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袁世凯加紧了帝制活动，进一步掀起尊孔狂热。关于祀孔问题，他特别发出指示说：“孔子赅百家之精，立人伦之极，有国有家有身者率其道则治而存。违其道则乱且亡，断无废祀之理。此次议礼仪节，似应与祭天一律，方晤隆重。”
1月29日，政治会议据此议决：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与祭天一律；
京师文庙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由长官主祭。
袁予以批准，通令全国执行。祭祀孔子自汉初开始，以后历代尊崇，明清时礼仪兼备，至光绪末年升为大祀。袁世凯采取清末最高的礼仪，把祀孔与祀天放在同等地位，正如政事堂礼制馆所说，其“崇德劝学报礼于先圣者至矣！”
接着，政治会议提出将原有文庙一律规复尊崇，每县设奉祀官一员，管理庙务和祭祀，星期日开明伦堂，集合人民宣讲人伦道德，请袁饬各地方上官执行。袁立批转各地遵办。
2月20日，公布了《崇圣典例》，规定“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公爵岁俸银币2000元，爵位由宗子世袭；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世职，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衍圣公”每年祭祀公费酌定银币12000元，孔氏祀田由地方官清厘升科，概归国家征收，等等。
3月11日公布《褒扬条例》，凡“孝行卓绝著闻乡里者”，“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特著义行可称扬者”，“耆年硕德为乡里矜式者”。均在褒扬之列，由大总统分别给予匾额、题字并金质或银质褒章；愿建坊立碑者，得自为之。宣扬维护封建纲常名教。
次日，袁派梁士诒为代表到北京孔庙代行春丁祀孔礼，礼毕，梁演讲“圣道”，大讲孔子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5月，教育总长汤化龙上书，主张在中小学校修身或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
袁批：“卓识伟论，由部本斯旨详审修订。”
其后教育部通知各校照此办理。8月，礼制馆拟定《祀孔典礼》，颁布施行。
自公布《崇圣典例》后，孔令贻一再上书，恳请免提祀田，收回祭祀公费的成命，袁立批准。
所谓祀田，实际上是曲阜孔氏依仗历代封建王朝霸占的农民土地，最多时达100多万亩，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
民国以后，被没收一部分充作公田。
袁批准仍归孔府私有，实质上是反攻倒算。
9月25日，袁又发布祭孔告令，胡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为万世开太平”，“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
明令于9月28日中央与各地方举行祀孔典礼。9月28日，他身穿离奇古怪的祭服，亲率文武官吏，到北京孔庙行三跪九叩礼，演出民国以来第一次祀孔活剧。
不几天，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
11月初，参政院提出“宜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并附上具体办法6条，建议施行。
袁即通令各省“将此项建议案饬属晓谕人民，一面悬挂各校讲堂，刊登各课本简端，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
次年初，教育部拟定了一个提倡忠孝节义的施行办法。
袁照准，且批示：“初等小学应将《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学应将《论语》列入科目，俾资诵习，用端趋向。”
称帝的申告令
汉代以来的历代君主无不利用孔子的学说维护统治，哪一个皇帝上台，都要表示一下对孔子的尊崇，以此孔子的身价越来越高。
袁世凯如此热衷于尊孔，除适应反动地主阶级的要求以外，还别有一番用意在，这就是效法以往的封建君主，把“至圣先师”孔子当作敲门砖，去敲开当皇帝的“幸福”之门。
尊孔是当皇帝的先声，对此，资产阶级的报纸当时就有所揭露。
1913年6月25日，上海《中华民报》发表社论，指出袁发布尊孔令，目的是“因孔氏力倡尊王之说，欲利用之以恢复人民服从专制之心理”。
1913年11月29日上海《民权报》就袁授予孔令贻勋章一事发表时评，明确揭露：“何物魔王，乃因恢复帝制而竟仿行满清之故智乎！”
那么，袁世凯是如何利用孔孟之道为复辟帝制服务的呢？
第一，以孔孟之道为武器，恶毒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妄图从思想上动摇瓦解人们的民主信念，进而颠覆共和制度。
1913年6月22日的尊孔令中有如下一段话：“值此波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
1914年9月25日的告令又说：
“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士匪禽兽之国。……使数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之藩篱而维持不敝？”
“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苟有心知血气之伦，胥在范围曲成以内。”
