。可是，我仍然高高兴兴地回家，因为我在离家那么近的地方找到了一窝鹌鹑；而且，我也因为还剩下那么多只可以留给以后再来打而感到满意。
回到家，他们告诉我说我儿子不让任何一个人进屋去。
“你不能进来，”他说，“你一定别传染上我的病。”
我走近他，看到他的情况和我离开他时差不多完全一样：脸色苍白，不过脸颊上部由于发烧而涨红，静静地、目不转睛地看着床尾，正和原来凝视的样子一样。
我给他量了体温。
“多少度？”
“100度多一点。”我说。体温是102.4度。
“是102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是正常的，”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不能不想呀。”
“别想，”我说，“也别紧张。”
“我不紧张，”他眼睛朝前望着说。很明显，他对自己的有些事在保守着秘密。
“用水把这药吞下去。”
“你觉得这药还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翻开《海盗》开始朗读，可是我看他根本没听。所以我也就不念了。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死？”他问。
“什么？”
“离我死还有多少时间？”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啊，会的，我会死的。我听见他说102度。”
“可是发烧102度是不会死的。你说的都是傻话。”
“我知道会死的。我在法国学校念书时，同学们告诉我44度就活不成了。可是我已经102度了。”
他从早晨九点钟开始，已经等死等了一天了。
“可怜的孩子，”我说，“可怜的伙计啊。那就像英里和公里一样呀。你不会死的。你量的是另一种体温计。用那种体温计，正常体温是37度，而这种则是98度。”
“你能肯定吗？”
“完全肯定，”我说，“那就像英里和公里一样。你知道，就像是，我们开车开70英里等于多少公里？”
“噢，”他说。
渐渐地，他不再紧张地注视着床尾了。最后，他完全放松了。第二天，他懒懒散散的，对一些小事也很容易哭起来，而这些小事全然是无关紧要的。
（金羽译）
这个世界的一个男人
这瞎子分得清酒馆里种种机器声音。我不清楚他多久才学会，不过肯定花了好长时间，因为他一段日子只在一家酒馆里工作。他住在一个镇上，工作又在另一个镇上，每当天黑他就从弗立兹出发到吉赛普去。一听到汽车声，他就在路边停下来，亮着大灯的汽车会把他带走。要是他们不肯带，他就沿着结冰的路走，带不带全看车上装的是什么，车上有没有女人，因为这瞎子身上气味很浓，一到冬天就更加了。不过，总会有人停下来的，因为他是瞎子。
人人都认识他，都叫他瞎子。这名字在这儿挺吃香。他工作的那家酒馆叫“辟劳特”，隔壁也是家酒馆，也有赌博间和餐厅，店名叫“英达克斯”。这两个名字都是山名，两家酒馆都有很好的旧式酒吧。两个餐厅的赌博方式也差不多，只是“辟劳特”那儿吃得可能要好些，而“英达克斯”呢，炸牛排比较有名。“英达克斯”通宵营业，早市也照开，从太阳出来到早上十点，全有酒供应。吉赛普只有这两家酒馆，他们无需如此，但习惯就是这样。
瞎子可能更喜欢“辟劳特”，因为那儿的机器就靠在进门酒吧对面的左边墙上，这样他能更方便地操纵机器，比“英达克斯”方便多了。“英达克斯”因为房子大，房间也多，所以它那儿机器都摆得很散。这天晚上天很冷，他进门时连胡子上都是冰碴，眼睫下边也明显有两根冰柱。看上去他冻得够呛，连身上那股气味也冻起来了。不过他把门关上过不了多久就复原了。要我看着他可真不情愿，但我还是仔细瞧了瞧。我想他一般是乘车来的，怎么会冻成这样。最后我问他：
“你从哪儿走来的，瞎子？”
“威廉·索耶在铁路桥那儿叫我下来。那儿没车经过，我就走了过来。”
“他干吗要你走？”有人问。
“说我气味浓得熏人。”
有人拉了一下机器柄，瞎子忙去听，没声音。
“哪位少爷在玩？”他问我。
“你听不清？”
“听不清。”
“这儿没少爷，瞎子，今天是星期三。”
