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帝斗争上，阎锡山也有不俗的表现。他1932年重新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就向国民政府要求拨精兵十万收复锦州，并建议中央政府加强国防建设，以御外侵。1935年在日本策划“华北事变”，多次邀他出任“华北五省自治联合政府”主席时，他“不为所动”，均予拒绝，使日本阴谋未能得逞。阎锡山的“深明大义”，蒋介石颇为欣慰。其后不久，鉴于绥远形势日紧，阎锡山遂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并于1936年冬，在蒋介石的支持和晋绥军的英勇作战下，对进犯绥东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取得了绥远抗战的伟大胜利，对全国人民以极大鼓舞。之后，他又同意组织抗日民众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抗日民众武装“决死队”。在日军进攻山西时，他不仅热情欢迎八路军三师主力进入山西，奔赴前线作战，而且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共商御敌方略，相继组织了“雁北会战”、“忻口战役”。特别是相持近一个月的“忻口战役”，给气焰嚣张的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美梦，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虽然与日本加紧了勾结，但同时也还多少地同日军作战。并且，在日军的种种威逼利诱下，阎锡山虽然有所屈服，然而，他到底也未向日本投降。他在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确属不易。
与此同时，阎锡山自1912年主政山西后，就对治理山西予以了极大关注，尤其是在振兴山西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倡导的“六政三事”，他制定的“厚生计划”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等对于山西的农业、工业、商业贸易、财政金融和交通运输的发展，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抗战爆发前山西的粮、棉、油等农副业产品的数量所以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北实业公司”所属30多个工厂，其资本投入的总量、机械制造工人的数量、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以及“四银行号”的资本总数，所以能在全国占有那样大的比重，具有那样高的地位；同蒲铁路所以能凭一省之力，在短短的4年多时间里就全线竣工，创造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几个奇迹等等，都与阎锡山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建设，不仅在当时就对改变全省经济落后面貌，保护民族工业，加强国防和反抗日帝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山西工业和铁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阎锡山在发展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上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他通过各种途径促进科技研究发明等等，对于推动全省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都有着很大的贡献。至于阎锡山实施的“用民政治”、“村本政治”，从国家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并有序活动的角度而言，也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但是，阎锡山对于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阻挠与破坏行为，也是十分明显，毋庸质疑的，造成他种种过与非的原因，以其个人的素质品行、个性等等为由，是解释不通的，这与他对中国社会进步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样，也不能以此作为解释。究其根源，则是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阶级属性使然。
中国的资产阶级或曰大资产阶级，它所代表的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属于剥削阶级。它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由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但是，在中国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它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它有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阎锡山起而举行太原辛亥起义，出师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对日本的侵略予以顽强抵抗，正是其革命性的表现。然而，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都先天不足，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上，往往表现出动摇性和不彻底性。阎锡山对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的卑躬屈膝，趋炎附势，他在“十二月事变”后和日本的加紧勾结，解放战争中和到台湾后向美国的乞援求助，也正是其向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屈服妥协的表现。
这种屈服妥协，对于中国社会的前进发展自然危害不浅，但比较而言，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种种行经，则可说是其过与非的最主要表现。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即已开始，之后，日益加深。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他就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北伐战争开始后，他迟迟不予“易帜”，不就任广东国民政府委以的“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就是因为他认为广东国民政府是亲共的，亲苏的，而当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残杀共产党人后，他便很快表示了对蒋介石主持的南京政府的拥护，不仅易帜，在全省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并就任了南京政府授予的“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一职，而且，紧随蒋介石之后，在山西大搞“清党”，甚至为了对付共产党，阎锡山还置北伐大局于不顾，劝奉系军阀张作霖“联蒋讨共”。这说明阎锡山是把共产党一直视为主要敌人的，也说明阎锡山对封建势力的妥协。
