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的创立者要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确立国号（朝代名称）。说到用“大明”作为国号，朱元璋着实下了一番苦心思量。
著名史学家吴晗在其著作《朱元璋传》中认为：大明这一国号源出于明教。明教，又称摩尼教，本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唐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因其崇拜光明，所以又称明教。明教宣扬，明王出世会改变不理想的现状，不久以后人们会过上好日子，这对那些受到压迫和剥削的百姓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元朝末年，明教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广大穷困农民间进行传教，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明教的首领彭莹玉在淮西传教，宣称明王就要降临，要求信徒们做好相应准备。
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征召15万农夫兴修黄河水利。河北的韩山童派人事先在河道中埋下了一个独眼石人，上面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字样。石人挖出后，人心大乱。韩山童趁机联系刘福通等人准备起义，同时推举韩山童为明王。后来韩山童被杀，刘福通拼死突出重围，并率众夺得颍州等地，站稳了脚跟。随后刘福通扯起倒元大旗，并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了龙凤政权。朱元璋原属的红巾军郭子兴部当时是归刘福通指挥的，所以朱元璋名义上是小明王麾下的部将。后来朱元璋曾命部下廖永忠迎接小明王到自己的军中来。途中，小明王忽然“落水而亡”，想必是与朱元璋脱不了干系的。
朱元璋手下的将士由红巾军和儒士两大派系组成。红巾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从淮西出来的，受过彭莹玉的教化，其余都是郭子兴的原部、小明王余部和其他明教教徒。小明王已死，因此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名正言顺的，而且这同时表明了朱元璋就是明王临世，具有道义上的唯一的合法性，更迎合了广大的民心。另一方面，从儒家角度来讲，明字代表着火和光明，分开来便为日、月二字，代表着阴阳和谐，万世长存，既吉祥又神圣，儒士们当然也十分认可和赞同。
朱元璋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运筹帷幄、决断果敢，然而在定都的问题上却长期处于犹豫之中，并为此忧烦不已。
朱元璋的帝业是从应天起步的，这里是六朝古都，北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属于“形胜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应天处于江浙的富庶之地，纺织业、盐业等都很发达，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自古就有“龙蟠虎踞，帝王之都”之称。加上跟随朱元璋创业的又大多为江淮子弟，不愿远离家乡，所以在朱元璋称帝之时便选择了应天作为国都。
然而随着统一进程的深入，朱元璋统辖的区域已从江南扩大到全国的广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都城的设立就要从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这个角度来重新考虑了。当时对明朝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元朝残余势力（史称北元）。北元虽已逃到漠北，仍保持着较强的军事力量，并且经常南下侵扰明朝边境。为此明王朝必须在北部边境驻扎重兵，以利防御。应天远在长江，朝廷无法及时有效地统辖和指挥这些部队，而如果将军队交给边关将领，又容易造成边将拥兵自重、军阀割据的局面。于是朱元璋渐渐产生了把都城迁至北方的想法。他首先考虑的是地处中原的开封（汴梁）。朱元璋实地考察后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在军事上无险可守、四面受敌，比较之下还不如应天。但他鉴于当时用兵西北，需要有一个军事补给站，因而在这年八月下旨，改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又召集群臣商议重新设定国都的问题，结果选定了前据长江、后靠淮水、地势险要、运输方便的临濠作为中都，并随即开始动工修建城池宫殿。此工程从洪武二年（1369）九月开始，到洪武八年（1375）仍在进行之中。但是，这个决策一方面直接违背了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另一方面也遭到了浙东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上述情况终于使朱元璋于中止了中都临濠的修建。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别无良策，只好颁诏改南京应天为京师。至此，经过十多年的周折，国都总算初步确定下来。
朱元璋如此煞费心机地选择国号和都城，其根本目的是希望大明王朝能够兴盛不衰，传承万代。同样，为了这个目的，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强力而有效的措施来强化君权、巩固统治，这也使他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强权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