“故尊崇至圣，……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群相兴感，潜移默化，治进大同。”
两个告令都集中攻击了资产阶级的一切要求和行动，统统咒骂为“诚邪充塞，法守荡然”，“纲常沦弃，人欲横流”。
诬蔑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是“不服从”、“无忌惮”。必须把这些东西遏止住，国才能“立”。否则就要“成为土匪禽兽之国”。用什么去遏止呢？就是“圣道”，用孔孟之道“以正人心”，把人们的思想纳入封建礼教的“正轨”。
在这里，他还为推行孔孟之道找了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即“政体革新”与“礼俗保守”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恢复发扬孔孟之道，是为了“巩共和于不敝”。
似乎他的心是再“纯正”不过的。但只要剥开表面动听的言辞，人们就不难发现这纯粹是个骗局。
他不允许共和制度下平等自由的政治原则存在，无疑是要搞封建专制独裁，还有什么共和之“不敝”可言！
意识形态总是和一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的，是为一定的政治制度服务的，先进的政治制度要求先进意识形态去促进它、巩固它，反动的意识形态要求反动的政治制度去支持它、保护它。推行孔孟之道，只能有利于复辟帝制。
袁世凯要人民“群相兴感，潜移默化”的目的正在于此。
第二，以孔孟之道为理论根据，直接加强专制独裁。
1914年袁世凯增修《约法》就是这样做的。
据约法会议呈称：“本会议此次增修《约法》，主旨所在，不外力谋国权之统一。以期巩固国家之基础。……中国有史历数千年，治乱兴亡之迹代各不同。然无论何种时期，其国家之能治与不能治，率视政权之能一与不能一以为衡。”
“是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微言大意，深入人心。……历稽史乘，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故虽易帝国为民国，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于议会者尚轻。”
“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全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
根据孔子“大一统”和孟子“定于一”的政府，约法会议将《临时约法》中“束缚”袁的条文一律删除，增添了许多加强专制独裁的内容，使袁成为事实上的独裁者。
根据同样的理论，约法会议还鼓励袁：“此后关于政务进行，但能挈总揽之实权，企国家于强盛，应请大总统远觇国势，俯察舆情，毋庸自远嫌疑，稍涉顾忌。”
叫袁只管放手专制独裁。袁世凯也确实是按照这种“圣道”精神，一步步把总统皇帝化的。
第三，以孔孟之道限制人民，要人民绝对服从他的反动统治，以便顺利登上皇帝宝座。
袁世凯非常强调提倡封建道德，把它看作国势兴衰的标准，经常叫嚷：“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人群秩序之常”，要人民“恪循礼法”。就任正式总统时他特别申明，国民必须具备四种道德——“忠信笃敬”。
次年，参政院建议以“忠孝节义为立国精神”。接着教育部搞了个提倡“忠孝节义”的施行办法。
他强调的是个“忠”字，突出的是个“忠”字，要求人们首先做到的还是个“忠”字。
既然如此，他应该是躬行实践的榜样了。事实上对清朝对民国他都是最不忠的。
为了窃取政权，他不择手段地大搞逼宫，对清王朝来说，他不是忠臣，是奸臣，理当列入“贰臣传”。
为了帝制自为，他无时无刻不在破坏颠覆共和制度，对中华民国来说。他是大奸元恶，丝毫谈不上忠于国家。
他大念特念“忠”字经，目的是要人民绝对忠于他。不过，他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说“忠于国家，非忠于一人”，给忠于个人蒙上了一层“忠于国家”的漂亮外衣。
而其真实含意仍是忠于他个人。因为在他的字典里，国家就等于他，他就等于国家。
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把国民党反对他个人的行动大骂为“破坏民国”、“谋覆国家”，即是他把自己同国家等同起来的最好证明。
关于这一点，参政院在提出的发扬“忠孝节义”六条具体办法中说得更为直接明确，恰好作为袁世凯大念“忠”字经的注脚。
它说：“大总统者，抽象国家之代表，非具体个人之专称，一经民意所属。即为全国致身之点，乃纯粹国民之天职，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无异效忠于国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国家之言相乱也。”
尽管御用机关把问题理论化了（这种理论是不值一驳的谬论），但它宣扬忠于袁氏个人又是何等的赤裸裸啊！
袁世凯有了“理论根据”，又进而向国民提出要求了：“须知积人成家，积家成国，由其道（指忠孝节义）而行之，即古所谓忠臣、孝子、节义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谓乱臣贼子、狂悖之徒。”
“臣”之上必有“君”，要人们做“忠臣”，即是要人们忠于他这个“君”。如果人们都懂得“忠君”的道理，做好“忠君”的思想准备，他不久君临天下当然就顺当的多了。
不仅如此，他还给国家规定了一条区分是非善恶的标准：“奉公守法者则为是为善，越礼犯义者则为非为恶”。即是说，按照孔孟之道的“礼义”去做，服服帖帖遵守“王法”，才算做到“是”、“善”；而反对封建礼教，抗拒他的反动“王法”，造他的反，就叫做“非”、“恶”，他就有理由专你的政，杀你的头。
