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扩大人民民主，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当时那些纲领性的法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的。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董必武在八大的发言中全面地阐明了建国以来，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成就和当前的任务。他说，开国7年来，我们已经制定了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和许多重要的法律、法令、法规。现在的问题是，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也还有许多法规由于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应该修改的还没有修改，应该重新制定的还没有重新制定。同时，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也还存在着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他强调，当前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就是要“依法办事”。为此，必须做到“有法必依”。一方面，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重要的法制规定出来；另一方面凡属已有法律规定的，必须遵照执行，反对一切不接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为了扩大人民民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应该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这个方针，周恩来作过多次说明。1956年5月，他指出：只要都为社会主义服务，有几个党没有坏处，因为有不同的党就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同年7月，他又说：我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过“两个万岁”就是指共同存在的意思。共同存在，可以起互相监督的作用。能听到不同意见，有助于我们党前进，不会停止，不会蜕化。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明了各民主党派的性质。他说：“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他批评了一部分党员不愿意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有事不同他们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等宗派主义观点。强调切实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就可能实现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最广泛的爱国主义团结，使各方面的爱国人士都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此外，1956年4月，党中央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扩大民主的方针。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党中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党的科学文化工作的方针。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在八大作出的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决策的基础上，1956年底到1957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战略思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要把我国在经济上由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同时，在政治上把我国建设成具有高度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八大决定的这一系列重要的战略决策，无疑已对苏联首创的社会主义模式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是党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第一批重要的成果。
未写“毛泽东思想"的原委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邓小平在《关于修改的章程的报告》中有如下一段话。他说：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领袖对于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在中共八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无疑与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错误有关。但是，八大主要是说明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并不认为党内存在什么个人崇拜的问题、倾向、苗头。在八大预备会议期间，代表中有些人在讨论八大各项文件草稿时，都曾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就各代表小组对党章修改意见作说明时，明确回答说，有些人提出了个人崇拜问题，实际上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早就解决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可估价的．在危险关头挽救了革命。能不能说因为大家尊敬毛主席就是个人崇拜呢?不能。可见，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与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绝无干系。
历史事实是，不提“毛泽东思想”是50年代初期毛泽东本人提出的。按时间顺序，我们见到毛泽东的批语。有：第一，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政：一、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二、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同时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第二，1953年4月10日，在同年4月3日董必武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会的问题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上，毛泽东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第三，1953年5月24日，在同年5月15日萧克为报送经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毛泽东指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第四，1953年8月14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总顾问罗责波、副团长邓一凡的电报稿中有一段话，原文是“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和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毛泽东审阅时将这句话中“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并批示：“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正是根据毛泽东上述一系列指示的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4年12月5日向党内正式下达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解释的通知))o通知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毛泽东在批发这个通知时，又在末尾加上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此后，陈伯达为纪念中共30周年而作的《论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在重印时也正式改名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这样，在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个问题上，党内的思想就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以上表明：第一，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早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斯大林还健在的情况下，由毛泽东本人在1952年9月25日的指示中正式提出来的。第二，从毛泽东一系列批示的内容看，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主要考虑的是：一、“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在对外宣传上把两者并列起来，容易引起两者有不同内容的误解。二、把中国党及其领袖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恰当地位，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但不宜同马列主义并列；作为中国党的领袖也不应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平起平坐。三、避免把“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运中强加于人。这二、三点在毛泽东1953年8月14日对中共中央给罗贵波、邓一凡的电报的修改中，体现得更为直接、明确。第三，不难看出，教育中国党把自己摆在马、恩、列、斯学生的地位，保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是毛泽东提出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的重要出发点。当时，全党也正是这样来理解和接受的。由此，到八大时，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也就完全顺乎自然，没有人提出异议了。
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是执政后达到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政治上消灭了阶级和剥削，人民获得了解放；经济上，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自“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思想文化战线也日趋活跃。人们充满着对共产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毛泽东个人的威望也由此而达到了顶峰。
(林蕴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