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泽东在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八大以后，关于这个问题又发生了一场争论。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1957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提出，1956年成绩是有的，但肯定是冒进了。鉴于这种情况，1957年的经济计划应当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而毛泽东却认为，1956年的经济工作，不正确的部分不到“一个指头”。他主张1957年的预算指标可以高一点。与会者大都认为l 957年的经济建设宁肯慢一点，稳当一点，赞同周恩来提出的方针。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反对这一方针，但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强调：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是做了个妥协。此后，中央和国务院按照八届二中全会决定的方针，对1957年的经济计划作了调整，并在全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从而使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在整风运动期间，有些党外人士对1956年的冒进也提出了批评。这种意见后来被当作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右派言论”。毛泽东认为党内1956年的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从而更加相信反冒进是错误的。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明确地批评说，去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还想恢复。并讲道：“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公布农业发展纲要40条，并对讨论这个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会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也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个设想年底在国内公布后，“15年超英国”的口号迅速响遍全国。
1958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提出，我们“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
在1958年1月和3月先后召开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了周恩来、陈云等1956年发动的反冒进。他指责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甚至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了，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反驳了张奚若、陈铭枢等人关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的批评。他说，我们就是要好大喜功——好六万万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就是要急功近利；过去不轻视不行；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批判反冒进的过程，就是发动大跃进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酝酿制订总路线的过程。后来，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曾经回忆说，如无南宁会议，就搞不出总路线来。经过这些曲折，1956年小跃进，1957年跃退，经过比较想出了一条路，叫总路线。
南宁会议后的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就指出：“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党搞建设的一个路线。”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在这次讲话中，开始把这12个字的提法概括为路线。
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正式地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得到了会议的一致通过。这样，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就确定下来了。提出总路线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首先，这条总路线鲜明地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就这点来说，它是坚持了八大一次会议的正确路线的，是八大前后明确提出的党的主要任务已从革命转变到建设的正确战略思想的继续。然而，八大二次会议在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同时，又正式肯定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观点。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本来，主要任务总是解决主要矛盾的，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但在这里，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却脱节了，反映了党的指导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次会后不久，新华社编发的《内部参考》上反映各地学习这次会议文件的问题中，就提出了“为什么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不一致?”的疑问。毛泽东看到后很重视，将此期内参批给陈伯达，经他约定康生、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几位同志对此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然后和我谈一次”。此事后来下文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它反映了毛泽东当时也注意到了这个矛盾现象。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这种矛盾，就使得党不可能集中全力，聚精会神地搞建设，发展生产力；也就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
其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这也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可以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感受。因此，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确实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同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高速度的指导思想结合在一起，把“一天等于20年”等浪漫主义的口号当做现实的可能性，脱离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结果，不能不事与愿违，不但没有加快，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出现一次大的曲折。
再次，总路线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意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这种主观能动作用限制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这种要求并没有什么错误。鼓励广大干部和群众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振奋精神，力争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得快一些，这也是应该的。问题是当时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浪潮下，领导和群众都有些头脑发热。对经济建设的规律了解和尊重不够，以致出现了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带有浓厚唯意志论色彩的口号；甚至大批所谓“唯条件论”，根本否认客观条件的制约；认为只要依靠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通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这就不能不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对于这些不科学的口号和群众运动中的混乱和偏差，毛泽东也不是根本没有觉察到。但是他认为这些是群众运动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也不是事物发展的主流，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保护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干劲是最重要的。他担心公开出来纠偏，就会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就会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在1959年曾说过，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来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他的这种看法并不恰当。实际上，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虚假做法，只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终将真正损害群众的积极性。1959年5月，陈云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高指标的教训时就说过，“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刘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最后，还有总路线的核心内容“多快好省”的问题。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指出，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诚然，多快和好省是可以互相制约的。如果全面地理解宣传和贯彻执行，情况会要好得多。可是，在当时大跃进的气氛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在解释和宣传总路线时，都只强调它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实际上，“多快”压倒了一切，“好省”完全被忽视了。特别是，毛泽东把哲学上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概念简单地搬用到经济学领域，以事物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个哲学命题为根据，强调要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以此来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进而把发展国民经济要保持综合平衡的客观规律看成“消极平衡”、“庸俗平衡”，要求人们“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所谓“积极平衡”。这实际上是提倡可以人为地任意打破平衡，搞不平衡。综合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要求被否定了，从而为打破常规，不切实际地定高指标，搞高速度提供了理论基础。 此外，八大二次会议还制定了总路线的基本点，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以及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这些原则固然可以说是八大路线的继续，也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把这些要求同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等理论结合在一起，同“不断革命”和“积极平衡”等口号结合在一起，同依靠群众运动，仅凭主观努力，“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等要求结合在一起，实践的结果，却从根本上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甚至走向它的反面。
从以上的简略考察来看，对1958年的总路线应该一分为二，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党的总路线最重要的内容是要明确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1958年的总路线把建设社会主义做为中心任务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它的正确性是不能否定的。当然，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使它在实践受到很大干扰，未能正确地坚持下去。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实际上取代了总路线的地位，原来的总路线则降为只管经济建设的路线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把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完全统一到阶级斗争方面，全力去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可见，主要任务和主要矛盾的脱节只能是暂时的，二者迟早要统一起来。不是统一到正确的基础上。就是统一到错误的基础上。这是教训之一。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根本目的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这确实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是美好的、善良的，也是不容否定的。但是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不仅没有使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而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出现了动机和效果不一致、好心办坏事的局面，这是教训之二。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从原则上来说，也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由于强调得过了头，越过了真理的界限，结果走向反面，正确变成了谬误。这是教训之三。
(周承恩)