总之，他今天当总统实行法西斯统治也好，明天当皇帝实行专制独裁也好，人们只能规规矩矩在孔孟之道的“正轨”上行进，老老实实服从他的统治，当个“忠臣”“顺民”，既不能“越礼犯义”，更不准“犯上作乱”。
在尊孔的同时，袁世凯大搞复古活动。同尊孔一样，复古亦是为当皇帝做准备的。
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首先被恢复。1914年2月举行第一届县知事考试，规定报考资格为三年法政学堂毕业，结果具有新知识的人大都落榜，录取的多是年过半百有政治经验的人。落榜的600多人给大主考内务总长朱启钤写信说：
“学生等经第一试、第二试揭晓后，多列前茅。孰意一经口试，大反前案，凡录取者尽是有经验之老人。学生等均以未曾做过前清十年亡国大夫，年龄未达50岁，离死期尚远，竟不能邀口试委员之青睐而概遭摈斥。
“夫政府既抱定用人求旧、力排新进之方针，即不应规定毕业资格。乃条例若彼，而考试若此，何以见信于天下？
“为此请求政府大发慈悲，将第一项资格删去，以免后来者再受其骗，寒士幸甚。”
袁世凯录取的标准不是新知识多少，成绩好坏，而是是否拥护封建专制制度。
一般地说，年龄越大，在清朝生活的时间越长，思想越保守，越容易接受封建制度那一套，越好驱使，录用他们对复辟帝制有利，故多取之。
年轻一点的人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学的又是新知识，思想活泼激进，控制起来较难，袁当皇帝难以指望他们，故不顾成绩好坏，一概摈斥在外。
封建时代的官制也恢复了。将军、左右丞、参议、行走等等为前清旧制，京兆尹、内史古已有之，巡按使、道尹古味极浓。
1914年7月，袁公布文官官轶，分为九等，即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还有什么同中卿、同上大夫之类。
从1915年1月1日开始，他按照九等官秩授卿，被授为上卿的只有徐世昌一人（后追授赵秉钧为上卿），授为中卿加上卿衔的有前清的老官僚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三人。
授为中卿的有杨士琦、钱能训、朱启钤、周自齐、孙宝琦、梁士诒、张镇芳、陆征祥、张謇、熊希龄等29人。
梁启超、施愚、杨度、孙毓筠一大批人被授为少卿，其中有些加中卿衔。上大夫以下，多至数不胜数。
有了卿、大夫、士，上边出现皇帝也很自然了。
1912年孙中山明令取消了“大人”、“老爷”称呼，有官者以职称，无官者以“先生”或“君”称。
袁最讨厌“先生”称谓，禁止各军事机关再用。1914年3月公布《觐见条例》，恢复了前清的“陛见”制度。
各省大员来京和新任命的特任、简任、荐任各员均要按照一定程式“觐见”。袁带头作俑。其他人员仿效面行。旧官场的一切很快复活了。
袁世凯复古，突出表现在祭天上。
在封建时代，皇帝自称“天子”，以此表明他是代表天统治人民的，统治权系天授予。
因此，皇帝每年祭天。政治会议开始后，他就提出祭天典礼咨询案交付议决。
政治会议认为，礼莫重于祭，祭奠大于祀天，应定为通祭。大总统代表国民致祭，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致祭，国民各听家自为祭。
京师祭所在天坛，祭期为冬至，祭礼用跪拜，祭品用牲牢。
1914年2月7日，袁下令说：“祭天之礼，自古攸隆，有其举之，莫敢或废。”
马上批准，并让内务部搞一个关于祭祀用的特别冠服和祭礼、祭品的详细规定，届时应用，垂为令典。
同年12月20日特发布祭天告令如下：“特牲之篇，著仪于《戴记》，圜丘之制，辨位于《周官》。钦若昊天，亭毒万物，粤稽古训，祀事孔昭。
“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去其礼。
“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因疑配祖为王者之私亲，转昧报本为人群之通义，使牲牢弗具，坛遗为虚，甚非所以著鸿仪、崇盛典也。
“且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观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主精神隐相翕合……本年12月23日为冬至令节，应举行祀天典礼。……用扩古义而答洪庥。”
袁世凯对于祭天这种明显的复辟活动，居然也能同民国挂起钩来，把“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说成是“尤与民主精神隐然翕合。”
既然如此，他这个“今之莅民者”无疑亦可“称天而治”。
那些“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的人，根本不懂得“报本”——报答“上帝”，不懂得“天下为公”是什么意思，毫无道理。
“且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他一贯自称“代表四万万人民”，他想做“天子”，就是“民之所欲”，“上帝”必定会欣然同意。
一篇祭天告令简直成为他必须称帝的申告令了。
冬至这天，即12月23日，从新华门到天坛的必经路上，黄土铺满了地面，摊贩全被赶走，任何人不得停留。
天坛周围和沿街重要地方，几千名士兵布好了警戒，袁世凯乘坐汽车从总统府驶向天坛。在车前车后骑马扈从的是步兵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总统府总指挥使徐邦杰，另外还有许多骑兵卫士簇拥。
车到天坛门外，换乘四角垂着络缨的双套马朱金轿车，至昭亨门外又改乘竹椅显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