经过北伐战争，国民党建立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后，对共产党的压迫更加严重，阎锡山为了支持蒋介石的“以党治国”，不仅派出军队先后去南方和陕北，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而且在省内加紧组织反共武装和反共政治宣传，直至设置重重障碍，阻挠红军东征。“7·7”事变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阎锡山虽然曾与共产党积极合作，对日军的进攻予以了有力的抵抗，可是，当抗战形势发生变化，日军将其主力用于共产党八路军，而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后，阎锡山即反友为敌，对共产党进行种种限制、打击，直至发动“12月事变”，此后又认敌为友，与日本加紧了勾结。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中国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的另一种属性。也说明一旦帝国主义放松对这个阶级的压力后，它就要把进攻的矛盾指向它的“宿敌”。这也是为什么抗日战争刚一结束，民族矛盾已然解决后，阎锡山便迫不及待地要调遣重兵向上党解放区进攻了。他为了实现其对山西专制独裁统治，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拼死抵抗，虽然屡战屡败，依然顽固坚持，甚至采取“三自传训”、“总体战”等法西斯手段，进行最后的挣扎。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人民解放战争的狂澜巨卷，终于冲破了他经营多年的太原老巢。尽管如此，阎锡山仍不甘心，在广州组阁后，还费尽心机，想挽救残局，东山再起，但却终归徒劳。飞抵台湾后，又惨淡经营数月，虽不得已卸任，依然以反共复国为己任，并憧憬着他的大同世界，设计着对未来中国的改造。
阎锡山反共的历史不谓不久，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算起，到1960年他去世为止，长达40余年。他反共的立场也可谓十分坚决，矢志不逾。他反共的思想、理论、策略、方针、经验等，也确实表现不俗。与他同时代、同阶级、同政党、同官阶的人相比，阎锡山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因此，他无愧于“反共老手”这个称号。纵观阎锡山反共防共的所作所为，可以发现，他反共防共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较少感情色彩，而理性的成分较多，他虽然也骂过“共产党杀人如麻”，“共产党是九条尾巴的狐狸”等等，但他思考得更多的是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根源，以及怎样反共、防共这些具有一定理论和策略意义的实质性问题。阎锡山反共的特点，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不只着眼于现在，同时立足于历史和未来。这从他把共产党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未来大同世界联系起来观察问题的视野上来看，即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特别是他反复强调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错误及其一直宣扬的“大同世界”，“公道主义”等主义，居心更为阴险老辣。他如此做法，其实就是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不仅想让当时的人们消除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信仰，而使人们深信他的那些主义才可以救人类救世界，而且还想让以后的人们也是这样，从而彻底根除共产党的根苗，而让他的主义永世长存。这不能说阎锡山在反共问题上确实高瞻远瞩，有着一定的战略眼光。二、不是仅止于表，同时还深及于里。阎锡山对共产党的“危害”的言论，可谓多多，他在进行种种污蔑的同时，对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弊病，从原因上进行剖析，并且有针对性的开出了他自以为是的根治这些弊病的“药方”，以此向人们说明共产党产生的原因和怎样才能有效地防共反共，从而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如与山西一河之隔的陕北，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蓬勃开展时，阎锡山就向其部属说，穷人所以跟着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给了他们土地，他们不再受地主剥削了，因而他要地主们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分给穷人，后来又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三、不是只限于点，同时扩展到面。共产党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实际上开始了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的武装斗争。阎锡山虽然也竭力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以武力解决问题。但他从对军事“围剿”屡屡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更认识防共反共，仅靠军事，难以奏效，还必须从各个方面展开。他先是主张防共反共应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后来又系统地提出了“思想防共”、“主义防共”、“政治防共”、“组织防共”、“经济防共”、“民众防共”等理论。并且为此而进行了种种尝试，采取了不少措施。阎锡山所宣扬的“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就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如此等等。正因为阎锡山在反共防共的问题上如此煞费苦心，深谋远虑，所以，何应钦也甚觉自愧不如阎锡山，说他“对反共认识至清，理论至精，有方案，有对策，有行动，有经验，尤为人所称服”。至今台湾有些人仍对阎锡山念念不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辛亥革命到大陆全部解放，在这近40年的风云变幻中，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可以说，阎锡山都参与其中，由于中国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内外矛盾重迭交织，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又都要按照自己的政治设计来改造中国，从而使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程变得十分艰难曲折。因此，对阎锡山在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中表现的优劣，在评判上也就有着相当的难度。以往大陆的有些论者，所以对阎锡山反共反人民的罪过肯定过多，而对其在反帝反封建上的积极表现肯定不多，甚或予以抹煞，在笔者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以说就是受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把是否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讲就是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作为了要求、衡量阎锡山的标准。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因为这不是阎锡山步入政坛后活动的整个历史，也不是自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运动的全过程。同时，更为严重的是，采用这个标准，实际上等于是否认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否认了阎锡山是资产阶级中人，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及其属性。而这又恰恰是阎锡山表现出的种种功过是非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只有历史地、全面地考察阎锡山，才会对他的功过是非做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判。
总之，阎锡山的一生，有功有过，有是有非，并且其是非功过都还相当明显，对于他的功过是非的评判，实际上，也是我们对中国社会这一段历史应该如何看待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