“我知道今晚是星期三。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瞎子沿着机器走下来，摸来摸去，看看有谁摆弄过没有。看看杯子里还剩下什么。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这是他要干的第一步。他回到酒吧间，我们都在那儿，爱尔·切尼叫他喝一杯。
“不，”瞎子说，“这些道上我得小心点。”
“你说这些道上是什么意思？”有人问他。“你只走一条道嘛，从这儿到弗立兹。”
“我走过的道儿可多着呢，”瞎子说，“什么时候我都可能下来，再走下去。”
有人推了一下机器，推得并不重。瞎子也跟着机器转起来。这是台吃角子机，玩机器的年轻人不太情愿地给了他一个角子。瞎子先摸了一下，再放进口袋。
“谢谢。”他说，“你不会失算的。”
“说得好。”年轻人说罢又放了个角子进去，再拉一下。
他又推了一下，这一下推得很好，他捧起一把角子，给了瞎子一个。
“谢谢，”瞎子说，“你干得不错。”
“今晚上是我的了。”那个玩的年轻人说。
“你的晚上也是我的晚上。”瞎子说道。年轻人又玩了下去，不过现在他再也玩不好了，瞎子生气地站在一旁，年轻人看上去情况不妙，最后他不玩了，到酒吧去了。瞎子赶跑了他，可是却不知道他走，因为那人走时没出声。瞎子又用手检查了一下机器，然后就站在旁边等谁进来玩。
轮子机没人玩，掷骰子桌上也空着，玩扑克的几个人在那儿坐着分赃。镇上这个普通工作日的夜晚显得安静，没有任何纷扰。酒吧间当然是个挺惬意的地方，可瞎子一来气氛就变了。现在大家都在想，不如到隔壁“英达克斯”去，或者干脆回家。
“你怎么啦，汤姆？”弗兰克掌柜问我，“这儿不收费啊。”
“我想回去。”
“那先来一杯吧。”
“来一杯吧。”我说。那个穿着笨重的奥里冈城服装的年轻人进来了，他戴着顶黑帽，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色被雪光晒焦。弗兰克问他要点什么，他也要了同样一杯老弗里斯特威士忌。
我朝他点点头，举起酒杯，我们同时喝了起来。瞎子躲在机器尽头那儿。倒不是他怕羞的缘故，我想他肯定在盘算，如果大家看到他站在门口，就谁也不会进来了。
“他怎么会瞎的？”那年轻人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说。
弗兰克告诉他：“打架时搞瞎的。”
“他打架？”这位外乡人摇晃着脑袋说。
“是的，”弗兰克说，“他那大嗓门也是那时候得的。跟他说说，汤姆。”
“我没听说过。”
“哦，你没听过，”弗兰克说，“我猜你当时不在这儿，当然听不到。先生，那天晚上大概也跟今天差不多冷，也许还要冷些。这架也打得快，开头我没看到，后来他们打到了‘英达克斯’的门外，黑子，就是现在的瞎子，另一个小伙子是威廉·索耶，他们又打又踢又咬，我看到黑子的一只眼球挂在面颊上。他们在结冰的路上打着，雪都堆了起来，亮光从这道门和‘英达克斯’的门里照过来，威廉·索耶在挖黑子的眼睛，豪利斯·荪兹正站在他背后，一直拼命喊：‘咬掉它！当葡萄咬！’黑子咬住了威廉·索耶的脸，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索耶惨叫一声，放了手，黑子又咬了一大口。这时他们已打到了冰堆下面，威廉·索耶狠命地挖他的眼睛，使他松手。黑子大喊一声，这一声你一辈子也听不到，比杀猪声还惨。”
瞎子走到我们对面，我们闻到了他的气味，转过身来。
“‘咬掉它，当葡萄咬，’”他用他的尖嗓门说道，然后头上下捣动着看我们。“那是只左眼。他挖另一只时就不用教了。后来他踢了我一脚，我就一点也看不见了，坏就坏在这儿。”他拍拍自己身子。
“那时我能打得挺漂亮，”他说，“不过当我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时，他可都看准了，他挖得真运气。好啦，”瞎子说起来不带点怨愤，“这一来我再也打不成架啦。”
“给黑子来一杯。”我对弗兰克说。
