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次对外用兵均获得胜利,使武帝的威望提升了,在朝廷上也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他遂放开手脚,开始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汉武帝的改革,主要目的是削弱地方,收权中央,以巩固皇权,加强封建集权统治。要完成他的目的,第一步就是削弱相权,把统治中心从“外朝”改为“内朝”。
汉乐府
元狩三年(前120),汉武帝设置乐府,令司马相如等作诗赋,以宦官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授2 000石印,掌制乐谱、训练乐工、采集民歌。乐府始创于秦,与掌管庙堂音乐的“太乐”并立。汉武帝时,为“定郊祀之礼”,大规模扩建乐府机构,对郊庙礼乐进行了重大改革,乐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汉武帝建立乐府,目的是改革传统的郊庙音乐,用新声改编雅乐,以创作的歌诗取代传统的古辞。所以,乐府的任务就是采集各地的民歌来创设新声曲调;选用新创颂诗作歌辞;训练乐工、女乐进行新作的排练。乐府经武帝扩建发展,兴盛一时,之后便日渐衰微。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出于财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乐府编制被削减;绥和二年(前7年),汉哀帝终于下令撤销乐府。乐府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被撤销了,但由于它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六朝时人们已将乐府唱的“歌诗”也称为“乐府”,与“古诗”相对并举,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为词、曲的一种雅称;所以,作为文学体裁的“乐府”却流传了下来。
汉初,丞相均由功臣封侯担任,地位极尊,权力甚重。武帝亲自主持朝政后,有意改变丞相位尊权重的传统。他频繁任免丞相,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2人。除4人在任上正常死亡外,其他的或被免职,或获罪自杀,或下狱处死。朝臣对丞相一职,避之唯恐不及;当被封授丞相时,更有痛哭流涕、力辞不任之人。武帝还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拔人才,给侍中、常侍等加官,让他们出入宫禁,侍从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这些近臣,相当于皇帝的宾客、幕僚。皇帝信任的高级将领,如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也往往参议机要。相对于以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为首的“外朝”行政机构而言,皇帝左右亲信人员构成的这个班子称为“内朝”。重要政事,先由“内朝”在宫廷内做出决定,然后让“外朝”官员去执行。“内朝”地位日益重要,凌驾于“外朝”之上,实际上是皇权的进一步加强。
这是对中央政府的改革。而对地方,武帝继续压制国王、列侯们的势力。元朔二年(前127)正月,他接受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允许各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也可向朝廷申报,割出一块领地来封其余的儿子为王或侯。这样一来,原本较大的王国被逐渐分割为许多小王国,诸侯王国再不能“连州跨郡”,形成足以威胁中央政权的势力了。
元鼎五年(前112)九月,武帝借口列侯们献给朝廷以供祭祀之用的黄金成色太差,进行大规模搜捕、调查,总计削夺列侯爵位106人。文、景时代数次勒令回到封地,却总滞留长安,不肯成行,勾结官员,横行不法的列侯势力,至此几乎被扫荡一空。
元封五年(前106),武帝初置刺史。他将全国分成13个监察区,称为“部”,每部任命一名刺史(京城及附近地区的刺史称为司隶校尉),对地方上的官吏和豪强进行监督。
不但在行政制度上中央集权,就连学术思想层面,武帝也要求获得全国的统一,是谓“大一统”。董仲舒曾上书说:“我认为对于学习非儒家学说的人,全应堵塞他们当官的途径,这样则各种邪说可以平息,政令可以统一,法令可以清明,老百姓也知道要跟随谁了。”于是武帝改变高祖以来黄老立国的传统,利用董仲舒的学说,将君权神化,同时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甚至定儒学为官学,以达到全社会思想统一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