“汤姆，得叫瞎子才对。这名字是我赚来的。你看到我赚的。今晚上叫我半路下来的就是挖我眼睛的家伙。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
“你怎么对付他的？”外乡人问。
“噢，你会看到他的，”瞎子说，“你一看到他就认得出，我准让大伙吃一惊。”
“你不会想看到他的。”我对外乡人说。
“就因为如此，有时也想看看他。”瞎子说，“我就想好好地看看他。”
“你知道他是怎么个样，”弗兰克对他说，“有次你走到他跟前，把手放在他脸上。”
“今晚上又放了一次，”瞎子高兴地说，“所以他把我赶出了汽车。他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有天晚上跟今天一样冷，我告诉他应该把脸都包扎起来，免得里面的肉都冻坏。他都没想这该多有趣。你了解威廉·索耶，他可永远也成不了这个世界的一个男人。”
“黑子，你也免费来一杯，”弗兰克说，“我没法带你回家了，因为我就住在这条路下边。不过你可以住在这屋子里的后边。”
“你太好了，弗兰克。只是别叫我黑子。我再也不是黑子了，我叫瞎子。”
“瞎子，来一杯。”
“是，先生。”瞎子说道。他伸出手，摸到了杯子，准确地举起来对着我们三人。
“那个威廉·索耶，”他说，“也许独个儿回家了。那个威廉·索耶，他根本不懂怎么样取乐。”
（毛信德译）
忠心不二的公牛
从前，有一头公牛，他的名字不是费迪南德，他对鲜花丝毫没有兴趣，他酷爱角斗。他与其他所有的同年龄的或者任何年龄的公牛角斗，他所向无敌。
他的双角像硬木一样坚挺，像豪猪的毛刺一般尖锐。角斗时，他们的腰部顶得他发疼，但他并不在意。他的颈部肌肉鼓起一大块肉团，西班牙语称此为morillo；在他准备角斗时，这morillo高耸如山。他随时随地准备角斗一场。他的毛皮乌黑油亮，他的双目清澈明亮。
一旦有什么原因挑动了他，他就会不顾死活地角斗，那股子认真劲儿恰如有些人对待吃饭、读书或者上教堂一样。每次角斗，他都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不过，其他公牛并不怕他，因为他们出身高贵，所以不怕他。但他们不愿惹他，也不愿同他角斗。
他并不是恃强凌弱或者心地邪恶之徒，他无非喜欢角斗而已，好比人们喜欢唱歌或者当个国王、总统什么的。他从来不思考。角斗是他的职责，他的义务，他的欢乐。
他在多石的高地上角斗，他在软木树下角斗，他在傍河的绿茵茵的牧场上角斗。
他每天从河边走十五里路去高高的石地，跟所有正视他的公牛角斗。即使如此，他从来不发火。
那么他的命运如何呢？主人心里却在犯愁，为的是这公牛与其他公牛角斗耗去了他大量金钱。每头公牛价值一千多元，可是，同这头伟大的公牛角斗后，他们的价值落到二百元以下，有时甚至更低。
为此，主人决定不把他送去斗牛场受人屠宰，而是让自己所有的牲畜承袭这头公牛的血统。于是，他选定他作种牛。
不料，这是头古怪的公牛。他们把他迁到牧场，与育种的母牛一起生活。他一眼看中一头年轻、漂亮的母牛。与其他母牛相比，她更加苗条，肌肉发达，皮毛闪亮，活泼可爱。他无法角斗，便索性爱上了她，对其余的母牛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一心想跟她待在一起，其余的母牛对他来说不屑一顾。
养牛场的主人希望公牛会回心转意，学得乖点，或者有所变化。可是，这公牛始终如一，他爱恋自己的情人，情深意笃。他一心想跟她在一起。
于是，主人把他和另外五头公牛送去斗牛场处死。这一来，公牛起码能角斗一场了。他的角斗非常精彩，人人都表示赞赏，杀死他的汉子表示格外的赞赏。角斗结束后，杀死他的、所谓的角斗士的汉子身上那件紧身短袄全湿透了，他十分口渴。
“这牛厉害极了。”斗牛士说道，顺手把剑递给掌剑者。他握剑时剑柄向上，勇猛的公牛心脏的血顺着刀刃往下淌。
这公牛再不会有任何烦恼了。他的尸体正由四匹马拖出斗牛场去。
“是啊。他就是维拉梅耶侯爵不得不干掉的那头公牛，因为他忠心不二。”无事不晓的掌剑者说。
“也许我们都应该忠心不二吧。”斗牛士说。
（郑达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